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问题给中央卫生部贺诚和傅连暲同志的信|谢觉哉

关于中医问题给中央卫生部贺诚和傅连暲同志的信

　　（一九五四年六月八日）

　　贺诚　连暲同志：

　　前年我患痔疮，北京医院以我年纪大，不敢割，但又无其他治法。后来我告知彭泽民先生，彭老说：“痔疮，中医书上叫做‘悬癰’，容易治，向上提提就好了”。他为我举一方：

　　生北蓍　8钱、升麻　2钱、潞党参　5钱、柴胡2钱、大当归　5钱、旧广皮　2钱、贡白术　4钱、炙甘草5钱。

　　（清水4碗煮至1碗）

　　我当初颇怀疑这些药能有效？但是吃一剂，好一点，吃一剂，好一点，不上半个月就全好了。现已好了1年多，估计不会再发。

　　这方子的道理，关键在于升麻。医书称升麻性能升散，补脾胃药，非此为引不能收效。

　　又前年我患失眠症，逐渐发展到每晚都须服安眠片。据连暲同志经验，安眠片可以长服，但后来又说服多了可能中毒。因此，我也想另求治法。记得中药中有“酸枣仁汤”是治失眠的，我服了几剂，不见效。告彭老，彭老说：分量轻了。他改为：

　　熟枣仁　两半、川芎　5钱、云茯苓　两半、炙甘草5钱、知母　8钱。

　　（清水5碗先煮熟枣仁减1碗，然后入下四味同煮成1碗。日间服。）

　　这样服了好几剂，打初不大效，后来效力著了。比如最近在卫生部拿的10片安眠药，经过20天，只用得4片，而且都是因就睡过晚才用的。像我这样年龄，我还不敢断定我的失眠可以全治好。但失眠有药治，是肯定了。像我的失眠可以减轻，是肯定了。

　　睡不着觉，一是脑子里演电影，演过一幕又一幕；二是身上燥热，被子厚了不好，薄了也不好。有时强制了脑子不想事，但不能强制身上不燥热。酸枣仁汤，有清凉的效力，所以能使人睡。还有医生告知我一些治失眠的方子，我没有试。

　　治高血压的方子，现发现有一些：药不值钱，收效甚大。我因血压已正常，没有试。

　　我的听力、视力的衰退，恐已不是药物所能为力，或者对症的方子还没有找着。

　　没有病的人，不知道患病者的苦；同样，没有患过病的人，也不知道病离了身时的愉快。

　　毫无疑义，中医的理论、诊断以至治疗技术，都是落后的。但落后并不等于没有东西和没有潜力可掘。如果说我国旧的文化、工艺、艺术都有许多可以继承的丰富遗产，那末，医药的遗产当更为丰富。几千年来医药是被尊重的，没有遭过统治者的“歧视”。秦始皇烧书没有烧医书。

　　药物学与药剂学，在我国颇为发达。最古的药典，传为汉朝张仲景、华陀编的《神农本草》，只一薄本，载药360多味，到李时珍编《本草纲目》，药达到1800多味，还有许多民间流传的“草药”，不见“经传”的药没收集在内。至于配剂，方法更多。去年《人民日报》有一论文（忘记作者名字），作者似是中医兼通新医的，他提到中医提炼的难和混和制剂问题的不易解决。有一位化学专家也说：现在的有机化学尚不能完全解释中药剂中的一些问题。比如维生素，现知道有20多种，而在某种配合或某种温度上它们相互间要发生变化，则还不能知道。还有：微妙的“脉诀”，究竟作怎样解释？六经、六气、五行生尅，全系胡说呢？抑是反映着人身上一些现象，只是说法不妥？这都是值得深长考虑的。

　　中央卫生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检查了“我们思想上低估了中国故有医学的价值，忽视了中医对广大人民的作用，对中医采取了歧视的态度”。决定要：“团结中医、充分发挥中医的力量，批判地接受中医中有用的宝贵的民族遗产”。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各级卫生机关必须吸收中医参加工作”；“保证中医正常开业”；“培养研究中医的人材”；“对成药的管理，应另拟妥善办法”；“对于中药不得随便禁止，已被取缔的应迅速加以重新审查，凡非有害药假药均应解禁”。“对有效的成药和秘方，卫生部门应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和推广，并予以适当奖励”；“举办中医中药研究所，适当扩大针灸研究机构，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改进和充实中医中药刊物”；……郭沫若院长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向政务院的报告中也提到：“我国农业和医学上的经验最为丰富，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所重视，所以提倡研究和总结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科学经验，亦应成为目前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李德全部长在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和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批判了忽视和歧视中医的不正确观点，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我感到不足的是对于西医要学习中医还强调不够。要整理中医学，必须学习中医学，不知道它的好和坏，就谈不上整理。

