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想一想|谢觉哉

再谈想一想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同志们！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对内蒙古的司法工作没有调查，其它各方面的司法工作也很少调查，因此，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大约5个月以前，我在湖南讲过一次话，题目叫《想一想》。这个讲话摘要在《人民公安》上登过，已印发给各级法院。今天我还想再讲一讲想一想的问题。不过，在湖南主要是讲在审判案件时要想一想，想点道理；今天我讲想一想，把范围扩大一点，讲点想一想的理论。

　　这几年许多地方包括政法部门在内，有些理论站不住脚的。因此，就动摇，搞不清楚。内蒙古自治区是较好的地区，过去在很多问题上，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比如民族政策、土地改革、牧区的民主改革以及其它方面。内蒙古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是把握住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不动摇，所以就得到成绩。昨天，听了法院的汇报，如果说还有缺点，其原因就是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或者是懂得，没有坚决把握住。现在要重新教育干部，重新学习，学习什么呢？还不是学习过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过的那些事吗？过去我们没有学习好，所以做起来，就搞不大清楚，所谓知与行不能统一。中国从前有一个学者叫王阳明，他是主张知行合一学说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你行得很好，就是知了；真正知得怎么样？知得很好，那就是行了。如果同志们有功夫，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看一看，那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也同干部谈这个问题，我说，要掌握住我们政法部门的理论。那天正是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六首词，我也写了一首，可以给同志们念念。

　　减字木兰花

　　学如植树，枝叶扶疏根必固，十载辛勤，左右逢源万理通。
　　理存何处，抬头想想俯拾是，勿助勿忘，国法民情事本常。

　　我们学习象栽树一样，你要树的枝叶发达好，一定要根扎得深。这就是说，你学的东西根扎得深了，你做出工作就好了。十载辛勤，我们那里的干部大部分都是10年以上的司法工作的同志，搞了10年以上的司法工作，应该懂得很多道理了，因为实际工作证明嘛。要学理论，要学道理，理在何处？“抬头想想俯拾是”，要想一想吧！想清楚了就实际了。“勿助勿忘，国法民情事本常”。不要助，不要忘记。《孟子》上有一个拔苗助长的故事，有一个人种地，看到庄稼不长，就助一把力使它长起来。他怎样助法呢？把每个苗拔出一点。他回来对儿子讲，今天我辛苦了，我帮助这些苗长起来了。这个儿子听了不信，跑去看一看，苗已经死了。这个故事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我们的高指标，层层加码，就是拔苗助长，一助就象那个农民一样，使原来的苗死掉了。1957年全国粮食生产据说是6500亿斤，大家不满意，要助一下，你那里亩产1000斤，我这里亩产2000斤，他那里亩产多少多少。这一助就搞得不好，结果到去年就到了2800亿斤。想一想，我们工作中间有许多“助”的事。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有许多进步的东西，要在那个进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求得进步。

　　下面提几个我们应该想一想的问题：

　　（一）政权消亡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讲过，政权是阶级社会产生的，等到社会上没有阶级了，政权就要消亡的。这几年曾经发生过政法机关是不是要消亡了的问题，原因就是对经济法则不了解，认为几个月就到了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政权就消亡了。不知道经济法则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能主观上要怎样快就怎样快。少奇同志说，有些地方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不合道理。我们现在拿马克思讲的和毛主席讲的一些经济法则，这些经济法则要发展到一个什么时候可以逐渐改变。我们政法机关是上层建筑，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错误的理解，因此，在政法工作上也发生了错误的现象。实际上今天不是政权消亡，也不是政法机关消亡，而是政法工作如何做好，与经济基础相适合的问题。为什么发生这个现象呢？就是没有想，如果想一下，也会想得通的。有马克思主义，有毛泽东思想，有中央许多指示，这上面都写清楚了的，但这个问题还要想，不要那一天那一个地方刮一个什么风，就认为政法工作是不是还有出路？曾经有人讲，做法院工作、检察工作将来会失业的。现在大概大家清楚了，想一想，再不为那个一阵风所动摇。

