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漫谈|谢觉哉

作风漫谈

　　整风

　　是歪风，就得整，就得快整。不怕难整，怕的是不着手整。整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会发现很多问题。碰到困难，把它克服掉；发现问题，加以分析，分别处理：哪个要整，哪个不要整；哪个已整好了，再整就会过分；哪个是新问题，要从头整起。

　　开窗子，透空气

　　领导集团中间，比如边区政府各厅、处、院长和秘书长之间，厅、处、院长和秘书长与科长、科员之间，天天碰到的，应该是亲密的团结，应该做到互相了解，无所不谈。能互相了解，才能无所不谈；谈错了，没有关系，争论也不会脸红。如此，彼此间就会发生交情，就会有兴趣，彼此间的帮助也会更多。有些问题，本来意见不一致，因为无所不谈，忽然磁通了。有意谈，常谈不通，偶而在别的地方一转，忽然豁然贯通了。所以，无所不谈，能使不一致的归于一致。同时，谈的中间，互有补充，今天修改一下，明天修改一下，最后已分不出是谁的主张了。

　　毛主席提倡谈心。谈心者，谈心里的话也。谈心，一名扯谈，又叫拉话。从这扯到那，从无扯到有，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学习。一年三百六十天，把三百天工作，六十天扯谈，总不算费时吧！？

　　谈心，有的话有意义，有的话无意义，在流通空气上说，是清风徐来，不是狂风卷起。彼此态度自然，不要感到形式有痕迹。鲁迅关于豪猪的文章，说它们虽是一群，而因为身上有硬毛，互相刺得痛，晚上睡觉总保持着一定距离，不能紧靠着取暖。鲁迅先生这个讽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还有，有困难，要互相照顾，情绪要互相了解。

　　这个机关和那个机关，这一级机关和那一级机关，同样要互相照顾，无所不谈。下边要讲，上边要听，听是启发讲的。如果下边提意见、写报告，上边不听不看，如石沉大海，那下边也就懒得提、懒得写了。同样，上边讲的，下边也要研究，也要从实际出发，不可只依样画葫芦。否则，不只没有新的意见帮助上边，连葫芦里是什么东西，也不大懂。

　　上下级有意见，也可用私人书信往来，用商量态度。公文来往，是不易彼此通达空气的。

　　这样的工作，不容易做好，但只要注意做，定可以做好。这个工作是两方面的，但负主要责任的应是领导者，不管是那一级的领导者。

　　要承认，如果我们领导集团不十分亲密，甚至还有隔阂的话，那么要办好事情，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团结各阶层千千万万的人，应先从切近的团结做起。

　　政府对人民的话，要问要听。有句古话：“询于刍荛。”（刍，音chú；荛，音ráo。指割草砍柴的劳动者）为什么要问他们呢？因为拦牛羊、种地的人，是实际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口里有很正确的东西。又有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的施政纲领也说：“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因为不准人民说话，人民还是要说的；政府错了不即改正，人民是不容许你久错的。

　　有两句值得考虑的话：一、“说怪话”：一种是毫无根据的怪话；一种是刺了你的心，才说它是怪话的。后一种，不算怪话，应该欢迎；就是前一种，既是毫无根据，那见怪不怪，其怪自绝，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二、“说服”：先确定“我对你不对”的说服法，不见得很妥。应该分析一下，人家不对在甚么地方？是百分之百的不对，抑还有百分之一二对？纠正他不对的，指出他对的，这样才能说服人。对于老百姓，更应采取这样的方式。不然，人家觉得你难说话——你总是对的，我总是不对的，也就不愿或不敢和你说话了。

　　开窗子、透空气的方法很多，不搞好这一条，工作难做好，所以把它列在第一。

　　开机器，想一想

　　毛主席讲：人的特征在能想。领导干部的任务，第一个就是打主意，打主意就要想。大干部大想，小干部小想，小干部也可以大想。不想的人，绝对不能做领导工作，也不会做好工作。

