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四三年七月

一九四三年七月(1)

　　七月一日晴

　　党的二十二周年纪念。

　　赴杨家岭中央礼堂晚会，听毛主席讲话，十时归。

　　七月二日晴

　　下午为总务人员讲总务工作。

　　闻河滩上死一难民，昨天死的，今晨还没收埋，被狗咬烂。景林说，已电告公安局了。边区早已没乞丐，外来逃荒的，好多已安置。为什么让这个人道死？听说这人病了很久，还有一个病的，公安局熟视无睹，不送医院，应受到责备。

　　七月七日抗战第六周年

　　挽何蓁圃：

　　离家久了，又没有归期，乡书来，总怕传来亲友逝世的消息，尤其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然而蓁圃死的信，突然来了。一九二七年长沙一面成最后的了。在长沙他要找事，我是有力可以代他找事的，然而我拒绝了他。我在拚命，他要谋生，怕连累他，劝他回去。也许当时蓁圃感到失望，直到许久许久的事后才了解。

　　蓁圃少我约十岁，初面他只六、七岁，光头，很沉静，冬天我们谈到夜深，他坐在炉边瞌睡。十余岁从父学医，能继承父业，蓁圃的父为我岳父，著名的医生，也是著名的长者。我估计他寿可百岁，我如不死于非命，见面的日子总有。他满八十时寄去一首寿联：

　　天锡遐龄，长为乡关除疾苦；

　　我携巨枣，待来杯酒话沧桑。

　　当时我没有通信地址，不知他接到没有？及到可以正式通信问候，信到时我岳父恰在四天前逝世，满九十后的十四天。“杯酒话沧桑”竟成梦想。却不料年少于我的蓁圃，也竟没有劫后重逢，于炉边酒边谈谈旧日心事的日子，这就更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太茫然了。

　　自别后没接过蓁圃的信，似乎是在行医且开药店，不失为乡村的长者。儿女已长大，当能继其事业，这些后事不必谈他。

　　我不相信死者有知，如果有知，谅蓁圃先生必和我有同感。

　　《解放日报》七月二日载：……五月七日敌在完县野场一次杀死群众一百一十八人，还有五十四人受重伤，许多百姓因此灭门绝户。死者有白发苍苍的高龄父老，有未及周岁的幼儿，有青年妇女及儿童。日本法西斯向我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之后，犹恐死之不惨，复用刺刀在血肉模糊的尸堆中乱刺。事后掩埋尸体，有婴儿尚含着已死母亲的乳头吸奶，有三岁孩子在血泊中钻出哭喊母亲。凄惨之状，笔墨难书。敌寇不仅用枪弹刺刀屠杀我无辜父老，还用石头砸出人的脑浆，用火烧灼全身，用水灌进肚子，复用木杠碾肚，从鼻孔、口腔、肛门将水压出。日寇强奸妇女，上自白发老妇，下至十二岁幼女，兽欲发泄后用木棒插入阴户或刺刀刺入阴户，挑开肚皮。有一老妇被敌寇强奸五十余次。

　　本日纪念抗战六周年的群众大会因天雨展期。

　　党中央宣言说：“中国和苏英美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要明白其原因，看今天报载波兰名流发表声明，主张波苏亲密合作，要求撤换波流亡政府中反动分子的消息就可以知道。政府至于流亡了，犹在继续致政府于流亡的反动政策；何况还有西方半壁可以称王？何况人家还假之词色，赐以四强之一的称号？

　　只有工农阶级的利益，才彻头彻尾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一致。

　　一年一度的对边区进攻，似又在开始了。南线增加军队，换上新枪，屯聚粮食，云等接某长官手令即动作。不久以前，造谣蒙古事件是我党策动的，陇南民变有我党在内，国党据此相诘责，这是发难的借口；集中兵力，便则奔袭，不便则蚕食，这是打击的步骤。

　　检旧纸得前年秋诗几首存此（与前已录诗重复，故略去——编者）。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午后日食，食去一大半，以黑镜片窥之甚晰。（此处抄前《日食》诗略——编者）

