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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口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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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蒋介石曾一度以革命领袖自居，我们也曾一度误认其为领袖而拥护。欢迎他，虽其时识微之士，知道蒋介石危险，靠不住，但大有希望他往好的路上跑，对于他很表示热烈的奖劝。在前日20多万群众讨蒋示威大会，一回想去年8月13日的教育会坪，虽然人数不及前天一半，但从鼓掌声中拥出一个身颀脸削的蒋总司令，岂料其不受抬举一至于此。其实那时候，蒋的投机话头，已充分表现于欢迎会中，我们为革命热所蔽，未曾注意罢了。 在湘黄埔军校讨蒋委员会的传单上说： 蒋的思想和言论是极端可笑的、矛盾的，第一次东征胜利后，他在东江对我们说：“英雄思想是反革命的，我们不要有英雄思想”。可是他当我们第三期同学毕业的时候，又向我们说：“我们不做个英雄，也要做个豪杰。”各位呵，豪杰和英雄有什么分别呢，他见英雄思想为进步的人所诅咒，所以就说出这样投机的话，到了一定时候，他的英雄情绪按不住了，于是转一个弯儿，示英雄的色相于人了。当杨刘进行反共运动的时候，他也说“反共就是反革命”。现在他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反共产”。我们不晓得他从前所说的话，现在忘记了没有，第一次东征过后，他在东江向我们说：“总理北上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说‘鲍罗廷是我们忠实同志，我们有什么事都和他商量，我北上以后，你要待他如我一样’。所以我是可以受鲍罗廷的指挥，我受他的指挥，不是可耻的，这是世界革命指挥的统一。”现在鲍顾问对于他的错误，有些纠正，他忍耐不住，就面红耳赤的怒恨道：“这是压迫中国革命的领袖。”在此处我们对于总理益加起敬，谁说总理把蒋中正当做忠实的信徒呢，谁说总理把蒋中正以史可法相许呢，总理革命的眼光，早已看见蒋中正脑后反骨了，早就怕他破坏他对鲍同志的信任，不然也不会给他一个这样谆谆叮嘱的信了。果然总理的弓剑未寒，蒋氏的反骨已现，3月20日事变的后几天，他向我们说：“将来我成个军阀也未可料”。当时我们第四期同学熊敦，就写了一封信质问他说：“你的革命的意识这样不坚强么？亲爱的校长。等到你变成军阀时，我熊敦不难以颈血与你相见。”熊君这封信个个字都是血泪铸成的，同学读之有泣下者。当时他也回了熊君一封信说：“我决不变成军阀，但是党的群众要压迫党的领袖。党中才不致有军阀发生”。现在他的同志，他的学生，谏阻他，纠正他，他又说：“迫人太甚。”总之蒋中正者是一个教不成器的、唤不醒的、阴险的、圆滑的假君子真小人。 忽然触起我的回忆，去年蒋在湖南省执行委员会说：“党是政府的基础，一切的权力都要交给省党部”。可是那时候中央党部的一切权力，已交给了蒋介石，党已在蒋的荷包里。又说：“总理遗下两个政策——联俄联共——至今‘未变’……在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的口号，某一地方有某一地方的口号”。言下已隐伏着“变”是可以的，看于我的利益如何，就是于蒋介石的利益如何。又说：“共产分子每一个加入本党，即有每一个的努力，有每一个的力量，这是谁也承认的”。这话廖仲恺同志遇难之时，汪精卫同志曾这样说过，手造“3月20”的蒋介石，能于3月20日之后，在湖南说得这样干脆，岂不大奇，那无怪他一到南昌，就变成“共产分子加入本党，压迫排挤本党党员得不堪，本党党员有本党组织，共产分子即来破坏（看蒋介石在南昌演说，及张静江等通电）而要见共产党杀共产党了，否认总理有联共的主张了。他又说：“赤是指俄国，俄国的势力，建筑在民众上面，赤化就是民众化，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与民众相反的，所以怕民众化，难道我们民众也怕民众化吗，这又何必避免”。不料他现在怕民众格外利害，雇用青红帮打九江、安庆党部，开枪射击游行群众，死伤至千人，比张作霖、吴佩孚之讨赤，还凶得多。 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湖南人接受蒋总司令的教训而对得蒋总司令住的地方，那天在一村香欢宴，蒋说：“现在可得一结论，凡能拥护民众利益，受党的指挥，求实现主义的，我们就欢迎他，如果不然，就要打倒他。”蒋违反民众利益了，不受党的指挥了，于是湖南，由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进而有20万人的讨蒋示威大会。 讲到蒋的人格，革命不革命，不成什么问题，我是主张复辟的，就始终不剪辫子，举宣统王朝，康有为终是清末圣人，张勋不愧赐谥忠武，我是卖身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就始终替帝国主义屠戮民众，张作霖到底是胡子，吴佩孚不愧为秀才，蒋介石的罪恶，同他们一样，而没有他们“好汉做事自身当”的气概，“全无信义，自食其余”，这也要我们革命民众来费力打倒，真是糟糕。 （载1927年4月30日《湖南民报》署名：见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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