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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戈尔来华的确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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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期明年三月来华—— 方才我收到泰戈尔九月四日从加尔各答来的信，说要到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来信简译如下：—— 徐君： 来信收到，甚感且喜。余本期早日来华，不意到加尔各答后余与我子皆得骨痛热病（Dengue fever），以致原定计画，不能实行。今幸我二人已痊可，本当就道，但念转瞬寒冬，不如竟待春回时节，再来中国，今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离印，约三月间定可与贵邦人士相叙，迁延之愆，尚希鉴宥。如此时日既宽，我亦可从容预备讲义，当如君议先行寄华，俾可译成华文，以便听众。 恩厚之君（Mr.Elmhirst）来信，为言彼来华时备承渥待，及贵邦人士对印度之情感，使我来华之心益切，明春来时，欣慰可知。 华友多有来信欢迎者，希君代为转致谢意，君盛意尤感。此颂安健 Rabindranath Tagore 拉平德拉那士 太戈尔 这封久盼的信，隔了四十六七天，从天津转北京，北京转硖石，硖石又转杭州方才到了我收信人的手里！我给他的信，是七月底从南开大学寄的，所以他的回信也寄到天津，差一点寄不到。 这次太氏来华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国，我现在乘便说一说经过的大概，免得一部分人的误会。最先他的朋友英人恩厚之到北京来，说太氏自愿来华，只要此间担任旅费，因此讲学社就寄了路费给他，盼望他八月间能来，后来他来了一个电报，说十月来华，最近他的友人安德罗氏（Andrews）来信，说他在加尔各答得了热病，不能如期来华。以上各节，已经《晨报》及《时事新报》登过，但最近还有人以为太氏是中国出了钱，特请来华讲学的——这是误会——所以我又在此声明。 我们这一时，正在踌躇他的来不来。我个人承讲学社的请托，要我等他来时照顾他，所以益发的不放心。因为泰氏已经是六十以外的老人，他的友人再三的嘱咐我们说他近来身体不健，夏间又病了好一时，不能过分的任劳。他又比不得杜威与罗素早晚有细心的太太跟着伺候（杜里舒虽则也有太太，但他的胖太太！与其说，她伺候老爷，不如说杜老爷伺候她！）他来时是独身的——所以伺候这位老先生的责任，整个的落在我们招待他的身上。印度人又是不惯冷的，所以他如其冷天来，我们也就得加倍的当心。老实说，我是被罗素那场大病的前例吓坏了。 现在好了，他今年冬天不来了。等到明春天暖了再来，在他便，在我们也便，真是两便。 而且除了招待的便利，还有一样好处。太氏说他要利用延期的时间来写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正好利用这半年工夫来准备，听他的使命，受他的灵感。我们既然知道含糊的崇拜是不对的，我们就应得尽相当的心力去研究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领会他的艺术——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他到中国来一次，不是一件容易、随便的事，他的使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的。我们当前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从他的伟大，和谐，美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同时也要使他从我们青年的身上，得到一个伟大民族觉悟了的精神与发展的方向。这才不负他爱敬我们的至诚，他不惜高年跋涉的一番盛意。 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凡是曾经直接或间接从他的诗文里得到益处或是仰慕他的，对他同等负担的责任。已经多少能够了解他的，应得“当仁不让”的出来，对心愿而未能的，尽一种解释，指导的责任，因为泰氏到中国来，是来看中国与中国的民族，不是为部分或少数人来的。除非我们挥着手，摇着头说“我不知泰戈尔是什么，我也不愿意来知道他是什么”，或“我知道他是什么会事，但是我不喜欢他，我以为他到中国来是不应该的，即使他自己要来，中国也应得拒绝他的”，除非我们取上列的态度，我们就应得趁这个时机尽相当的心力来研究他，认识他，了解他，预备他来时欢迎他，爱护他，那才不负他远渡万里的辛苦，那才可以免了“迎神赛会”的陋习。 还有一两句，我乘便要说。诗人的话，尤其是太戈尔的话，差不多像秋叶的颜色一样，没有法子可以翻译得像的。他演讲的习惯，是做成了文章拿到台上去念，谁也没有大胆，凭空来口译他这类的讲演！至少我是不敢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也许可以实行。他正式的讲演，至多不过六次，或八次。我要他先寄稿子来，预先翻好了，等他讲演时，连着原文一并油印好了，分给听众，那时我们可以免了粗陋的翻译的麻烦，可以不间断的领会他清风鸟鸣似的音调了。 还有太氏最喜人家演他的戏，我很盼望爱他戏剧的同志，也应得趁这个机会努力一下！ 志摩十月，二十一日，西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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