　　整理中医学的任务，不能望之中医，主要的责任应落在西医的肩上。这不只因为西医是新的，并负着卫生行政的职务，而是因为中医大多缺乏科学的基础知识。高明的中医，年龄已大，不能再学；年轻的中医，对中医又大都尚未深造。

　　“中西合作”口号提出了10多年，实际没有做。记得延安新市场的卫生合作社，一个柜台卖中药，一个柜台卖西药，这边一个国医，那边一个西医，各看各的病，各卖各的药。我当时颇感到：“合”是合了，但没有“作”。前年把“中西合作”口号具体化为“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实际还是一样。“中医科学化”，做了些中医学习西医的工作，对于中国的医药学问，仍是原封未动。“西医大众化”，这句话就有些含混，似乎是讥讽西医“脱离群众”，但即不脱离群众，于“中西合作”又有何关系？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主要的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西医学习中医的方法，我以为：

　　一、学中医，不是说中医胜过西医，而是说要吸取与发扬中医学的可用的东西，剔除其不合理的东西。中西是“递嬗”的名词，不是“对立”的名词。100年来，不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输进了与创造了很多新的东西，当新的出现时，不免与旧的有所抵触，但很快就过去了，只有医药至今还存在着中西之分。这是由于西医没有学习中医，没有做对中医学的批评与整理的工作所致。

　　二、要承认中医学中是潜在着很多有用的东西。

　　三、作为一个中国医生，不懂得中国传统医学，说来是不好听的。曾见中学课本选有古典文学。他们说：不能不学，有些青年去苏联，苏联青年和他们谈中国文学，并朗诵杜甫、白居易诸人作品，使我们的青年感到很窘。同样，如果莫斯科大学塑有李时珍肖像，且在研究中药，而我们医生却不知《本草纲目》是什么书，这显然是不好的。

　　四、要搜集中医学书，成立图书馆。传李时珍编《本草纲目》，参考的医书达七百多种，现距李时珍四百多年了，不知又出了多少书。若不搜集，难免散失。中医书很多很杂，应选印一些供学者研讨的书。还有：旧的验方、民间流传的、不见于书籍的验方，亟须搜集。30年前，天津某报曾做过这工作，我知道大蒜可治肺病，就在那上面看的。还有：如扁鹊说的：“病在腠里，肠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胃肠，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史记》）如医缓说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原注有：“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并非不可治，只扁鹊医缓当时还没有方子）（《左传》）据注解：“达”是用“针”，“攻”是用“熨”。现“针”法还有会的，西医也学习扎针。湖南民政厅副厅长钟华来京治病已几年，眼已全瞎了。现为华北局医务所一位扎针的老先生（河北人）治好了。前来我处，已能看报了。他说，10多年前在陇东工作，患同样的目疾，是一个“江湖”医生扎针治好的，现这“江湖”医生无法找到。可见针法还有更高明的。“熨”法，《史记》有“案抗毒熨”的话，注以为是毒物外治，似即现在的“外用药”，又叫“敷”。民间传有很多有效的外用的秘方。阮啸仙同志告我：他在北江打游击，没有医生，有伤员子弹未出来，一老农以草药敷之，敷一天，子弹就出来了。“石”法，又叫“砭”，老话“针砭”连用，可见“砭”和针有同样的作用。此法久已不传（《辞源》是这么说）。我曾见一老人冬夜于火中烧石，用棉絮裹了，放在床上可暖竟夜。这恐是“石”的一种，民间流传的“打火罐”，也许是其遗意。还有：灸法，孟子说：“今有7年之病，求3年之艾”，可见“烧艾火”能治慢性病。我少年时易害“火眼”，经医生烧了一次“艾火”，以后就永不害了，接近害火眼的也不传染了。可见灸的效用大。现习“灸”的已不多。还有：治跌打损伤的法子，据荣军教养院的报告，截肢的，截一肢以上的，有四肢全截的，情况颇惨。我因想起旧时治疗伤肢的，总是“接”而不是“截”，“接”总比“截”的好。他们用的药和方法，多是秘传的。但常有效。听说鞍钢还有一位这样的医生。还有，如按摩。还有，甚至像“祝由”那样落后的治法，也应该还它一个所以然。

