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

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馆的报纸编辑会议上初次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农村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会后，毛泽东同志到我的房里坐了一会。才会面，谈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通俗教育馆的房子，已记不清楚了，但毛泽东同志当时坐的地方和姿势，我脑子里记忆犹新，假如我能画的话，可以无遗憾地画出来。

　　一面之后，不见毛泽东同志再来报馆，却接到他自滨洞庭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的显著地位。原来毛泽东同志要亲自考察社会情况，没有路费，于是作“游学客”——穷读书人向私塾或读书人家求“帮赠”的办法——实际是做社会调查。

　　过了二十一年——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上写道：

　　……我用这个方法（指开调查会——引者）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毛泽东同志又说：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我读了一遍再一遍，初次认识毛泽东同志给我的印象，一一在脑子里重现。所恨禀质鲁钝，遇了这样的老师，却一点东西也没有学到。

　　在长沙，有一次我到毛泽东同志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网篮，满满地盛着笔记本。我大惊骇毛泽东同志阅览的丰富和阅览的用心。竟写了这么一大篮子。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地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他反对“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他反对不肯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不眼睛向下、不诚恳向人请教的态度；同时也反对“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情况。他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学问，是这样长时期地做起的。

　　在反动统治下，革命的进步的报纸是不会长寿的。一九二一年六月，叔衡同志的通俗教育馆馆长被撤职了，我的《通俗报》总编辑也随之完结。在移交馆务时，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

　　一九二七年湖南马日事变，我避居长沙乡下。几十天后，潜入长沙，在北门外的沈家大屋又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同住了若干天。这时毛泽东同志昭示我们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两件事：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他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还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在发“黑眼晕”（一种突然晕倒的病，湖南人叫“黑眼晕”^①）。

　　在决定要毛泽东同志去湘赣边区搞武装的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化装农民出发了。临行对我说：“谢胡子，这大屋住不得了，防止敌人来一网打尽。”我们也就很快离开了那个大屋。

　　1952年7月1日

　　【①发黑眼晕，起床或者久蹲起立时，双眼突然失明。没经验的常常晕倒，解决的办法是，依然躺下或蹲下，然后缓慢起身，可以反复多次。“发哒黑眼晕”，是骂人的话，指头脑不清白、办事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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