　　不是没有好办法，而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一、想要能凌空一点，不为片面、成见或一时的现象和趋势所拘。读书，研究理论，为的是学些知识和方法，一到做事时须把书本丢开；如果拿书本去套现实，那就会成为教条而不是指南了。又如，“从实际出发”，从何实际，如何出发？出发到哪儿去？应是从实际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际；而回到的实际，应该已不是原封不动的出发时的实际。还有，遇到问题，要从它直的发展上——过去、现在、未来，横的联系上——正面、反面、侧面、近的、远的，都想一想。这就不会局限在小的圈子里。

　　二、要抓住基本的要紧的东西想。样样都去想，不可能，因为你只有一个脑子。能寻出一个问题的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就是大成功。一个问题想通了，别的问题也就容易搞。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最笨的工作方式。

　　三、想问题，不要怕碰钉子。钉子常是想的引路者。不碰钉子是不会有的事，看你是否在钉子面前屈服，不屈服就得再想。这方法错了，另找一方法；这方面错了，走另一方面，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四、话来自某方面或某个人，不去想就服从了，叫盲从；来自某方面或某个人，不去想，也不从，叫盲不从。真理总有限度，对的中常有不对的，不去想而盲从，不只不会运用，且不免出岔子。还有，自以为是，拒绝再想。是，没经过实践证明，不会是绝对的是；就是证明了的，也常有今天实践证明是对的，明天的实践又证明有某些是不对的。因而，“是”，必须随时经受实践的检验；这个“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

　　还有，不置可否。为慎重起见，不轻易表示意见，是可以的。但如是看风说话，不肯用心去探索其所以然与所以不然，这也是不好的。

　　五、想也是集体的想，不是哪一个人的脑子能想完全。毛主席讲过：我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我所搞出来的东西都是同志们大家想的，我只是集合整理一下。这话虽是谦虚，但也是事实。在政权里工作的同志，如只靠一个人想，而不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善于考察各方面的意见，一定搞不出好东西。有句老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又说“集思广益”。伟大的指导者，在于他能把大众的意见加以洗炼，加以系统化，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间，加进一点东西。

　　所以，不只自己想，还要启发人家，并和人家一道想，善于吸收人家所想的。

　　六、应该有系统地想。工作总是发展的，向前进的。重复路虽难完全避免，但不应走得太多。昨天以为是的，今天以为非；今天以为非的，也许明天又以为是，但明天之是，绝不应是昨天之是，而是向前进了一步的是。从原来的地方，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某些方面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教训，尤其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既要回到原来，为何要改变原来？这种不会想的毛病，务须避免。

　　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在想上受到波折，是必经之路；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在运用中才能得到。世界上的事，没有难做的，一想总会搞通，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也没有易做的，越想越会感到不足，所谓虽圣人有所不能尽。

　　从正确的方针，到正确的具体实施，中间的过程，还有相当的距离和复杂性。

　　会想的人，不只是脑子经了训练，还须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与知识。

　　不知有多少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抽出规律，以供给各解放区以至全国作参考，同时指出现在前进的道路。不想不行，不想不能向前开步。

　　善安排，挤时间

　　谈心也好，想也好，没有时间怎么办？不仅要时间，且要心闲一点。而我们总是忙得开不了交，脑子静不下来。

　　先把时间分配一下，怎样使得不太忙：一、先把一时不易办好，又无力办的事丢下，要糟就任他糟，反正天不会塌下来。人要推着事走，不要事推着人走。二、指挥别人做，要领导者搞出计划，交给下面去做，不要样样都自己下手；不敢放手给人事做，事事揽在自己手里，上忙下闲，事务主义，“狗咬老鼠，劳而无功”，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三、要懂得领导与代替的区别，领导与干涉的区别。代替下级，两不讨便宜；干涉下级，不能锻炼干部。自然，某种必要的干涉，还是需要。四、“中央军税多，八路军会多”的问题。开会就是工作，“生活就是开会”。从边区政府直到区乡，一天一个会是常事，有的人一天几个会，似乎都重要，减不了。我们要求开会要有很好的准备，缩短开会时间，不要拉拉扯扯，一开就是一天；可以不开的会就不要开；可以不参加的人，就不要他参加。