　　七月八日微晴

　　上午参加学委会，午后参加时局座谈会，晚参加杨家岭大礼堂会，回来已十二时。

　　报上公布朱总司令呼吁停止内战电，驳斥西安特务份子破坏团结电。此次反共高潮的起因：共产国际解散，以为党失去依靠，可以威胁。德苏—日苏，德反攻、日可能发动攻苏，苏两面被缚住，日也注力于苏。理论与实力：造谣党有理论派、实力派，可以分裂。周林：放周林回来，是说回来参加讨论共产国际解散事。然而这些都估计错了，党不象国党一样靠外援。它是本国产生的，也已成长为合乎民族要求的党；希魔反攻不幸不替我们的法孙子争气，败了。党的理论与实力是结合的，内部即有争论，对反革命是一致的，且因有反革命进攻，更加一致——在斗争中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

　　五大危机——对敌（投降将领三十三人，敌汪新政策动摇其部下）；对外（责备英美援助少，不责自己）；对共（毫无理由，一切理由，都在我手）；对民（各地民变：内蒙、甘南、渭南、贵州、湘西）；对党（特务派别）。

　　七月九日阴

　　下午开抗日六周年纪念群众大会，到近二万人，至八时多才散，群众情绪愤慨。讲话的有林、朱、李、高、贺、少奇、冈野进、吴满有、吴老等。

　　七月十一日星期晴

　　发董信，言内人未必来恐系信误。

　　发家信，寄挽蓁圃文。参加保安处会。

　　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天分高的不甚费力就学到了。崔琪同志雇农出身，当主席时，虽只能看不能写，但能指出文件上的要害，那里须修改，要怎样修改？说道理能深入。马武看问题、听文件能识别正确与否，不能因他不识字而说他没文化，这是一种。其次，有一定时间和听课的人，如战士也易于学到，虽学的不一定好，这又是一种。

　　一般年龄较大，略识文字，工作又较忙的工农同志，对学习文化不甚积极，我意除主观欠决心一原因外，主要是学的东西和他的迫切需要不甚合。比如：他每天碰到的问题，因为某种知识的缺乏，不能想出好的办法或联系到其他事情，教者如能指出那里应怎样想，应怎样处置，应该具有何种知识，即告以何种知识。他必会高兴起来，恍然大悟。平时教授各种知识，也应联系学者工作的经历，以唤起其回忆考虑。文化，不限于作文识字，就是写作也应就他自己处理的文件上帮助，使他感到哪样写对，哪样写不对。这样做，似乎繁难，然只要冲破了这关——方法有了，兴味有了，以后进步——“师逸而功倍”。这样教师不易找，有工作经验的文化高的同志要兼师职；一般做文化教师的也应朝此路跑。教的与做的分家，不仅教不下在职干部，也教不下小学生。

　　七月十二日晴

　　经天、木庵、玉洁、育英来谈，检查司法工作准备事。

　　夜朱婴同志来谈。

　　七月十三日晴

　　上午林老来谈。

　　七月十四日晴

　　又要吃人吗？

　　“法西斯是野兽”，野兽的特性是吃人。

　　法西斯和一切和平人类为敌，尤其不喜欢工农劳动大众，不是踏在脚底下，慢性地屠杀着吃；就是把工农大众放在刀尖上，骨成山，血成海。

　　看吧！东西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带来人类历史大劫，成千万死于战斗的且不讲它，只看法西斯对于和平大众的杀人法：无人区啦，三光政策啦，集体枪杀啦，喂狗啦，妇女强奸后又椓入阴户致死啦，把活人当靶子打啦，集体屠杀“人质”啦，活埋啦——凡法西斯兽蹄践踏所到，无不阴风惨惨，血肉模糊。报纸上所报道的，恐远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这些惨剧，不久前的中国内地都演过。拿无人区说罢，曾有过这样一种议论：“共匪”驻过的地区，人民中毒最深，不烧尽杀光，遗毒仍要爆发的。就是邻近匪区的人民，受了共匪影响，也要严厉清乡，或强迫其迁徙。他们说了就做，我曾亲眼看见：

　　“望不见边的茭草湖里，寂静得象死。一个墩子——湖里的陆地，我在那里住过，原有不少人家，现在：屋子烧了，屋地掘了，草上沾满血迹，风送来一种刺鼻的气味。从树林漏下的日光，仍然温暖，仰视天空，白云仍优闲地走着，然而寂静得可怕，连一只鸟声也没有。忽然吱吱地冲破了沉静，那是草丛里赶出一只鸡；忽然草丛里发出呻吟声，原来是被‘血洗’的尸还有一具未完全断气，还在挣扎求救……”

