中国经济状况|恽代英

中国经济状况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我们说，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了，我们试大略观察中国的经济状况，便可知道决不是过甚其辞的话。

　　中国人口是向来无精确统计的。就可考者言，十七世纪（顺治康熙时），中国不到二千万人，十八世纪末（嘉庆初年），增殖至将三万万人，十九世纪初（一八三五年即道光十五年），即达四万零四百九十余万人之数，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情形。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开关商埠，且与以各种商业上的便利，洋货入口激增，农村手工业大受打击，南方农民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甚，人心摇动而思乱，于是发生太平天国十五年（一八五〇年即道光三十年至一八六五年即同治四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人口减至二万三千余万。自此经过四十余年，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民政部调查全国为三万四千余万人。去年海关调查十八省与东三省共四万四千余万人；此外，蒙古约二百万人，西藏（包括川西，青海）三百余万人，新疆约二百万人，海外华侨约八百万人；总计全人口约四万六千万人，仅略超过鸦片战争以前之人口数目。近代各国人口之每年增殖率，除法国及少数落后国家外，多在千分之十左右；依此比例，假使非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引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国今天应有七万万以上之人口。据外国在华医士意见，中国人每年生产率在千分之五十以上；然因投弃胎儿与死亡率高，人口之增殖并不比他国为速。所以多投弃胎儿与死亡，皆因人民贫乏无养育或医药费用，而政府又绝不举办公共卫生恤贫育幼等事业之故。

　　中国人口，农民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民国六年调查，除蒙藏青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不计外，农民有四千九百余万户，约二万七千万人。上述农民中，种十亩未满的一千七百万万户，居全数百分之三十六；种三十亩未满的一千三百余万户，居全数百分之二十八；合计种田不及三十亩之贫农为一万六千余万人，再加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处，此等贫农当占全人口半数以上。每亩农产物收种量，民国三年平均产米三石六斗，麦九斗余。依当时出口价计算，米每石四元余，田三十亩所获不能满五百元，麦每石约三元，田三十亩所获仅八十余元。以此供五口之家的生活费用，已非易事。至民国七年以后，因贫农资本缺乏，耕耘施肥之不足，与水旱灾歉之频仍，每亩平均收获米减至一石六斗，麦减至六斗余。依此时每石米五元余麦三元余计之，田三十亩种米所获仅二百五十元，种麦所获不足五十元。北方农田收获量少于南方，如民国七年，每亩在南方产米一石余（江西福建可产二石以上），产麦一石左右；在北方（除新疆）则产麦常在一石以下，直隶奉天仅四斗余，吉林黑龙江仅二三斗，察哈尔仅一斗八升，产麦常不过六七斗，山东甘肃河南察哈尔仅三斗余，吉林仅二斗六升。就北方收获少的地方言之，有田三十亩所获每年不过二三十元，加以各种菜蔬饲畜副业之所得，亦决无法可以供五口之家每年生活费用；而有田不及十亩的人，其贫乏惨苦更无待言了。然而这所说还是自耕农的生活。民国六年调查，自耕农二千四百余万户，合佃农与半佃农言，亦二千四百余万户。佃农每年劳苦所得，对地主完租常须占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要完十分之七八，完租所余自然更无以养活自己。南方乡间每人生活，每年约须四五十元，北方农民生活更苦，然亦须二十元以上。农民田地少，收获有限，加以河道沟洫不修，每届夏令几乎必有水旱之灾，此外又有兵匪之蹂躏，商□之剥削，疾病死亡之意外担负；于是他们虽节衣缩食，被褐粗粝，且仍有不能支持之苦。为富不仁之徒，在乡村中乘机重利贷款于此等农户，而此种重利贷款更陷贫农生活于无可救药之境，结果他们只有弃其田宅化为兵匪流氓之一途。民国六年调查，全国荒地九万余万亩，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之荒地尚不在内。中国农民之奔赴都市为工厂工人的百余万人，化为兵士的一百六十万人，化为土匪及其他无业游民的更不计其数。苟非农民耕田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决不会听田地荒无而舍弃乡土另谋不可靠的生活的。（金陵大学农科某教授计算，自耕农每田一亩每年亏本十七元以上。）