　　（二）民主、专政问题。

　　我们总是说，公安、检察、法院是专政机关，一般是这样讲。曾经有人讲过，法院是民主机关也是专政机关，受过批判，说这话讲错了。现在说，讲法院是民主机关也是专政机关，这话是对的。因为民主、专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毛主席在很多地方讲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就说“民主、专政是联系一起的”。最近又说过，“没有民主，不可能有专政，没有充分的民主，专政也搞不好的。”他是把问题这样看的。他又说，“我们的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且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人民首先是农民，向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实行专政。这就是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向那些反动派实行专政。我们不能把一些案子到处找很多人来商量。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走群众路线是有限的，是不是每一条都走群众路线，每一个群众都代表全体人民？不是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代表人民的，这是法律上有规定的。我国人民的权力机关表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政治上的大的措施，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或通过。法院、检察院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因此，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委托法院、检察院来执行人民的意见，我们就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怎么做的，要报告。公安部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公安厅、公安局是各级人民委员会的一部分，它们对人民委员会负责，人民委员会又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因此，我们无论做那一件工作，要想一想，将来可不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作交代。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省一级的法院要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想一想，做好没有做好呢？我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我报告工作并不只是最高人民法院本身的工作，而且报告全国的法院工作。这次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感到没有什么话讲，不好讲。因为法院工作有很多毛病。比如判案有些判得混我为敌，判刑判得重。这也联系到公检法整个部门的工作，如劳改犯，劳改不知死了多少人。我怎么报告？如果自治区的法院或者省的法院，你们做了好的工作，能够向自治区的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讲的条条有理，那么我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就好做了。现在很多事没有做好，不好向人民作交代。上次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有个特赦问题，可以讲一讲。因为把许多战犯改造好了，皇帝也得到赦免，这可以表现政法工作做得好嘛！这一次大会没有可能讲，下一次大会还不讲话？宪法上规定了的，法院组织法上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如果我们拿不出报告来就不好。所以民主与专政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三）法院做什么工作。

　　一般人的概念，法院就是杀人、判刑、判管制、拘留人，法院很凶，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也很凶。我们自己有一个招牌，我这里是专政的，使人家有点怕。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使得人家怕？怕也是可以怕的，是使谁怕呢？反革命分子应该怕，违法乱纪的人应该怕，但这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爱护的，同我们非常亲近的。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保卫人民民主制度，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民的合法利益，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祖国，自觉地遵守法律”。你们看，讲惩办的话不多，讲保护、教育的话很多，我们又怎么能够简单地认为政法机关就是惩办机关呢？因此，法院工作一方面是惩办，另一方面是保护。保护了人民民主制度没有？保护了公民权利和合法利益没有？审判的案件对社会起的教育作用究竟有多大？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判的案子，人民不大赞成，那就值得考虑。如果判案没有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就不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每个同志的头脑里都很清楚了？如果清楚了，判案的时候就要考虑。我今天不讲检察院的工作。检察院组织法上也规定，凡是那一个机关、那一个干部、那一个人违反法律，违反国家利益，它有权出来检察。现在讲的是法院的性质和任务，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法院组织法规定了的。如果有的同志认为法院组织法不对，就应该向中央提议修改。可是有些同志既没有胆出来提议修改，又不执行，这怎么行呢？我讲得对不对，请你们想一想，我自己也想一想今天讲得对不对，目前我想我讲的话是对的。