　　我也曾在报上看到：张辉瓒两次血洗平江，其报功电上说共杀了二万八千多人，李鸣锺进攻七里坡，电上说：此地农民都成了“赤奴”，非杀不可，一共杀了七万多人。一九二九年何键在武汉演说：“共匪真多，我在湖南杀了七千多青年，共党还是到处有”。何键曾令他的兵，于打进长寿市的那天，要割送三千对耳朵。至于“嫌疑犯”或已判处徒刑的，因为时局紧急，大批从牢里拖出，绑上杀场，名叫“正风”，更经常有。这就等于现在希魔的杀人质。这都是内战头几年的事，后来不知为何，报上不公开载这些事了，当然并不是“封刀”。

　　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所能说的：凡革过命，人烟稠密的地区，现在都感到人少；曾参加过革命现还生存的人，问他所认识的革命朋友及自己和朋友的亲友，没被杀掉的总是很少很少。

　　中国法西斯和外国法西斯不同的：外国法西斯吃本国人，又吃外国人；中国法西斯则专门吃本国人，因为先天规定了它，只能做外国法西斯的第五纵队。

　　内战停止几年了，虽然劳动营啦，失踪啦，暗杀啦，突然袭击如平江、确山惨案、皖南事变等杀人剧还在演，小了不过瘾，不能满足法西斯的杀欲，急得要大干一场，不是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已经发出：“取消、进攻、消灭”的嗥叫了吗？

　　已往的事，有血为证。我们要警惕。

　　猛兽吃人，只能趁人不备，有了备，一定能把它赶走。

　　因为边区太好了！

　　“曹操跳粪坑”——曹操小时同一群孩子去偷邻家的果子，果树下有一伪装粪坑，曹操先跳下去，跌在粪里：“快来！好果子！”曹操喊。一群孩子跟着跳，都跌在粪里。“为甚么你要哄人？”操说：“如只我一个跌在粪里，你们不会笑我吗？”

　　做为全国不论那处一样肮脏，那大家都是好朋友，用不着“钩心斗角”，搞特务，更用不着“盘马弯弓”天天装着要打的样子。

　　“三民主义”是个幌子，躲在三民主义的幌子里做反三民主义的勾当，已经十多年了。他可以吓唬人？在大后方可吓唬人；把它带到敌占区去的汪精卫也同样拿着吓唬人。三民主义所以成为反三民主义的幌子，原因是谁也没把三民主义实行过。然而边区却当真实行三民主义。“破坏统一”“岂有此理！”

　　民权——统治思想，剥夺自由，一党专制，特务横行。然而边区偏要搞三三制，政府负责人由人民选举，谁都有人权、政权、财权的保障。

　　民生——重庆市上平均每天要收十五具以上的路尸，工程师出标卖子，女孩子十元一斤，文学家饿到自杀。不是真穷，而是把财富集到少数富豪买钻石、买美国白菜、飞机，为洋狗逃难上去了，然而边区偏要在这时候闹军民一体的丰衣足食，且已做到相当象样。

　　民族——虽然曾下过“有敢昌言抗日本者杀无赦”的严令，但已过去了。日寇来还是打，打得颇凶，且打了很久。不过打的中间也有些问题，比如：民族至上是口号，反共第一是实际，而共产党偏要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提出国共合作的具体案子。抗日，为着几个“一”——把一个党、一个领袖提得更高，为着使军政训政时期延得更长，而共产党偏主张各党派合作，主张彻底民主制度，而且首先实行。抗日是为着九国公约，替同盟国打，既然替同盟国打，应该向同盟国要些东西，而八路军、新四军偏偏断绝他的接济，还能抗住侵华的一半寇军。

　　还有很多，都是法西斯的第五纵队所不能容忍的。应该早打！本来第五纵队早已准备着，几十万大军的包围，碉堡线一道又一道，好几年了。再不打，一方越美好，就比出另一方的越丑恶。“反共好，反不了”，反不了，必须得反，这就是法西斯第五纵队“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写照。

　　一切都是托词，戳穿一句，为甚么进攻边区？

　　“因为边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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