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食问题|谢觉哉

民食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几个月以前，各地农民鉴于饥饿的危险，同七八元一石谷高价的恐惧，到处发生阻米风潮，党部、政府、省农协，都以为不对，惟一意义，湖南产的是米，不运米出口换点钱回，只运钱出去买回货物，不仅社会金融枯竭，周转不灵，而且政府税收短少，影响及于革命的军事，进一步说，谷贱伤农，他物价涨而谷价不涨，人将不力穑了。有谷的不能换钱，于是事业不兴，贫农无工可做。所以再三劝告，谷米定要流通。但是有个条件，必定要食有余粟，才可输外，就是实行“存四出六”的惯例。

　　“湖南人做事善于走极端”，主张“禁”的，颗粒不准出外，主张“放”的，谓湖南是无尽藏。“湖广熟，天不足”，禁米不仅自杀，且是不恤邻。以前几费解说，才把米禁打开。税收较旺，金融较活，忽然又谈起民食问题来宁非多事。

　　不知不是我们过虑，事实先生告诉了我们，试举于下：（一）湖南出来，虽无统计。记得光绪二十七八年官报记载，米出口约800余万石，偷漏的当然除外。那时阻禁的事绝少，民元以后，才有所谓“米禁”。放的时少，禁的时多，民国六年谭延闿主张开禁，议会商会都不以为然，谭谓不放米，没钱用，非放不可。当议定放300万石，但放到150万担时，米价涨，人民闹起来了，只得封关。看来湖南产米，的确比以前减少很多，犹是民，犹是地，何以产额减少，这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农村经济破产，农无资本、肥料、人力，不免节啬，加之连年以来，兵灾匪祸，相继演出，有好些地方不能耕种，如湘西一带，荒废的水田，实在不少，而强壮的农人，不能安于耕作，有的跑到军队中去当兵，有的与匪为俦，共同打劫，这都是减少出米的原因。还有，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对于水旱的预防，限于财力，莫能举办，自民十以至去年，水灾旱灾所损失的谷米，不知若干，假如农村中经济裕如，培植森林，修濬水道，即令河北扬波，受害当不至如此之大，塘坝担空，使其能多储水量，虽旱魃肆虐，亦难成灾。常听得邻农说：“天老爷不降好年岁”，其实何尝怪得天老爷，只怪得做田的没有资本，肥料少，人力缺所致。（二）二三十年以前，无论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到了收割时，家里总还有余蓄的谷子，而家境稍微宽一点的，陈谷要吃到旧历重阳节。因为在重阳以前的谷是新谷，过了重阳才算陈谷。但是现在呢，“闹新”（青黄不接的时候，先扮一二担谷子来吃叫闹新）成了普遍的现象。靠收租吃饭的人，也常觉得新旧不接，很是困难，这样农村中没有一点储蓄，所以荒象稍呈，便发生饿死人命的事。由这一点，足见得农民阻禁，并非固意留难，实有切身利益，久住长沙城的人，一定记得民十荒民来省，都携带行李，有些还穿得漂亮，省城方面每人给米1斗，还有些慈善团体、同乡会等，给钱米多少不等，荒民虽感流离之苦，但肚子还不成问题，前年下期到去年春季，逃来省城的荒民，据警署统计约30余万，每天东车站总有几千或数百，鹑衣百结，疲骨包皮，每人给米半升，老弱的还接不到手，一顿鞭子，赶上敞车，不准停留，致防碍自治省会的观瞻，几百里路走来，接半升米回去，是不是可免饿死。据我推测，全省饥民总要死去百万以上，（许多没有到长沙的）但是前年荒歉，并不特殊，以前因有盖藏，故不成灾，现在不仅“无一年之蓄”，连一日之蓄亦无之。富裕之家，也不似以前了，不愿做慈善事业，才弄得这样子。（三）上面说村农私人没有储蓄，再看公共的储蓄怎样，农村中的积社谷，省县的常平仓谷，本是备荒之用，但年来因土豪劣绅的侵蚀，军队的提借，或土匪的横拿，有好多连根枝叶的失散了，虽然省政府一再通令维持积社谷，但事过境迁，无法可设□。单举本城省仓来说，皇仓街一带，原来很多的省仓，现在都几成了住屋。记得民国六年调查，省仓有谷42万石，到民十调查，就只4万余石了，现在简直没有，一宗这么大的储蓄，若是存在，养活的人实是不少，无奈已丧失何。

　　根据上面的事实，出产减少，公私储蓄阙如，所谓民食问题，并非过虑，而民食维持会之组织，尤为切要，我们且有日昨米业公会，以谷价暴涨，呈报长沙市商民协会请禁外商运米出境的事，便可知道民食之成问题，好在省政府已通令各县组织民食委员会，清查存谷，不过记者很希望负民食维持责任的人，要切实调查估计，剩余若干，或短少若干，有余则放行，短少则收买，方不致有遗误，能笼统的说有余或不足，甚至说农民阻禁，是无理，这便非深悉民间痛苦者之用意了。

　　（载1927年3月21日《湖南民报》署名：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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