　　（四）独立审判问题。

　　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宪法第七十八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开国以来好多年来，好多地方不了解这个问题，都怕讲独立审判。实际上我们的法院并不是自己在那里独立思考问题，常常是看人家的颜色来判案。原因是：第一，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是两件事，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我们不赞成。第二，独立审判和对党闹独立性是两件事，不要混淆起来。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是说司法超乎阶级之外，其实阶级社会的东西就不可能超乎阶级之外的。司法独立，是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闹革命时，同封建阶级争权提出来的，那是孟德斯鸠开始提出三权鼎立的问题，那时候贵族不服从法律，才提出司法独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他们也要讲这个话，是为了骗人的，已经失掉了进步意义。因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总是一切决定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要怎样就怎样。所以司法独立我们是反对的，已经批判过了。我们讲审判独立，就是到了法院里面要讲道理，不可能那样也好，这样也好。审判独立与对党闹独立性是两回事，对党闹独立性，就是违反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领导。我们现在讲审判独立，这是党规定的，党需要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进行审判。要独立进行审判，是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审判，是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当然，独立进行审判也可能搞错了，搞错了怎么办呢？如果不是原则错误，而是具体事有错误，法律上也规定了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反对，可以依照审判程序提出上诉，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把案子搞错了，它可以命令下级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提到上级法院来审判。至于党员有不正确的想法，党可以检查他的工作，批评他，甚至给他处分。可是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没有想一想，一想就会通。因为不独立审判，发生许多毛病。有些同志也感到这个案子这样判不大好，但是人家硬要这样判，也只好这样判。不独立审判，法院可以不负责任，这个案子不是我判错的，是你要我这样判的。这不好，法院的同志要负责任，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个问题将来中央开政法会议时要提出讨论，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如果说宪法上规定错了的，就提议修改，既不提议修改，又不执行，不好。如何执行？这是摆在法院工作同志面前的一个课题。

　　（五）政策与法律问题。

　　过去我们按照政策判案是对的。因为国家成立不久，旧的法律不适用，新的法律没有搞得完全，案子来了你不判？不能说法律没有制订出来就不判，怎么办？就要照政策办事。但是，政策不可能具体规定某一种案子应该怎么判。比如“三少”是政策，究竟少到什么程度？某些人可以杀，某些人可以捕，某些人可以不杀，某些人可以不捕，政策没有讲清楚，所以需要法律。法律是政策的具体表现，法律同政策不是两回事，而是把政策具体表现在法律上。这几年，我们对制订法律的工作是抓得不紧，本来可以早一点制订出来。所以许多地方判案无所依据。如果把全国各地的案子比一比，或者把一个省、区的案子比一比，可能同样的案子判决相差很远。比如说强奸案子，有的地方判死刑，有的地方判无期徒刑，有的地方判长期徒刑。前年我在北戴河问到基层法院的同志，那里有一个强奸未遂案子，你们怎么判？他说判七天拘留。说判得不对，也很难说。所以说还没有规定。有了法律是不是不要政策呢？要政策。因为法律是政策的具体表现，但不是包括所有的政策。比如法律规定，犯了某一种罪，判处几年以上、几年以下的徒刑，具体说判5年到10年，这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判5年也可以，判6年也可以，判7年也可以，判8年也可以，判9年也可以，判10年也可以，要因地因时制宜，就是说怎么判才能达到好的效果，能够保护人民权利，能制止犯罪，能起教育作用。比如特赦是一种政策，假释也是一种政策，可以规定服刑一半或2／3以上可以假释，其实假释就是真放，这也是法律，也是政策。所以我们做政法工作的人，不仅要了解法律，而且要了解政策。中央政法会议准备提出刑法草案，民法草案原来有一个，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既不象资产阶级的民法，也不象苏联的民法。怎样来制订法律？谁来制订法律？这个问题又在根本法身上。因为法是根据我们统治的经验来制订的。从前封建社会的法、资产阶级的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出了比较完整的一套，而是在实际统治中间感到需要才搞的。所以将来刑法草案和民法草案出来，做政法工作的同志，还要考虑某些条文要不要。有些人有天真的想法，认为有几个拿笔杆子的人在家里一想，就写出若干条。“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什么早不写出来？毛主席说过，从前写不出来，没有经验，以后搞了几年，有了许多经验，可以写出来，还是叫草案。法律也是如此。政策与法律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搞谁搞呢？我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不搞，总想有一天早上从天上掉下来一本万法全书，不会有这样的事，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所以这个时期做政法工作的人，对每一件事都应该留心，想一想。不能说我们国家成立将近13年没有什么经验，我们有经验，还有在国家成立以前有各个解放区的经验，也有一些已经成了法的。如宪法，检察院、法院的组织法，还有一些其它的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还有《婚姻法》，这是民法的一部分。《婚姻法》可以说是人民政府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法，这个法从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就有了的，因为婚姻要自由。最近几年，《婚姻法》没有人宣传了，有些基层法院根本不知道《婚姻法》是什么东西，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那里的干部换了，现在可能连《婚姻法》的本子也没有了。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对婚姻案子不按《婚姻法》判呢？现在法院最苦恼的事，就是离婚案子，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法律规定离婚、结婚自由，离婚、结婚首先要男女双方取得同意，这是基本的。有些地方不是这样，对离婚、结婚案件的处理，不是把男方女方找来问他们愿意不愿意结婚，或者可以不可以合好，而是另外去找枝节。离婚问题，《婚姻法》规定，一方坚决要离婚，调解无效，可以判离。可是许多人不敢这样判。法律又没有规定一方坚决不离婚可以不离，如果有这一条，改判也可以。买卖婚姻不好，但是男女双方同意，又何必追究呢？这是男女双方的事，也是社会教育发达的事。去年12月我到湖南，湖南法院的同志同我讲，××县有5个妇女，因为要离婚，不准离，就集体跳水死了。法院为什么不准离？人家要离婚，就让他离，明天他们要合好，就让他合。据说不准离婚有个理由，就是离了影响不好。结果一起死了5个人，那个影响就那么好得很？北京有一个区法院，判处一个重婚案子，男方是个退伍军人，以前在家里讨了老婆，退伍后在工厂里又同别人重新登记结婚，隐瞒了过去结婚的事。后来乡下的老婆找来了，办了离婚手续已经走了，你们想一想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区法院的同志怕影响不好，一定要把以后重婚的那个女的也判处离婚，说他们的婚姻不能成立。结果这两个男女接到判决书的时候，两人绑在一起跳井死了，并写了遗书。这样判是不近人情的。所以我说国法民情事本常，国法和民情是一起的。

