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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


  ——为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作(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在总理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有一事可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就是农民运动,算有相当成绩了。总理对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本政府有督促全国国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之使命,而且特别之任务,尤在督促占全国国民大多数之农民使之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之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可以说总理著作的革命真意义、真使命,至此才明白地向正轨进展。

  “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由革命民众直接同反动军阀搏战,进而为民主势力直接同封建势力搏战,摇撼军阀政治的基础,和帝国主义扶植以宰割殖民地的工具。旧观念太深的人,以为破坏了古昔传留下来的秩序,未免怀疑。懦弱者见了反帝国主义战场上的急先锋,横行直撞,枪挑剑挥,不识何时可以终止,亦不免害怕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的;

  第一,打翻几个旧军阀巨头,不算革命成功,尤不是革命目的,工农参加北伐,军事上得到若干胜利,虽然表现了工农力量,只是打全国的大军阀易,打各省的小军阀难,打若干县、若干乡、若干村的小军阀更难。“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可见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权,全建筑在所谓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面,民众压在这基础的底下,象孙行者压在五台山下,不到劫数圆满,不能翻身。许多以救国救民号召的革命战争,都是在这基础上面玩改朝换帝的把戏,就是辛亥把皇帝改作总统,打破家天下的历史,然而一层层的封建阶级,不仅未动摇,而且更加巩固。未必无贤明领袖,眷念民瘼,只是力量薄弱,除非屈服于旧势力,与之同化,则必身败名裂为世戳笑。因为只在这基础上面活动,其本身即赖此基础的拥护方能存在,决不能做此基础之反叛者,总理天纵之圣,而且又积四十年革命经验,看透这重障壁,于是第一步“武力与人民合作”,使民众透过此基础(封建制度)夺取其上面之武力,此基础失去武力拥护,而武力建筑在民众,绝对不须依赖此基础方能存在,而后此基础方有崩溃之可能。第二步广大的工农群众,实际担任革命的主要工作,就是反抗不利于工人农夫之特殊阶级,“即工人农夫为自身而奋斗”,从新换过底,前者是人民帮助武力,打翻封建的最高统治,后者是武力帮助人民,或直是人民的武力,打翻封建的社会基础,现在尤其是湖南,已到了这时候了。

  第二,革命不是单纯的普通的军队力量,而是从民众宣传组织行动的进展中涌现的力量,这道理我们已看得明白。但如何能使久被压迫屈伏惯了的农工,能够起来负此使命。第一,须给工农以广大自由权利,使其有发展组织及行动的可能;第二,须给工农以实际利益,使其知有发展组织及行动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其生活其思想,尚在古昔状态,革命情绪,隐藏特深,好像初春嫩芽,不堪风雨,社会的旧势力,又专好摧抑弱者。所以总理特别规定“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与其各级之各部,均有警告、抗告、以及代理地税之征收及解决地税问题之权。”“农民协会对于横暴官吏有请求罢免之权”。国民政府关于保护农运,亦有特殊规定,不如此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发挥其力量,即不能打倒军阀政治及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工农的实际利益,不是“今王发政施仁”或者国民党起来担负这给民利益的责任所能做到的,那是仁政,不是革命,至多是工农要求改善待遇,不是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我以为要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事实上也无法制止,因为在这现状之下,国民党及其所指导的国民政府,不是用单纯的国家力量,来解决工农群众衣食住行乐育诸大需要。只有发展工农自身力量,使作阶级斗争,得到目前的迫切需要,——如减租、加薪、减税等。而且于特殊阶级手里把政治经济的支配权夺取过来,从前仅满足个人欲望的,现在拿来为可能限度之建设,俾工农得到利益,大凡利益由自身奋斗得来的,所谓“疏果之亲植者其味弥甘”,因此必能保守勿失,尤其经过险阻艰难愈多,力量才愈有进步,愈会感觉革命的需要,而参加革命,保卫革命的热诚,才得到真实的保障。