　　忙，不一定是事多，而是今天办这样事，明天仍是办这样事；今年办这件事，明年把这件事又重搞一道。如此，叫做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多想，多谈，为的是一次把事办妥，叫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不能腾出时间，不能以闲对付忙，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学和教

　　对革命负责，对群众负责，一是培养自己，二是培养别人，时时准备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能担负更多更大的工作。从领导到杂务人员，都应该是这样。

　　领导者要随时培养替手。

　　怎样培养人才？一、不要随便调动，使他久于其事，久做自生巧。二、放手把事情给他做，让他碰钉子，不要泼冷水。三、帮助他总结经验，指出他的成绩及怎样要求进步，有进步才有兴趣。四、指导他应有的学习。五、顾到他的情绪，不要扰乱他的工作计划。总之，用一个干部，不仅完成了分配他的工作就够，而要他在工作中有进步，将来可以负担较大的工作，这是革命发展的需要。

　　提到学习，就要进学校。进学校当然好，但若说工作中不可学习，或学不好，那未必有理。党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说得清楚，政治理论、业务文化都可以学，配合实际来学，进步还可以快。

　　我们不只教别人，还得教自己。能当人家的学生，才能够当人家的先生。要向任何人学，要有远大计划地学；要在工作中学，为工作而补习某种业务必需的理论与技术。

　　如果做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培养不出自己的替手和助手，只伸出手向上级要干部，那上级又向谁去要呢？干部调剂是必要的，但主要是在工作中培养出来。

　　如果自己做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却没有更大的把握去做更多更大的工作，这在自己是可羞的。时间在发展，干部供不应求，因而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高。

　　越是上级，越是老资格，越是能力强的干部，他培养人家和培养自己的责任也越重。

　　边做边象，越做越能

　　要有为群众为革命服务的观点，但不是先有了坚强的观点，才来做事。观点是从工作过程中炼好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谁都讨厌它。但必须在实际考验中，才能逐渐把它去掉。责任观念，工作方法，也是同样。事做好了，尽了责，就会感到尽责任的愉快。哪样做不好，哪样做好，哪样做更好，从实际中得到的方法，自能得心应手。

　　作风，我们谈得多了，谁都感到某些作风不好的苦痛与损失，要改；但是，扭转作风的经验，并不太多。主义、观点，认识似还不错，但怎样使坏的从本身离开，好的和本身结合，却难说出来。似乎要找到一个万应的方子，才开始服药；万应方子找不着，病就任他病；不去试验，又终不知方子有效无效。讲了近一年的整作风，我以为讲的过程过去了，应该着手做，从自身做起，从切近的做起。“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切在亲自动手，一切在亲自动手中学。

　　了解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

　　这个问题，是说得最多的问题。彻底的普遍的了解很难，一般的局部的了解并不难。

　　怎么办？一、听一听。任何地方发出的呼声，不要装聋子，不要存成见，把它分析一下，推类一下。二、谈一谈。来了人谈一谈，碰着人谈一谈，彼此间谈一谈。三、看一看。来的报告、书信看一看，报纸、杂志、书籍看一看，我所要了解的材料看一看。四、走一走。农村中，市场上，机关里，学校里，多抽时间去走一走，看有何具体东西。

　　听了，谈了，看了，走了，但未必就有所得，还要研究分析。把现在听的谈的看的，与以前听过谈过看过的材料，对照一下，判断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然后分析其所以然，得出对付的办法。自然还不能肯定它好，它是推理上的好，还是事实上的好？真好与否，还待事实来证明。

　　不少这样的事：自以为合乎实际了，其实并不实际。证据就是：你定的办法走不通！原因是，某种实际被掩盖着，一时看不出来，或者只看见实际的一个方面，没有和各方面联系起来，因而没抓住真相；或者实际本来明白地摆在面前，而因为自己的思想方法有错误，或者知识缺乏，看不出来。所以，除听、谈、看、走以外，还要加上想一想。