　　（六）两类矛盾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难搞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是我们把它搞得更复杂了，不是说有混我为敌的事吗？如何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请同志们好好谈一谈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也讲不清楚。毛主席说：“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成了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中央规定：凡是敌我矛盾搞不大清楚的时候，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不要把它排到敌我矛盾方面去。因为这里面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是一时意气，或一时想不清楚，行动上涉及大是大非，可是能够挽回过来，虽然已经达到敌我矛盾，但是搞得好，可以转化，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在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也讲了这个事，那时候没有提两类矛盾，但讲两类矛盾的问题也是有的。大家知道，刘桂香到国务院贴标语，反对人民公社，这不是敌我矛盾？但是，刘少奇主席知道这个事以后，指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找她谈一次话。这个女孩子敢于反映情况是好的，但是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是错误的。张平化同志找她谈了话以后，据说现在这个女孩子转变的很好。有些同志说，你这个家伙写反动标语，还要得？当然，看她的出身和原因，可以把她挽救过来，这样的例子不少。我曾经找过区法院的负责同志谈话，他也说两类矛盾，某一种是敌我矛盾，说了很多敌我矛盾。我说，你提的这些，除了责任事故以外都是敌我矛盾，流氓调戏妇女也是敌我矛盾？他说，《人民日报》曾经说，流氓、地痞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样一来，敌我矛盾就太多了。经过大镇反，现在故人是少了，至于旧社会遗留下的坏思想坏意识，那是要长期存在的，我们要把它改变。

　　人民内部矛盾更复杂，有国家与国家的，有集体与集体的，有集体与个人的，有个人与个人的，有领导机关与被领导机关的，有上层建筑与下层之间的。毛主席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关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某些环节缺陷的存在，又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这就是说，现在的政法组织同现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不是有矛盾，值得我们想一想。法院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有的，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平时不大想我们的机构同社会经济基础有矛盾的问题，值得我们检讨。

　　有些地方讲，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不制裁，就是教育教育，说服说服。我看也不一定这样。教育为主，人总要有点纪律，我们的法律也是管人的。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说，法律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教育说服为主，法律也讲以教育为主。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话，他说，在人民内部“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这就是说，对人民内部也有强制，主要是教育；对敌人主要是强制，也有教育。我们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实际是什么呢？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在没有摘掉帽子以前，没有选举权。人民有自由，他们没有自由。对人民讲民主，对他们不讲民主。我们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不是同地主阶级商量一下，把土地没收好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地主阶级怎么会举手呢！我们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不向他们讲道理，他们要服从我们这一套道理这就叫专政。如果你搞得凶，我就杀你的头。我们在开国的时候杀了一些人，不杀不行，不杀他们就要闹起来。所以毛主席讲，我们假如不专政，我们就要失败。所以两类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具体审判的时候要考虑。标准首先就是毛主席讲的；第二是看这样做发生的效果怎么样，如果发生的效果很好，就是做对了，如果发生的效果不好，就可能是做的不一定对。

