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伯翔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谢觉哉

在郑伯翔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郑伯翔同志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同志，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伯翔同志不是共产党员，但为党做过不少工作，我党许多高级同志如徐特立同志、李维汉同志、龚饮冰同志及已牺牲了的郭亮同志、夏明翰同志等都很信任他，他也很尽力。郭亮、明翰同志直到流最后一滴血时，伯翔同志还在为他们做联络和掩护工作。

　　有人说伯翔同志重友谊，他之为党工作，是因这些人是他的朋友。徐老说：“不能这样看，他为什么只同我们做朋友？”的确，伯翔同志不只有共产党的朋友也有非共产党的朋友，伯翔同志没有跟非共产党的朋友走。特别是大革命失败，我党转入地下的时候，伯翔同志也跟随我们转入地下，直到找不到党的联系为止。伯翔同志是有很大的革命觉悟的。

　　伯翔同志的警惕性很高。我初次认识他是1925年在长沙某商人印刷厂，我是去印秘密刊物的。伯翔同志那时才20岁，他即告诉我厂商某某的政治背景等。1927年马日事变的翌日，我伪充伯翔同志的母舅，逃至伯翔同志家里，伯翔的母亲马上认亲。伯翔的父亲始终以我是他未见过面的妻弟。我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伯翔同志并未把我是逃难来的事告诉过他的母亲。伯翔同志这种机警精神，直到死时还保存着。

　　伯翔同志没有恒产，靠当小职员过活，但从来不计较地位待遇，到北京后屡次表示国家对他待遇太好，自愧多病，没有做多工作，这些话到临死时还在对人说。

　　伯翔同志善于和人相处，内务部的同志没有人不说他好的。

　　伯翔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位“党外的布尔塞维克”。他死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同志，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伯翔同志，你安息罢！

　　（195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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