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际与民族解放|恽代英

民族国际与民族解放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英：我现在有二个疑问：（一）现在自命为国民党正统派的戴季陶，主张什么民族国际，他的意义与作用，当然不问皆知；不过我觉得，第三国际实含有民族国际的意义，既是有这种意义，为什么不同农民国际职工国际一样的标明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主张第三国际实有组织民族国际的必要。但我的朋友驳我说：——“主张民族解放不过是我们的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我们的目的。”我对他的理由，完全同意，不过我又发生了一个疑问，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否在中国定先须经过民族解放呢？”（二）我这一月中，在军队中考查，觉得兵士完全是流氓，不能革命的：此种见解，是否得当？

　　于忠迪（广州）

　　忠迪：戴季陶的民族革命，误以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对举，其实压迫者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一部分人，根本无所谓压迫民族。我们应联合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被压迫阶级，组成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若认清无所谓压迫民族，则专联合被压迫民族为所谓民族国际，实无其必要之理由。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亦只是用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可误认为我们最后的目的。至于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先要求民族解放，决无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可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理。惟民族解放以后须若干时期始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则视世界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实力以为定。兵士完全是流氓，诚然，所以过信兵士可以革命是不对的。但你须知所谓流氓，便只是破产而流落的农民手工人或是普通农民手工人的父子兄弟，若我们确然了解革命可以救济此等农民手工人，或者可以使此等兵士有化为安居乐业的农民手工人的希望，此等兵士自然仍旧有化为革命的之可能。

　　代英

　　载《中国青年》第九十九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读者于忠迪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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