　　（七）劳动改造问题。

　　现在法院不管劳改，但是劳改犯都是法院判决送出来的。劳改犯要劳动改造，因为这些人是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意识同我们是对抗的，就要改造他。怎样改造法呢？这些人多半都是剥削者，没有参加过劳动，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现在要他们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这是一个费力的事。不劳动，要强迫劳动。人类社会是劳动创造一切，不参加劳动，就不知道劳动的伟大。在1941年和1942年，延安搞“大家动手，丰衣足食”，很多同志参加生产劳动，也有很多学生出身的同志，过去对劳动不习惯。现在想一想，那时候我们所收获的东西，不只是多打了几石小米、多少蔬菜，同时，在参加劳动中间，同劳动人民接近或逐渐接近了，改变了思想意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他自己是从一个阶级走到另一个阶级，由非劳动阶级走到劳动阶级。我们现在讲劳动改造，也包含这个意思，要使得他在劳动中逐渐改变他的思想意识。因此，对劳改工作要异常认真。因为这些犯人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思想意识很坏，要使得他们心悦诚服，来改变意识形态，这是不容易的事。我们也知道，有些劳改机关，没有搞得好，只把强迫劳动变成强迫肉体劳动，肉体是劳动的，但总要注意方法，使得他觉得在这里劳动1年、2年得到多少教育，现在思想改变了，这才叫改造。有一些大战犯还改造好了，得到特赦，这些小犯人还改造不了？应该改造得了，主要是方法搞得不好。首先看判刑适当不适当，心服了没有，根据什么理由判的，使得他没有话说，不仅是口服，而且心服，然后劳改机关给他人道待遇，把他当做一个人来改造。有的地方对劳改犯加刑，一加比原来判的还多，原来判了5年，一加就是10年、20年。我认为这样办也许有你们的道理，但是，应该想一想，我们是劳动改造的机关，一点也没有改造好，而且比原来判的加一倍甚至加两倍，你这个劳改机关自己考虑考虑，改造工作搞得什么？中央现在有个意见，劳改机关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有规定，“对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改机关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为什么这样规定？就是防止我们改造的不好。这一点值得想一想。

　　（八）社会上各种案件增多的问题。

　　现在经济困难，犯法的人多，法院甚至公安机关也感到手忙脚乱。怎么办？我想不管它出了多大的问题，总之，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有几个方法：（1）属于人民委员会管的。这几年基层政权放松了。我国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作主的国家。人民作主，从全国和省来说，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就在基层政权。基层要是真正实行民主，人民起来管事，当然是有领导的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对，我服从你。所谓民主集中制，不是难搞的事。在剥削阶级当政的时候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我听到一个地方一个生产队反映的情况，那是一个灾区，有偷摸的现象，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社员代表大会自己讨论，自己通过。他们说，我们不要偷摸人家的东西，人穷的有志气，大家想法渡过灾荒，如果大家不守秩序，偷偷摸摸，人家生产不好，你也生产不好，你也偷，我也偷，结果就没有偷的了。最后他自己订出条约，效果很好，很少再发生偷摸案子。这个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总是想活的，但不想靠偷来活的，过去为什么不可能做到？旧社会有贫富区别，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穷，不偷是做不到的。现在农村里面贫富差得不多，有的劳动力强一点，搞得多一点，有的劳动力少一点，搞得少一点，只有这样的区别。当然，最困难的，大家可以帮助一下。（2）在农村里面，主要是依靠生产队，哪里的社员管了事，哪里的干部是人民选举的拥护的，不是假选举的，那个地方就团结一致，事情就少了。在城市里面，可以依靠居民委员会来搞，这样可以把许多要发生的问题挡住不发生了。所以基层政权是最要紧的。1953年，少奇同志搞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对于基层政权选举的指示。为什么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没有选举指示呢？因为基层选举比较复杂。现在基层选举由民政厅管，可以看看那个文件，那时基层政权是乡政府（内蒙也有乡政府，也有苏木政府），现在基层政权是公社；过去的人民代表大会，现在是社员代表大会。不管名义怎么变，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依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所规定的制度来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可能想象，那个地方的人民当了权，那个地方勤劳人民不会选举干部，农民对选举干部到是认真的。社会上总要有百分之几的人犯罪、违法乱纪，还有一些纠纷，其中，有民事纠纷，也有犯了刑事罪案的。（3）依靠调解委员会。很多事情可以依靠调解委员会解决，因为调解委员会是本地人，都很熟悉，又是推选出来的，大家信服的人，正派的人。我相信好多民事纠纷可以在这里解决，那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在这里解决。如果说基层政权是第一条防线的话，那么调解委员会是第二条防线。

