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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志摩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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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槐 我正在急切地盼望寒假,因为志摩先生北上时,曾经说了又说:“寒假我准回上海,一到我马上通知;你如不回家,又可时常到我这儿玩。” 我成天就只想到这个——寒假的到来。他临走,火车就要开的时候,还忘不了叮咛我用功英文。说我寒假去看他,要留我住几天,考试考试我半年来的成绩。他说要我念名家的诗,济慈的,比方说,他希望我能学得像一个样子。他说得那样恳切,那样真诚,真叫我感动。这半年来,我身体不好,又兼国家多患难(宣传请愿就花了我不少的光阴),实在无心情念书。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成绩。我真怕面对面的试验,那太难,太不易蒙混。没有真货色,你就得脸红。但我还是很盼望寒假。我每每幻想一个大冻的寒夜,一炉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们两个人,像师生,又像兄弟;旁边蹲着他最疼的猫——那纯粹的诗人。它一定滚动着灵活的眼,半了解半怀疑的,向着我们望。空气又暖和,又宁静,白发苍然的竺震旦(即泰戈尔)先生,怪舒服地坐在大椅上,注视着寒冷的门外。在一阵寒暄以后,我照着预定的课程取出诗集,朗声地念了起来。我英文根基浅,那深奥的诗,我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我也准不会念得准确,念得流利。听了那艰涩的、吃力的声音,看了那一半惭愧,一半懊丧的样子,他准会发笑。我实在继续不下了,他一定会开导我,像教师,又像父兄,那样的和蔼!如果我还是不懂,我想他还会像平日一样地取笑我说:“家槐,你的聪明还不及它——”指着他那纯粹的诗人。怕我误会,他又会连忙解释:“当然这是说笑的。”……多么生动的幻想!我以为再过一个月就会实现了,谁料我的梦竟永远成了泡影! 志摩先生待人,真是再温柔再诚心不过的。不论老小男女,谁都爱他的脾气。我性情原是很忧郁,很固执,他时常劝我学活泼一些。不论在口头或通讯中,他始终眷眷地叫我去了书呆子气,叫我举动不要太呆板,太刻画,要我多交际,衣服也不要穿得太随便,起码要成个样子。我答应是答应的,但从不曾照做。“江山好移,本性难改”,这话是真的。我虽想努力振作,结果还是懒得不成话,落拓得异常。虽是因为穷,大半还是因为自己太不要好,太不自爱,太不会修饰。我从不戴帽,头发长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刮胡子;而且不论季候地穿着一件长衫,一双从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讲话一顿一顿,眉头老是跟谁斗气似的紧蹙。那种落魄,颓丧,破烂的样子,给一个愉快,漂亮,爱谈笑,不喜欢沉闷的人瞧了,如果不是这样好讲话的志摩,谁容受得下?谁耐烦,谁愿意周旋!但你看,他不但不怕麻烦,反而很欢喜同我一道。有时我坐在他的书房里一连几个钟头,简直“守口如瓶”的,缄默着不则一声。那种沉默真叫人气闷。我现在想起自己的那些阴阳怪气,毫无理由地给人不欢,真后悔。看我很忧郁,很烦心,他老是不安似的问:“什么事使你这样烦闷?我看着你的样子难受。”是的,究竟什么事使我这样烦闷?这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觉一片灰黯,渺渺茫茫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闷的原因。我心地太窄,不开朗,什么事我都只看背光的一面。生气与欢乐,在我仿佛是全没有份儿。我的成天呆着脸,不快活,连自己也不无能为力。所以听到他的话,我只有苦笑。这当然更使他难堪。在这种时候,他只得跟我枯坐,硬着头皮活受罪,因为我的心一沉,谁也挽回不了我的欢乐。我自己忧心如焚,就埋怨到人家,我最怕在自己无光的面前,出现带笑容的脸。但一见了他,我就全改了脾气。反而在这种最难得高兴的日子,最爱去找他,找到了又觉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就只在他那里呆坐几点钟,也似乎足以慰我。因此他在一礼拜内,受到我闷气的总有几趟。但他从不曾对我表示不满。他老是那样和气,那样可亲,那几乎是慈爱的,殷殷垂问的态度,使我感到人情的温暖。