　　五、西医学中医，最好是遇着具体医例就学。尤其是西医治过的病后用中药治好的，马上就研究其所以然：是偶然？还是确实合理？举几个例子：王观澜同志病重时，肠闭塞，滴水不下者20多天，西医宣告不治了，棺材也买了。李鼎铭先生说，还有希望。观澜同志说的很神气：“李的药，一下下往下通，很快就打通了，能吃点东西了。”李力果同志害盲肠炎，李鼎铭不肯开刀，怕开刀危险（实际，现在技术进步，已没有危险。）有人替力果担心，要我去说服鼎老。鼎老说，某书上说得有，盲肠地方某种药可以达到，（药我忘了）“我有把握，我的儿子，我不会不负责任，请放心！”鼎老又告我：疗养所几位宣告不治的肺病者，他都治好了。那时延安的西医，没有研究这些病例。又如我这次去北京医院检查，告诉医生我的痔疮吃中药治好了。我以为他们一定会像发现奇迹样来追究，然而他们对之颇冷淡。这是不合乎毛主席“集思广益”与“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的指示精神的。

　　六、说中医只有经验，不科学。对的，但还不全面。只有经验、不科学，换句话说，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则中医未必全不知其所以然，西医也未必全知其所以然。这里只有多知与少知之别。比如，我现在正在注射组织液，注射组织液的病例，有效和大效的占百分之若干，无效的占百分之若干，副作用有没有，这是经验。至于为甚么某病人注射有效或有特效，某病人又为甚么无效，还是说不清，要知道自然界的事，我们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和连当然都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七、卫生部定出的方案，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工作，很大的社会工作，很大的科学工作。首先是政治上的动员。要知道要中医把他的秘方经验说出来，是一极不容易的事，同样要消除中西医特别是西医对中医的门户之见，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重说一遍，要整理中医，必得学习中医。要入虎穴，才能得到虎子。如果西医不学中医、不懂得中医、不能有效地进行对中医学的整理，那中央卫生部党组的决定，难免和以前一样：卫生机关聘几个中医，设立若干中医的诊疗所或医院，而仍是各看各的病各卖各的药，于医学推进，仍少帮助。

　　后面还想说说关于歧视的事。

　　纠正对中医的“歧视”，是急须的。但事情颇复杂，纠正并不很易。比如：（一）西医有政治地位，而中医没有。国家的卫生行政机关、卫生教育机关（学校）、医疗机关，都没有中医。（二）西医生活有保障，而中医没有。中医不在“包下来”之列。有的地方还要收税。（中南召开中医会议的材料上，湘潭县的工商科不赞成中医设联合诊所，说妨碍税收。我问张经同志，张回信说确有其事，已缄请税收机关停止。）（三）国家的医药公司，不买卖中药。现中药店药价高涨，可能和某些药的产销失调有关。（四）医学校没有中医学课程。就是中医进修班，也是进修西医。彭泽老曾不平地说：“要我去讲课，那里却没有我讲的课”。但要设立中医课程，能任教师的又并不多。（五）公费医疗不包括中医，干部吃中药不许报销。（六）医院里不许服中药，病人要服中药须出院。（七）成药被取缔。有位同志告我：解放前在京害病，住不起医院，偶看到同仁堂仿单有一种成药的治症和他的病状相合，购服即愈。可是现在同仁堂已不卖这种成药了。同仁堂是颇有名的药店，成药颇多，在一些私人记载上，以前到京的人总喜买点同仁堂的膏丹丸散带回去。为什么一下把它取消？药店成药有些是不好的，应该经过化验，并公布某些成药有益或有害；有害的禁止，才能使人信服。以上这些，你处想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办法，予以调整。

　　还有一个建议，急需统一西药的译名，医生处方，不应再写人民不认识的“洋字”。要出版用中文写的西药名和西药方的书，像神农本草一样，说明它的性能和所治的病，使稍识字的人能够看懂。这也是“大众化”的一道。“丘未达，不敢尝”，孔夫子这句话是值得打圈的。现在的西药，就是有文化的人也不易“达”，所以常有吃错药的事。我希望中华医学会能担负这任务。

　　和医生谈，有人感到中医书不好看，看不懂。我意中医书和其他旧书一样，是用普通文字写的，不会看不懂。只是中医书太杂、太多，不好从那里下手。应请教有经验的中医，先看那几种；看到不懂的问题，定期座谈，就得。初学中医，不要忙于用西医的尺子去量，这是掌握了中医术，即进入了“虎穴”以内的事。如果只望见“虎穴”或只在“虎穴”边缘就量起，不会有很大益处。

　　我不是医生，也许对医的认识上有偏见。当否，我自己不敢说。假中无事，拉杂写上，希参考。

　　（195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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