　　第三条防线调解委员会搞不了的，那就是依靠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又调解又判决。人民法庭要依靠群众。我在湖南看到，一个人民法庭人少，不依靠群众，怎么办案？就要同群众商量，这是一条；第二条他们没有教条主义，人民法庭的干部是新的，不好的是经验太少，好的是没有教条主义。长沙金井人民法庭办了很多案，其中有的是传讯，教育一顿；有的是取保，要保人帮助他变好。取保是一个办法，不轻易关人，旧社会也不是轻易关人。因为关人问题很多，（1）要给饭吃；（2）人关起来以后，他家里劳动力少了，老婆、娃娃生活困难。所以案子不重大的，可以取保释放。呼和浩特市长阮慕韩同志，他在石家庄当法院院长时告诉我，他那里每天有审判员值日，凡是收到的案子，当场收当场看，有的就说你这件事不要告了，经过说服，人家就不告了；有的打电话叫被告来，把事情讲清楚了；有的就告诉他那个日子来。这样解决就不成案，不要搞什么判决，差不多90%的案子可以不成案。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找几个例子你看看？后来他们拿给我看了，确实如此，有80—90%的案子可以不成案。

　　除了以上三道防线以外，剩下的要成案。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要起诉，检察机关要提出逮捕，法院机关要审判。我看，如果按照上面三道防线做工作，到法院来的事情就不会那样多。

　　最后，讲一讲其它几个问题。

　　（1）什么叫投机倒把？在座的同志能不能回答的出？我也回答不出。投机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投，根本问题是把“机”堵塞。倒把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搞不清楚。你们判案的时候，随便拿投机倒把的帽子加在人家头上，那个人对这顶帽子恐怕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你们判案的人对这顶帽子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就判人家的罪，这要想一想。

　　（2）什么是旧法观点？在反对旧法观点的时候，也不晓得反对一些什么。现在一问，当时被批评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旧法观点；当时批评人的人，也搞不清楚什么叫旧法观点。大家想一想，旧法观点是有的。什么是旧法？我个人想的也许不对。国民党《六法全书》是旧法，《大清律例》是旧法，书经上还有一篇《缧刑》，还有法西斯法的观点。蒋介石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就是法西斯法。蒋介石在民国十三、十四年有一篇讲话（在蒋介石言论集记载），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主义：一种共产主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法西斯主义。中国适宜法西斯主义，不适宜共产主义，也不适宜资本主义。所以他派人到墨索里尼、希特勒那里学习。我们现在有没有法西斯法的观点？也不能说没有。有些地方冤枉了好人，有些地方甚至于收集假证据，这是法西斯作法。江西有一个地方，小孩子偷东西，把他的手指头扎破，就是法西斯的作法。有没有封建社会的法律观点？有，如青海，还有其它地方，尽管没有学过封建社会那一套，可是有这个观点。比如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你们看戏，可以看到问案的时候，旁边有几个带大红帽子的，拿着大棍子，一喊用刑，上面丢下一根签，他就打。如果有刑讯或变相刑讯，这还不是封建法律观点？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对我们是相近的，有些人迷信这个法，比如，法律上没有明文的，就不能治罪。现在我们没有明文的就不治罪的旧法观点是有的。问题是如何去了解它。