我记得每次去,他老是要握一握我的右手,又紧又长久,有时他还似乎很高兴地叫: “好久不见了呢。” “不是前礼拜曾来过吗?” “喔,是的,你似乎又瘦了一点。” “我觉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几岁了?” “二十三四吧。” “二十一,你怕不会相信?” “那有什么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来,还是你年轻。” “你瞎说!” 看我很不乐,他总是笑着,走近我的身边说:“你太沉闷了,我实在替你担心。你真像一个乡下的孩子!你应该多结交朋友,正当花时的青年,还不应该像花草一样的新鲜吗?”我听他讲,点点头,但还是沉默。在这种使人难过的氛围中,他不是朗声地念几句英文诗,就是看一看钟说:“快十二点了,我们吃饭吧。” 吃饭的情形,我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么的,我就显得很拘束,眼睛看着碗,仿佛不好意思大胆吃菜的样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严谨到极了的举动,似乎很使他不安,大声地叫“家槐吃火腿”,“家槐吃鱼!”看到我不动,也不回答,于是他就替我夹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虾,我回答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惯。”“这有什么不会的——”他很温蔼地笑着说,“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电车上忽然头昏脑胀地感到一阵眩晕,原因是中痧。在郁达夫先生家里吃了十滴水,就觉得比较清爽,到成和村的时候,已经全好,不过还有点软弱。他没有起来,我就随便拿了一本小说看,不去惊动他。后来吃饭了,我在无意间说及早上的发痧,他不及听完,就连忙很惊惶地叫人买药,一面责问似的向我说:“现在怎样了?好过不?为什么不早点叫我?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据医生说。我的眼睫毛不时内卷,一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时常劝我医,我自己却随随便便,打算得过且过地马虎过去。他的急甚于我自己,每次来信,总有几句跟下面差不多的意思的:“你的眼,我一想起便系念。身体是不能不顾管的,不论哪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无穷。你的眼既已不好,千万不可在光亮不适处或已感到疲乏时勉强做工。眼睛关系太大,你非得养好。我想你不妨向家里单独要一点治费,趁这时治好。你年纪正轻,也不必过分急于成名。沙眼到瞎眼是极近的,万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宽心,真使我替你着急……”其实我也何尝是宽心?我家境清贫,筹学费已是不易,我一人念大学就累得全家受苦,哪忍再为了我的一只眼,再向他们压榨?这苦衷,只有志摩先生知得最明白,因为只有向他我是什么话都会讲的。他最欢喜人坦白率直。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告诉他说: “我虽想马上就医,但没有钱……” “向家里要过没有?” “没有。” “也许你父亲会寄一点的。” “那自然,但我不忍……” “真为难——”他沉思了一刻说,“那么你问过医生吗?” “问过。” “他说怎么医?” “先开刀。” “就是这样?” “是的。” “那费用一定不贵——”他忽然很高兴似的说,“我替你负担就是。” 我没有话,在那时,我能说些什么呢?客套的感谢是无用的,他最恨虚伪,最恨敷衍。他时常说:“下次客气话不准再说了,况且我并没有帮你什么忙。只要你诚诚心心把我当一个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爱“诚诚心心”。当着他那真诚的笑容,谁能说一句假话?我性急,但他从容的时候是很从容,一急却比我还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热情,不允许应做的事有一刻迟缓。就如那一次,他马上给我钱,要我立刻上医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阴霾的云,刮得人倒的风,我真不愿离开那舒适的沙发,那温暖的火炉。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来,把我送出门外。他又怕我只图省钱,所以一连告诉我四次,说我如果三等不干净,可住二等,钱不够尽管打电话给他,总能够替我设法。我真的住了二等。刚到院一天,我就接着他的来信:“难为你在这大冷天,雨天,一个人闭着一双眼,在医院里干闷。