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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


  六月一日

  上午讨论宪草,每天上午搞二、三小时,估计须十多次才能完。

  六月二日

  咳嗽未愈,傍晚偕林老赴农场。

  六月三日晴

  昨晚开小组会。

  支部工作尚不正常。我处小组应每周开会,讨论时事、学习、工作、生活诸事,向支部汇报。

  识字学文化是学习,遇事学道理,做什么学什么更是学习。

  六月九日阴

  韩亮同志本周来边参会。

  至王家坪送恩来、立三飞宁。

  本周每日上午讨论边宪草,已修改完四章。

  渐变与突变,实只是渐变。不是那一天突然变得多,而是那一天的渐变,改变了整个的性质。由百分之一变到百分之四十九总是少数,再加一,平了,再加一,多数了。少数变成多数,是突。在其只是“加一”来说,仍是渐。也许在变的时逐渐增,前加一的变为加二加三但仍是渐不是突。

  纯粹的突是没有的,但人力可加速其渐,也可停滞其渐。这在任何自然现象中,社会现象中都存在着。这就我们人的努力所在。

  六月十日晴

  上午讨论宪法,旋至交际处看今日来延之符定一、陈瑾昆、鲍明钤。晚毛主席为符、陈洗尘。

  六月十四日

  边宪前天讨论完,稍加整理即可印出。

  民政厅总结去年乡选写了一本小册子,执笔同志和我谈,我觉得作者是费了力却不大讨好。

  一、不是从人民方面说起,而是从发动人民方面说起,象民主握在某些人手里,从这些人手里放出来的所谓“放手民主”,虽然这些过程是要叙述的。一个概念:干部不是人民以外和人民对立的,而只是人民中之人。

  二、乡选中人民提出问题达五万多,是些甚么问题?应该从这些问题中找出规律,找出较为普遍的现象,找出我们政策上某些不足或错误,作风上某些缺点,作为改进工作的社会来源。这是选举的重要一环——检查工作。可是恰把这一环忽略了。原来乡选指示也有缺点,只说: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问题的表面可在当场解决,问题的实际则有关于领导思想与作风,不可能在下面解决的。

  三、行文为议论式,少列举客观事实。

  四、有些语弊要纠正,虽是抄了指示信上的。如“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又经过人民大众”,“改议会制为代表制”等,这些怪不得执笔同志而是领导者没有想。

  六月十五日晴

  十一日《解放日报》张铁夫文:“群众自己所进行而得到的生产成绩,不能算经过干部具体领导后所获的生产成绩。”前天秘书处支部的报告恰类此,亟应改正。我在支部会说:有静的工作,少动的工作——如生产有了,支部怎样动员、布置、检查则没有。学习有了,支部怎样动员的,指导的,曾否研究问题则没有。小组也提出过问题,——虽说很少,支部研究回答则没有。因此,本届支部委员会比上届没甚进步。原因:没注意去工作,或是不会工作。

  最好不犯错误。但有一种不犯错误的人,是由于不工作。另一种则在工作又不工作:不负责任的推。没有确定的经过思考的意见,成则有功,败不负责。犯错误,常是敢作为的人。它给工作以损失,一转过来,又可得到成功。

  六月十七日阴

  上午听定一报告。

  昨天至交际处晤鲍明钤谈宪法,鲍不甚赞成法院长民选及厅处长必是参议员,理由:被选者虽众望所瞩,但未必是专家。他主张各厅处院可设专家委员会以资补救。

  事业要专家,对的。我们早说过:专家学识要和实际经验结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要研究理论,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专家是非专家成的,内行开始总是外行,某种工作做了几年,纵不是专家,总应该不是外行。如果不学习不思考,更谈不上创造,初做是外行,久做仍是外行,那就是不负责任,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鲍又说:要建立预算审计制度。他因接受了交际处送他一双外来线袜而想到采买制度,这也是对的。

  王明同志、徐老同志来谈,书记处批准成立法律研究委员会,以觉哉、伯渠、木庵、曙时、景范、锡五、特立、伯达、鲁宜、松龄、王明、觉民等为委员,嘱我早召开成立会。

  六月十九日晴

  夜看晚会——音乐。

  昨天到王家坪听符定一、陈瑾昆讲话。

  边府秘书处来谈两件案子:一是延县民某去夏喝酒后突死,其母来运尸发现尸身异色,疑其媳毒死。此案应先验尸,而法院验尸设备不全,没去验且恐验不出所以然。但不验是没法办的。这是法院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退伍军人杨廷有和其妻离婚问题,似乎尚可不离的,此案我前闻知,已告锡五同志注意,但法院似没理,现女的已和别人结婚,引起退伍军人不满。

  陈瑾昆先生,讲要使国内国际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使第三次革命成功,不要再来一个“革命尚未成功”,对的。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是无党论,个人本位。五十年代以后,有党论,社会本位。时代变了,也对的。但说党有政党非政党,非政党为一党专政,苏联、法西斯、纳粹、现在的国民党。虽然苏联较聪明,没失败。为甚这浅显的道理,不少人不了解?阶级成见吗?反动派似是而非的宣传吗?对革命的封锁吗?总之,这件事我们不要忽视。

