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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人民政权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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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为了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已经奋斗好多年了。这是一条非常艰巨、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里我想仅就我个人的一点回忆写出来，供青年同志们参考。 我没有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运动，但确实为这革命的胜利高兴过，因为他推翻了腐朽的、卖国的、人民所极不满意的清朝政府。 这高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辛亥革命，除了皇帝改为总统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 1925—1927年的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参加了，且参加得起劲，忘我地工作。但是这个大革命又被蒋介石、汪精卫出卖了，人民倒在血泊中，人民没有得到自己的政权。1926年秋，长沙安葬黄爱、庞人铨、黄静源诸烈士灵柩（被赵恒惕军阀杀害的）10多万人的大会，所谓革命的省政府竟没有人参加。其次是1927年春湖南审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别法庭，宣布杀人犯李佑文死刑时，有人告我：省政府的人很恐慌。我听了也恐慌：“省政府的人恐慌，表示省政府的人不仅不是革命的人，而且是反对革命的，他们掌握政权、兵权，这怎么办？”果然，不久，“马日事变”发生了。“马日事变”的夜里，我在街上遇到叛军，四处枪声，无法走，避入一小摊里。里面有两个老头淡淡地说：“你为什么深夜还在外面走？……看样子，怕又要‘换朝’了。”在他俩冰冷的声音中，我感到我们虽然在农民里做了不少工作，而在城市的贫苦人民里还没有扎根。因为，我们还没有给他们以多少好处。 1931年我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看到湘鄂西工农兵代表大会（即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会场是草棚，几百位男女代表，服装很不整齐，发言都很热烈。闭幕的第2天的清早，代表们背着草帽、小包袱，在总务处领路费后，就急着赶回到工作岗位去。当时我心里非常感动，这才是人民的代表！自然，代表们的脑子里，不知道京里、省里曾有过官气十足的所谓“国会议员”和“省议员”，而那些“国会议员”、“省议员”，也不会想像到世界还有赤脚、草帽、不要薪水的人民代表。而我当时的脑子里，则摆着两个绝不相同的对照。 不久，敌人大举进攻，湘鄂西根据地政权遭到失败，我被俘了，被俘必死，死的问题用不着考虑。但内心检讨一下：新的政权，我见到了，这样的政权，经过长期的斗争必然要成功，我死可以无恨；这样政权的胜利，我即不死，也未必能及身看到，因而死亦无足惜。那几天我的脑子，特别宁静、明朗，从未有过的宁静、明朗。 然而人民政权的胜利，我终于看到了。 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一代在自己的政权下抚育着，成长着，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但一回想多少年代没有自己政权的人民的苦难，多少年代人民反抗反动阶级政权的斗争，就必须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反革命份子对人民政权进行破坏的阴谋。今年我们的国家开始实行普选，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正在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青年们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应该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国家政权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载1953年6月31日《中国青年报》署名：谢觉哉） (1)这是谢觉哉为《中国青年报》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后他又有修改、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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