  于此有应说明的,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无关。世界的历史,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发明的定义。但是历史上的斗争,有几回是共产主义的斗争,现在各地工农斗争情形,是农工群众要求生存实际利益,对压迫者掠夺者的一种自然现象,不待人引导,也无能制止。压迫者、掠夺者既是封建的特殊阶级,那斗争自然以政治的为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民团,是乡村底封建势力,是军阀的五官百骸,抗税抗捐的经济行动,就是给军阀政治以致命打击,可以说这个阶级斗争,全是民主的斗争。

  第三,农民的斗争,特别是在湖南,因农协组织的积进,封建制度崩溃的速度加增,有些人以为这类纠纷,应从消极方面去疏导或制止。但是截至去年止,据省农民协会统计,关于经济方面的,有83案;关于政治方面的,有60案。经济方面如加租退佃,闭借闭粜,横摊苛索,使农民生活不安。政治方面如团防之专横,土豪劣绅之把持,征收官吏之横征暴敛,使农民不堪其苦,这都是发生争斗的原因。至其压迫方式:一、捏造谣言,说农民协会是游民协会,是共产运动,是捣乱的匪党,将来都是要杀头的,说做农运的只图自己利益,入农协的都要调去打仗。二、用种种威逼,如屠杀、拿拘、假借军警势力,团防势力,宗族势力,联合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等势力。三、破坏及掩饰的方法,如巧立名目引诱农民;贿买一部分人向官厅请愿;挑拨农工间恶感;假托神道;收买农贼……农民方面,赤裸裸的要革命,要取得需要,也不客气的同他肉搏起来,这些是斗争的形势。我们看清双方的阵脚,知道:(一)农民已经取得自由,若要不发生纠纷,除非剥夺其自由,任他永远压在地狱,任他做帝国主义的第一牺牲者,相信张作霖、吴佩孚若能永久宰制中国。虽然社会杂乱到万分,决不会有农民反抗事实,因为马上要进牢砍头。现在自由了,纠纷如何能免。(二)一般人脑子里装着三代思想,不仅离世已远的辫子先生,就是新人物甚至也懂得革命理论的,一到事实摆在面前,不觉触动了潜伏的封建思想,说“这怕不好吗”。土豪劣绅屠杀农民,一次至十、数十、百人,他们熟视无睹,一闻农民逮捕个把绅士,拿起短棍、梭标游行,就伸着舌头,“危险咧!”农民反抗事件与所受压迫事件,虽不过几分之几,而已震惊殊俗了。(三)农民因受宣传而有组织且扩大组织,势力日渐膨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一切反动势力,勾结失意官僚、土匪、团防形成一很大联合,为防御的反攻。可以说湖南的农村争斗,已由浪战转入整个的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激战之时,形式自然愈益紧迫。

  第四,农民之反封建势力,因为其利益与封建势力绝对相反,封建阶级的利益,在压榨民众,故其掌握政权。在如何消蚀其反抗,增加其劳动,农民如果掌握政权,那不仅减除痛苦而在利用政权以增进相互间之利益。事实告诉我们,农民的政治能力和思想,实远出于士绅之上,因为他们有许多实地经验,为长衣先生读书先生所不知道,而且刚肠无他,没有威逼利诱可淆惑其闻听。据我所知,各地农协组织后,最大之成功,即为土匪绝迹,富家虽觉得农民可畏,然而以前奔走荡析,今得乐业安居。第二,词讼减少,污吏胥蠹劣绅一县不下千百,都是赖词讼为生,农民终岁勤劳,偶因口角,若辈即来唆使,“啬于身者不能不丰于讼”,甚至于杀身亡家。自农民起来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口号,讼源绝了。讼件乃减至十分之九以上。第三,禁绝烟赌,尤其是烟,自赵恒惕开禁,吸食之风,盛于清末。现在有农协组织地方,均厉禁烟,凡农民之所禁,无论何人,不敢违犯,因为他们不受贿,不讲情。第四,许多地方已自动的组织清算委员会,乡务委员会……将土豪劣绅的钱修治铁路。尤其是官吏,在有农协地方,绝不敢贪污,……这些不过略举农民的能力,在正同封建势力作战紧急时候,已有如许成绩。

  上面拉杂写来,看见农民运动发展,同国民革命的进步为正比例。可以说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在今天纪念总理,当认识总理给予我们的工农政策,是革命的惟一出路,大家循此前进罢!

  (载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署名: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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