  六月廿二日阴

  假交际处开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一、下周杨家岭西北局分别召开边宪草讨论会。二、即发五五宪草修正案给各委员研究。三、召集研究与起草小组——锡五同志召有关同志研究与修改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等;景范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与起草县乡自治法、边区专署组织法等等;觉哉召集财经有关同志研究与起草财务、行政、合作社、公司、税务等条例。四、推徐老为委员会副主任。五、请傅纲同志收集材料,帮助南门外各委员研究。

  六月二十四日微晴

  下午至交际处听柳湜讲国统区情形。

  柳湜同志说:“上海一天花法币一万元是起码的必需。比如赴一次会,汽车坐不起,电车挤不上,坐三轮车起码八百元、一千元。会场总是假旅馆,有人来收钱:茶钱二千,饭钱三千,回家赶不上饭,上馆子吃点东西,三千。”记起十多年前的上海生活,做秘密工作,每月生活多的给三十元,少的给十元,即是说除房租外,每天至多花一元。那时黄金每两值洋一百十二元,现黄金每两值二十四、五万元,一天花一万,抵黄金约四分,值现洋四元多。可见国统区物质的缺乏。

  六月二十五日雨

  交际处召开各团体代表会,发电抗议美军事援华案。

  柳湜同志谈国区人士对解放区急要知道的:土地政策——减租、清算、反奸……等,是否如逃亡地主所说的?对知识分子——是否尊重有出路?生活——丰衣足食还是很苦?三三制,普选是否真实。

  美人某说:“传共党会宣传,实则许多应宣传的没有宣传。”生硬的宣传:“基本上成功的,但还有缺点。”“一般没有,个别的这种现象是有的。”外面人听了不知所谓。

  “宁让共党多扩大一解放区,不能许共党在非解放区办报。”——顽固份子语。

  电美(草案):

  本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此案如被通过,不是“对中国之和平与安全有所贡献”,而是对中国之和平与安全的大破坏。因为这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强力支持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继续与扩大陷中国于内战、破坏、恐怖与贫困,这是全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也于美国人民没有好处。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国务院这一对华不友好的法案,希望主持正义与民主和平的美国人民起来把它推翻。

  六月二十六日阴雨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才下大雨,今年雨似乎多了些。

  “没有告化子,事情就差不多了。”——符定一先生说——“我问到过苏联的顾维钧、贺耀祖,苏联有不有告化子?他们说没有。料不到延安也没有了告化子!将来如遇到蒋先生我定要问:你管辖的地区有不有告化子?共产党那里是没有了。”

  柳湜同志说:外面人说:“延安没有告化子,我可相信;全边区没有告化子,我不相信。”(意味延安地方小,用人力可以补救,全边区则不可能)

  没有告化子似是奇迹;实则只要财产关系略有改革,告化子就没有了。有劳动力的不愁吃不到饭;没有劳动力的老病残废,一村市没有几人,他的亲属邻友又多是有救济力的,不待劝募,就照顾了。我在苏区四五年,陕北十一年,遇到告化子,三次:一次在洪湖,一九三一年大水灾,见一女人讨乞;两次在延安,那是外来难民,初到未找得生计。

  六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至西北党校讲宪法——解释他们讨论政协宪草决定提出的问题,下午归。

  六月二十八日晴

  至西北局讨论边宪草。提的意见颇多,对民主责任与民主方法,不主张独立一章。

  林老说:四四年提出边区参议会为边区最高政权机关,边区参议会闭幕时,边区政府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是对的,因为中央到今年才提出采用英美的民主形式。

  六月二十九日晴

  上午召集财经法令小组会,到松龄、子文、中权、静波等。

  下午开支部大会。

  有成绩、有经验却不能抽出规律定为制度,以巩固其经验扩大其成绩;又从此基础上取得新的经验,以改进其制度,是我们急待克服的弱点。也曾立过制度,有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施,有失在未能坚持,有则制度本有毛病。

  边府建筑办公厅为的合署办公,房子起好了,各厅搬来了,合署办公却忘记了。为着供给统一而搬来,合并伙食单位,但供给仍任其不统一,行政处只“推”而不“揽”。审计制行之已久,似嫌其麻烦而无形取消。合作社条例早有了,可是至今仍没有。一切都在办,一切有点乱。一切都有成绩,又一切都有缺点,怎样纠正,责在领导机关。

  边府支部工作,整风期间,若断若续;现在仍是若有若无。整风时应该加紧支部工作,反而若不信任支部,于是支部不选举了,不常经过支部开会了。现支部虽恢复,工作究应怎样做?以前经验,有待回忆。党八股方式乘机占领差不多整个地盘。原因一是不知道怎样工作,找不到工作;二是边府负责同志没有指导甚至不参加支部所致。

  六月三十日晴

  上午蒋机二来延上空盘旋良久,疑系侦察前日来延之起义机,午后参加办公厅谈选举总结如何写。

  林肯:“我既不愿做奴隶,所以亦不欲充主宰。这就是我的民主思想。任何与这点不合的思想,不论其程度如何,不是民主。”

  “苏联全国在战争期间流行着胜利菜园的开辟,上峰命令各地方苏维埃把一切空地划给政府机关,各机关分给成员。因为粮食缺乏,交通工具不够,唯一补救办法就是各地自食其力。这一来,每个人都尝了点耕耘的滋味,而自然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一种个别占有的心理。胜利菜园运动在战后能否继续下去,是值得注意,不过就是可能的话,似乎不会扩大到一种大规模的事业,原来只用来补给粮食的不足,并非借以谋利的。”(《美国政治学评论》)

  此与我们的个人业余生产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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