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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心


  已经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爬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的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么?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

  我去看那位烈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黑夜睡觉,浑身刺的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先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绍英回信了,写的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支钢笔。

  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顶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噪:“‘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得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战线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得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巴,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么?”

  史元厚会笑着答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了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象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得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蔫,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么你是怎么的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转眼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族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叫龙潭岭。岭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龙潭池,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头前先走了。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龙潭池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忽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凉了。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党?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么?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叫赵元弘,住在龙潭岭背后,村名是三龙里。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〇年秋天敌人进攻朝鲜北半部时,把他爹抓去杀了。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好睡,脸色显得很愁苦。一见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得了呢?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烈士的遗体葬到龙潭岭上。岭下临着龙潭池,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又把龙潭岭改叫做“史元厚岭”,龙潭池叫“史元厚池”。千秋万代,望见这片山,这片水,朝鲜的子孙就会想起这个人来。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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