　　（3）变相捕人问题。一拘留变成逮捕，本来规定，一个人犯了法，非拘留不可时，公安部门在24小时内提出逮捕不逮捕，检察部门在48小时内提出逮捕或释放。现在老百姓无法分清到底是拘留还是逮捕，总之，一关就是几个月或者年把。这对人民法院来说，与保护人民民主权利是相违反的。

　　（4）集训问题，实际上是集中整人，变相拘留人。中央已经决定停止。劳动教养本来是好事，可是变成犯人，所以说只好停止。

　　（5）“三少”政策问题。控制杀人、捕人、关人，中央提出百分之几、千分之几、万分之几，目的是少捕、少杀、少关。本来应该依照政策要捕的捕，杀的杀，关的关，因为我们今天工作还不是那样好，所以中央提出一个控制数字，不要超过。

　　（6）关于长判问题。原来讲少杀长判，就是说，应该杀的人不要杀，把他判的长一点。有些地方对此有误解，认为少杀是一回事，长判是一回事。少杀，要中央批准，还可以杀，不能乱杀，最后判死缓或无期徒刑。长判，就都判的长。内蒙古地区判长期徒刑是最少的，判五年以上徒刑的占20%几。有些地区判5年以上徒刑的占70%甚至80%。有个别地区判刑起码是5年，叫做“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一说立场问题，大家都怕，只是把人民的自由就丢在一边了。内蒙地区判5年以上徒刑的占20%几，也不要满足，是不是都应该判的这样多？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过，你们知道不知道人在社会上有多少个10年？好象有些人不懂这个事。人在世界上有几十年，他犯罪的时候正是20岁、30岁、40岁，犯了一点不大的罪过，一下判10年、20年徒刑，人还有什么希望呢？现在资本主义、法西斯，对于共产党、爱国者经常是这样判的，最近报载葡萄牙有一个人60岁，还判几十年徒刑。要知道，判了刑就是对人一个很大的惩诫。旧社会讲判刑，是牢狱之灾，“八字”注定，人们把坐牢看成是最大的问题。

　　总之，我今天讲的这些，我感到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因为政法机关的任务，拿宪法看看，国务院是一章，下一章是人民法院，再一章是人民检察院。我们是一个大的机关，任务很大，检察院的任务也不小。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第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二条规定，行使下列职权：（1）对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2）对刑事案件进行侦察，提起公诉。（3）对侦察机关进行侦察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同劳改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6）对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出起诉或参加起诉”。因此，政法机关、政法干部要加强。最近少奇同志讲要加强政法机关。又讲，精简的时候，不要把法院、检察院的人精简掉了。要加强政法机关，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质量的加强，我们负这样大的责任，一定要有很强的干部，要资格很老，经验很多的干部。比如审判员，旧社会叫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在旧社会叫大法官。另一个是人数不能太少，太少了，工作做不来。将来可能要把一些案件提到高级法院来审，中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监督全国的司法工作”。过去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是怎样监督呢？坐在屋里监督，又不去看，又不去了解情况，所以人的数量要多一点。此外，做政法工作的人要学习。首先，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文件学好，提高自己。其次，在各种工作活动中间，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所以，就要有些身强力壮的人才行。湖南省人民法院院长对我说，要增加人，有一个条件，不要派红领巾到法院工作。想来那里是有派红领巾当审判员的情况，红领巾当审判员，太没有经验了。但是派我这样的白胡子，也不适宜。适宜的是象你们30岁以上（50岁到60岁还行）、精力充足、社会经验多的人。

　　我讲的这些对不对，大家想一想。不要认为我讲的对，我也许讲的完全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你们认为对，你们自己负责任，将来不对了，不能说这是谢老在这里讲的。这个事情我有经验，我去年在西安看了一个案子，一个人向毛主席写信、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被扣留起来，判刑由无期徒刑判到死刑。我说，这个案卷怎么能存到档案室？将来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这个档案看，他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个信就犯了罪？向最高人民法院告个状，你们也不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他扣留起来。这样一说，他们还不听，没有改，第二次说了，他们才改了，这一改，这个人就没有罪了。可是，他们在案卷上写了，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就改了。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在反右倾的时候，反不到他。如果反右倾也要反的，事情是你们搞的，你们独立审判嘛。希望大家想一想，讲得不好，供同志们参考。

　　(1)这是谢觉哉在内蒙古政法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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