我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多写一点给你解闷。你眼未好以前,我劝你不必急于写文章。眼睛是大事情,我们没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养好,痊了再计划做事吧……在院时以多睡静养为宜,切不可过度劳神……” 我小说写得不多,一半因为懒,一半因为生活太不安定。而且我的性情也躁急,什么都想速成。一篇小说往往写得很粗率,本来还有许多可写的,但为了早点把它结束,早点送它出去试命运,我就糊糊涂涂地把它结上一条尾巴。譬如去年暑间最炎热的日子,我竟一口气写成了一万多字,在两天以内。(那当然是糟!)他往往为了我的这种坏脾气担忧,说我原很可以写,如果用心点,竟许有自己不意料的成功等候着。但我不潜心修养,不向更高处呼吸,更深处着想,得到的一定只是小成。他像这样地劝我,始终是很温和,很真诚恳挚的。我又不时的愁穷,不高兴多写文章,他老是很郑重地戒我:“文章你能写,当然要继续向前努力。写好文章是终身的愉快,穷是不碍的,况且写文章的谁不是穷?……” 我从不曾向他要字,今年暑天突然想到要他写一张屏。我也从不曾送他礼物,也是今年夏天,我从家里带出一只洋——其实还不到一只洋的鲜梨。一共只二三十个,他还是拼命地不肯全受。“我只要十个尝尝味就行——”他坚持着说,“你得带几只回去自己吃吃。”“亏你这样远的路带了出来,”他又问,“可是很甜?”“是的,”我回答,“又甜又清凉,包你喜欢。”我一边说,一边把梨从小网篮中取出,放在桌上。“你不受,烂也要烂在你的家里——”我比他更坚持,“我千辛万苦地带出来就是为你。”看我说得很认真,很严肃似的,他大声地笑了。“那么你也非得带回去四只。”他竟不容人分说的,硬把四只梨投入我的网篮,于是他大声地笑了。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泼,又天真,又洪亮的笑声! 还有一次,我在他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于是他又很温柔地:“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向他要张小照,留个纪念。他说到北平后再寄给我,因为没有现成的,我以为他随口说说,一定要忘掉,哪料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下午,我竟意外地收到了。这是一张最近的留影,精神很好。在十九日早晨,我还发了一信,说照片已到,谢谢他不曾忘掉答应。哪料信刚发,我就看到报上他惨死的消息了。这惊人的死,我如今似乎还不能信,谁料这离奇的天命?但事实明明摆在我的眼前,我明明眼见他的灵柩回上海,眼见他那宁静的,在永远安息中的,灰白的脸孔。我不能自欺,这残酷的殒落,终于不容我否认。想起他死时的惨,以及生前的种种,我哪能禁住中怀的摧痛? “……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他在五年前,曾经这样沉痛地伤过双栝老人。现在我竟有机会转借来悼念他自己了。我已永无机会再见他,再听他谈话,再握他那又肥又白的双手。生与死的界线,已把我们毫不容情地隔绝。除了一张小照,我就无处再瞻仰他的遗容;除了一些信,一张屏,我也无处再可以亲他笔墨,多难料的骤殁!他最关心我的第一集小说。他原把它介绍到新月,因为一时支不到稿费,又替我转送到大东。那里印得慢,生怕我焦急,又只得把它交还新月。为了它,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受了多少麻烦。他临走时向我说:“你的集子出来时,我倒要仔细看它一遍,替你写点批评。”谁料我的集子还不曾出,他已永离人世的罗网,重归来处,将来睹物怀人,叫我能不黯然! 他最爱的娘,她的死给他很大的痛苦。有机会马上去亲那另一世界的母爱,他的许多亲人,竟许跟他自己说的一样“在坟墓里的那一边开着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的志摩,共享永久的安闲……”而且他也曾说过“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所以这半空的死,或许是他巴望已久的解化。那另一世界,也许是他认为更美,更诗化的,更永远的和谐,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却始终是个无法补偿,无可挽回的损失。想到他未完的伟大的使命,和想他那不散的诗魂,定在泰山的极巅,当万籁俱寂的五更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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