　　谁也不能说，我已了解实际，因为实际实在是太多太广了。但谁也不能说，不能了解实际，因为你并不处在实际的圈子外，而是处在圈子中。就在你面前了解起，不要等着下乡（能下乡固然好）；就在今天了解起，不要等到明天。

　　了解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主动性，条理性，时间性

　　主动性。不是事来逼人，而是人去找事；不是应付了事，而是求得彻底解决。……有计划地派干部去调查，干部回来有劲了；有条理地写信问下级，下级不能马虎答复了。这就是主动地处理问题。一个问题处理好，再来第二个。处理好了的问题，以后有新的发现，加以改正，而不要一遇到又“重来”。

　　条理性。办公室有条理：文件种类，已办未办，一找就得。读书有条理；某书在何处，有书签；某事在某页，有札记。做事有条理：今天做这样事，明天做那样事，安排有序。研究问题有条理：关于这门工作的历史材料、现在材料、此地材料、外地材料，都应时时关心，有联系有分析。初做有小得，久做必大得。搞司法的同志，问了若干年案子，举不出一个判例，临时找些人去翻卷，未免可笑又可怜。下面做假报告，或抄上年的旧报告，自己不坦白，上面却从未发现过。这是何等的无条理！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

　　时间性。今天应办的事，今天就办完。不只怕积下办不了，而且不及时，常常失去作用。

　　需要与自愿

　　需要，常常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只是人民觉悟程度的问题。这里要的，那里不要；明天宜的，今天不宜。

　　具体工作，不要由上面摊下去，致使为人民谋利，反成了人民的负担。应该上面只作大体指导，而发动下面自动地干，反映经验到上面来。

　　要同人民群众商量，因为我们了解的常比人民少。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妄自尊大，要听人民的话，要让人敢说话。真的人民自愿了，自己动手了，人民大家做，自动做，比少数干部做，推着做，效力相差常不可以道里计。

　　建立法制，遵守法制

　　新的法制，搞得颇少。不易搞，但不能不搞，不是不能搞。

　　我们也搞了一些法制，有的还是比较经过研究，可以适用的。有了法制，就得遵守。首先，制定法律、法令的机关和人，执行法律、法令的机关和人，先要有守法观念，先要遵守法制。机关、团体、部队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是遵守法律、法令的模范。否则，州官可以放火，那能去干涉老百姓的点灯？！因此，没有民主，没有法制，什么事也办不成，也办不好。

　　检查与奖惩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是历来治国的常规，我们不能例外。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封建政权、资产阶级政权中做事的人，特别是中下层人员，常常是这个政权中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对他们诱之以利，惧之以刑，使之有效地为其服务。我们政权中工作的人，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服务得不好的，多数是由于无知，而不是不愿作好；少数、极少数是出于坏心，而不是不能作好。对付坏人是一个态度，对付自己的同伴应是另一个态度。这是我们与旧政权的性质不同的地方，也是社会基础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对干部的鼓励，应多于责备，教育应多于处罚，自我批评应多于批评。对于坏干部，对于敌人，那就是惩处和严办。

　　我们反对滥奖，也反对不惩。确有成绩，未及时表扬，或奖过其功，失去表扬作用的现象，都须停止。教育与纵容，全无相似之处。有个别干部犯了罪，没给以应得的处罚，这怎么得行？！一般地讲，人民控告的大体都是事实。既是事实，就应该受到处罚。犯罪而不罚（不可原谅的罪），对于我们的政权没有好处，对于干部也没有好处。

　　检查机关，内战时有过工农检查部。封建时代，有御史台。一般国家，都有这类组织。但是专靠上面检查，效力是有限的。在去年第二届参议会二次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上说：“防止官僚主义的有效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这就是说，我们不只靠上面检查，还要靠下面检查。

　　小说上说，包龙图很厉害，专替老百姓伸冤。但上面出一个包龙图不容易，下面则有无数的包龙图。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检查，同时又切实执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使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适当的配合。如此，还有检查不出的事吗？自下而上的检查是主要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只是把经验、事理、是非，搞得更精细一点。

　　有了人民管理政权的缜密制度，它将改造政府，也将改造人民。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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