　　中国工人合手工机器工计之，民国四年调查，有一千零七十余万人；其中在本国普通工厂的约六十万，在矿山的约五十万，在国有各铁路的约六万，总计中国产业工人可考的数目约一百二十万人，海员，兵工厂工人，外资工厂铁路工人，尚不在内。工人每日工作虽有极少数在一元左右的，平均不过二三角，其最少的，如河南制棉工人与直丝毛织物女工至多八分，山西制皮业与化学工业女工至多六分。民国六年，全国本国工厂雇女工二十余万人，工资通常较男工每日少一二角不等。童工在纱厂丝厂火柴厂最多，去年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员会调查，仅上海中外工厂即雇用十七余万人，就中十二岁以下男童四千余，女童一万八千余，他们的工资至多二角左右，火柴厂甚至用不满五岁之小孩做工，每日给以几个铜元。中国工人通常须十一二小时的工，女工童工亦须有与成年男工同样时间与劳苦的工作；甚至进食入厕的时间亦受资本家限制，资本家对于工人几乎有责骂，鞭打，开除，扣工资，调戏，狎侮的完全自由。对于规定最低工资率，工作时间标准，取缔工厂管理法，以及保护女工，限制童工，工人保险，失业补助，介绍职业等工业社会政策，在中国全无所闻；工人组织工会，为争自身经济利益而同盟罢工，许多人且认为是非法的事。民国十二年四月上海一般的物价，平均比民国八年高百分之十八，比民国二年高百分之五十七，单就平民饮食住宿费用言，今年比去年亦高出一半以上。然而各工厂每不肯加增工资，且利用中国失业之多，以减少工资或减少工人加多工作时间相要挟。民国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十一处工潮，百分之七十皆为要求加增工资；五卅以后，各地要求加增工资之工潮又蓬勃的起来了。

　　中国商业只有华洋贸易年年发展，全国商埠乃至穷县僻村，洋货店均成为商场的巨擘，而且有洋行设庄收买农产物运输出口。去年进出口总价十七万九千万两，比前十年增八万七千万两，比前二十年增十二万一千万两，这表明中国与外国商务上关系日益密切。就去年言，入口总价最巨的，饮食物有米谷，麦及面粉等一万余万两，糖七千万万两，烟草五千余万两，鱼介海味二千余万两；原料半制品有煤油五千余万两，棉花约五千万两，铁三千万余两，铜，木料，煤炭各一千万余两；制造品有各种棉布一万四千万余两，棉纱棉线，染料颜料与油漆，各三千万余两，机器及其零件，毛棉呢绒，纸及纸板，各二千万余两。以上入口货除糖及烟草，几无一非日用必需之品。出口总价最巨的，只生丝一万四千万余两，豆及豆饼一万二千万两，植物油四千万余两，茶叶，生皮，骆驼毛羊毛，各一千余万两。以上出口货多系奢侈品或原料肥料，远不如入口各货性质之重要。我们由此可知，中国因华洋商业之发展，社会经济已经有了大的变迁，洋货如潮水拥进来，使许多农民工人因此失了一切产物的销路，只得改营供给外人奢侈品原料肥料的副产事业；这一方使中国必须靠外人供给许多必要的货品，一方又使中国工人农民的生产事业完全陷于附属于外国的地位。近年来烟台因美国增税，发生数万工发纲工人之失业，大连于去年日本复征进口税则（地震后曾停止）时，八十三家油房有四十家歇业，这可为中国农工生计视外洋销场如何以决定其得利与否之例证。入口货去年超过出口二万四千万两，此等入口超过出口之数，常随华洋贸易之发展而日益增多，这更表明中国工人农民所能改营的生产事业，并不能与洋货夺去固有货物销场的程度相抵，所以必然有许多工人农民失了原来的生活而并不能另寻生活。入口超过出口的二万四千万两，便是说明因洋货输入夺去生计而无路可走的中国农工至少有数百万人。一般人怪中国兵匪流氓之多，其实这是毫无足异的自然结果。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洋油及各种洋灯，代替了中国工业大部分，外国棉纱货有很好的“乐观”，可是土货则完全失掉了他的销场。船舶出入各通商口岸的，去年与二十年前比较，轮船加五万余只，帆船减八万余只；此等输船载货，去年英轮较华轮多二千六百万吨，日轮较华轮多五百万吨；合各国轮船载货计之，华轮所载不及全数四分之一。由此亦可知中国航业上所受帝国主义之影响。此外内蒙古之畜牧业，鸭绿江渤海黄海之渔业，皆有外人与中国人争利而压倒中国旧有业主之倾向。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土货商人除了为外人代办出口货的以外，亦衰败下来了。只有为外人代销洋货与代办出口货的人，享受外国资本家利润之余沥，逐渐蔚为巨富，成了权力仅亚于军阀的买办阶级，他们有时并且可以在政治上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华洋交易频繁，银钱往来之事甚多，钱业与银行随之发达，本国主要银行资金达二万万元以上，民国十年盈余五百余万元。此等买办阶级与银行家每有投资经营工厂的，于是又有一般新起的国货商人。然而国货商人的势力还微弱得很，他们虽常利用各种“爱国”运动为他们自己的出品扩张销路，终究敌不过洋货的压迫；他们很希望排斥洋货与经济绝交等运动之成功，然而一方因经济的趋势，一方因与买办阶级本身利害的冲突，这种运动是从来没有成功的。（由民国四年至十一年，屡有排斥日货风潮，然入口日货由一万二千余万两进至二万三千余万两；现在在全国所谓“单独对英”经济绝交运动中，英货已经有逐渐恢复平常销路之倾向了。）

