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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运动问题——答刘佩隆君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佩隆:你所说是很值得讨论的。像你所说的做去,本与我所指的想利用反动势力,想在军队中站[占]重要位置的人不同。所以纵然你所说的完全不错呢,兵士运动亦绝对不是可以无条件赞成的。

  至于你说我们不应怕军队里的恶习恐怖,不应怕人家捉去砍了头颅,不应怕兵士没受教育不易收宣传的功效,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我是十分佩服的。不过我愿意更勉励你的:革命者到了无可逃避的时候,固然不应畏难怕死,但亦不是无论何时不畏难怕死便够的。反革命派最恨我们要躲在他们不能逮捕的地方鼓吹革命;他们最恨我们偷偷摸摸的在他们势力范围中间,组织革命的小组;在他们逮捕我们的时候,他们最恨我们又偷偷摸摸的逃遁起走了。他们咒骂我们说,你们要牺牲,要流血,为什么又这样取巧而怕死呢?我们诚然要预备不幸而被他们逮捕去砍了头颅,但我们做事总要斟酌轻重缓急,决不肯送给他们砍了头颅以表示我们的勇敢。他们却很盼望我们要这样表示勇敢,免得他们时刻劳神要提防缉捕我们呢!你亦知道做运动要避免“上级官的疾视”,可知你亦不是无论何时都不畏难怕死的。

  我们最怕自己是虚伪是投机;若是真个努力于革命运动的人,要研究怎样避去那些无谓的困难与危险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你并不曾说出我们怎样能胜过兵士中的恶习恐怖,怎样在兵士中能收宣传的功效,怎样被人捉去砍了头颅革命就可以成功,所以我以为这是用不着多讨论的。

  至于我说要靠父兄妻子的劝导,亲戚朋友的督促,原意只是说要在人民中间造出一种革命的普遍要求:有了这样的普遍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使兵士受着薰染感化,我以为只有这才是捷径平坦的大路呢。现在一般人民虽然十分痛苦,然而他们还不知道痛苦的来原[源]。他们还不知道军阀的罪恶,更不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只是怪运命,只是怪人心不好,只是怪自己伙子里不争气;他们决不相信能有力量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更不相信打倒了军阀与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便会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样的社会中间,你们主张把几个青年加入丘八队里,便可以转移兵士的心理;你们不疑惑这才是崎岖逶迤的小路么?兵士固然痛苦,然而他的变态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他的变态心理了(最好参看朱执信著兵的改造及其心理,民智书局出版)。当了三天叫化子,不高兴再做皇帝。所以你要他们革命以后好回去作工务农么?这是不易令他们入耳的。你若不这样宣传么?那便你怎样劝他革命?我们以为先宣传一般人民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指出军阀的,尤其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人民的堕落都是受掠夺压迫以后的自然结果,我们设法团结他们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提出种种具体的政纲以指示革命以后的办法。用这引导而鼓舞一般人民,使这些比较易接近便于群众宣传的人民发生普遍的革命要求,然后全体一致的反映到军队里面去;这不比用少数人在森严的军令中间枝枝节节的奋斗,为易于收效多了么?农工散漫无组织,诚不足以言革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不散漫而有组织的产业,(铁路,矿山,工厂,)工人,我们要用各种方法促进手工业者与农民的团结。我们诚然不能容许武器在人家手里,但是非先能使一般农工人民有了普遍(的)革命要求,不能使那些有武器的人受着强大的吸引,而投奔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因此,相信“组织,宣传,训练,去做农工运动,比做军事运动十百倍的重要。”

  至于像你这样已经在过兵士生活的青年呢!我以为丢了这种生活亦是可以不必的。你但能努力用你的口,在兵士中间宣传,多少亦总有些功效,在一般人民逐惭[渐]接受革命宣传的时候,有你这样的人设法使兵士更易于受人民的吸引,这更是有益的事情。不过我亦要劝你,不要以为你专门向兵士宣传便可以收功效,亦不要因为这样的宣传不收功效而灰了心;你纵然在军队中间,仍可以随时随地帮助农工运动,或自己在公余的时间去从事于这种工作。(或者)是有高兴,或者不得已而加入丘八队里的青年,我们亦希望就此在军队中间撒下革命的种子;然尤望他们能利用他们可有的地位与力量,帮助或从事农工运动。只有农工运动收效果的时候,军队中革命的种子才可以开出鲜丽的花朵来。

  我还是愿意一切做兵士运动的青年,谨防受恶环境的同化,堕落于兵匪之中;我还是愿意他们不要为了不必要的原故,被人家捉去斫了头颅;我还是愿意他们记得“组织、宣传、训练,去作农工运动,比做军事运动十百倍的重要”。

  载《中国青年》第六十一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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