　　在这种全国受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之下，军阀于是可以利用失业农工，编为私人的军队，以割据中国，任意宰制一般人民。没有一个军阀不是大发其财的，他们卖官鬻爵，截扣解款，而且时时借口军队闹饷向人民硬敲数十百万的饷项（有时名为垫借，其实是一借不还的）。军阀中如李纯身后遗二百万元，群且称为廉洁；卢永祥败退上海，仅箱箧已数百件。其他以贪婪著名如王占元等，不言可知。一般政客官僚与军阀相勾结，亦可以任意私肥中饱，银行家更与他们互相结托，用重利借短期公债，并作出许多舞弊营私的事情，于是他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王克敏，周学熙，潘复之流，进为财政总长，退为银行经理；宣告下野的达官贵人，遁居津沪洋场，有款存于外国银行，均一生吃着不尽，他们有时亦以其赃私经营工业（如鲁大公司王占元股十五万元，靳云鹏股二十万元，此类之例甚多），以图立永久不败的基业。田地的集中，虽在有些军阀官僚“龙兴”的地方，是有这种倾向；然而因为农业之无利可图，这种倾向并不显著。民国六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处，有田百亩之农户，约占全农民十六分之一，民国十年，反减少只能占二十分之一。但资本的集中，民国六年在农商部注册的农业公司已缴资本一千余万元，工业公司已缴资本一万二千余万元，商业公司已缴资本二千余万元，水陆运输公司已缴资本三千余万元；总计此项资本比民国元年加增八千余万元。此等公司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十九个，总计将二千万元；资本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三十六个，总计一万二千余万元。民国九年中国资本及中外合资之工厂，注册的四百十八处，资本至一万五千余万两，其中用五百人以上之工厂九十八处，用千人以上之工厂二十五处。有人说中国没有资本家，这是没有长眼睛的瞎话。不过中国资本家在外资压迫之下，与产业上管理技术的幼稚，虽然他们托庇于军阀官僚的奖励保护，而且拼命剥削无组织无法律保护的劳工，究多不免归于亏折倒闭之途。近年纱厂以资本不足而抵押于洋商的甚多，中国惟一航行远洋的中国轮船公司前年已宣告破产，马玉山公司现又将停闭，招商轮船公司与汉冶萍公司每年亦亏折甚巨。本国产业既在如此可怜的状况中间，不但不能完全容纳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即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因此毕业后亦多无谋生之路。

　　中国人民生活上既已经有如上所述的穷窘受压迫的情形，然而他们在租税上面还有很苛重的负担。民国八年岁入除内债借款四万一千余万元，关税、盐税，田腻[赋]各约每年八九千万元，百货厘金以及各种杂捐杂税，每年收入五六千万元。关税本可以应国民经济与财政需要，对入口货酌量加减税率；然税卒[率]被帝国主义者条约所限制。盐税系加于日用必需品之重税，甚不利于贫民，且不产盐之十二省负担特重。田赋因田地□久未整理，绅痞与吏胥结托，为种种弊端，所以有田无税，有税无田，有力乡绅积欠久不清还的事，全国各地都有；结果，田赋亦惟贫农的负担最重；近年政府借口漕粮改征银元，每年增收数千万元，增加各种附加税又收五千万元左右，此加增贫农之负担更大。百货厘金及各种杂税杂捐，直接加之商贾，即间接加之一般购买商货消费的平民。我们假令照有些财政家的意见，以田赋，营业税（牙税，当税，烟酒牌照税），矿税，登录税（契税，验契费，注册费），印花税等为多半是税富人的，则民国八年总计不到一万二千万元；以关税，盐税，百货厘金，牲畜屠宰税等为多半是税贫民的，该年则总计在二万万元以上。中国一切国用，除官业收入及中央地方各项杂收入一千万元左右以外，均须仰给各项租税，而此种租税又十之六七取于全国贫民，这自然更使民不聊生了。关于此四万一千万元之支出，付内外债本利即需二万一千万元、超过总数一半以上；付军费又需一万六千万元，约抵总数百分之四十；此外尚有特别支出军费一万余万元。依旧可知即倾全国收入以付债款军费，且为数不足甚远，中国贫民节衣缩食以忍受各种苛重不公平的租税，不过好供国内外债主与军阀鲸吞狼咽而已。民国八年，全国教育费仅六百余万元，不抵所付债款三十分之一，或所付军费四十分之一；全国实业费仅三百余万元，更止教育费之一半。至于所有可称为带社会政策意义之费用，民国五年中央惟游民习艺所官医院传染病医院经费十三万余元，各省养济院栖流所医院善社赈恤赔偿禁烟防疫等经费，多者十五六万元，少者仅二三万元。中国贫民义务如彼之重，而权利如此之薄；若以与英国每年给老年与贫民补助金各二千万镑，美国给补助费二万五千万元美金的相比，才知道我们养老恤贫的“东方文化”，已经没有脸面与所谓“刻薄寡恩”的外国人争一日的短长了。

　　现在，在中国最跋扈的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军阀与买办阶级不过是他们所卵翼的附属品，官僚、地主、工业资本家与一切俸给生活者，又仅能托足于他们与军阀买办阶级的政治经济势力之下。帝国主义者用兵力与其他不正当之手段，使中国今日对他们负了十八万万元的外债，他们强迫中国开通商口岸约百处，束缚中国的海关税则，以确立他们在商务上的优势。他们用领事裁判权制度保护自己不受中国法律的支配，在中国京津一带及威海卫上海驻军队四五千人，又派遣军舰横行内河各地。他们攘夺了渔权，航权，路矿权，经营工厂权。外国经济势力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但入口货超过出口货数万万元，不但出入各口岸轮船超过中国自有的轮船三倍，在中国英日经营的纱厂机锭亦较多于中国工厂二十余万锭，外资与中外合资的矿所产煤额，较中国自己用新法开探的产额多四五万吨，铁路则除在外国管理之下的六千余里以外，中国国有铁路亦无一不与外资有关系。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压迫之下，已经似乎是病入膏肓，中国已经成了国际共同宰制的牺牲品了！

　　要救中国，要救我们自己，只有革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而且为大多数贫苦农工的利益，根本改正中国的经济现状。还有人要怀疑我们主张革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贫苦农工的利益，是有意捣乱煽动么？我只请大家看看我上文所述的事实，用不着多辩论罢！帝国主义及一般希图压迫贫苦农工的“爱国”志士，是很不希望人家看清楚这些事实的，他们只希望大家永远陷于谦恭逊顺或慷慨激昂的盲目感情中，于是乎人家便可以揭不穿他们的鬼面孔。他们说，帝国主义者并不曾压迫中国，中国的贫乏纷乱应怪自己不应怪帝国主义；他们说，中国没有资本家，中国的农民工人并不贫苦。让他们去创造学说罢！我们应当多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在情形，把这些实在情形暴露于全国民众面前，使每个人都可以拿这来与他们所说的鬼话一比较，那便他们的伎俩自然无从施展了。

　　上面的材料，凡有数目关系的，完全是根据下列各书：

　　恽代英文集7

　　以上除中国工人系转载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员会报告，前锋系转载去年报纸材料以外，其余各书著作人均决无煽动革命的思想，他们或者还是极端反革命的人，不过他们所供给的材料却很足以令我们感觉中国有非革命不可的理由。所以我们为中国的革命前途，还要感激他们供给了这些有益于宣传革命的材料。

　　载《中国青年》第一〇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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