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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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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四日 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国际性的,反革命的国际联合更为微妙。宗主国反革命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打先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投靠其宗主主人,冀苟延其残喘。 记得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失败时(张辉瓒被捉之后)上海各外报,尤其是日文报说:“蒋介石不行,只知说大话。今后只好列强直接和共产军周旋。”这时粤方报纸说:“蒋和共产党勾结,李立三已去参加庐山会议,蒋出兵江西,为的向共产党假道侵粤。现在剿共只有广东,广东不是没有了共匪吗?”及蒋发出亲征电,声言不胜共必死于章贡之间,这才争回帝国主义的眷顾。 在剿共战争中,南京汤山是世界新式武器的试验所。那时世界无战事,一切新造武器,都拿来中国剿共,都在汤山试火。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同时与国民党及其后台——国际帝国主义作战,也许早已打倒了国民党。今后形势更复杂,然而决不会改变事件的本质。 一月二十五日晴 林老自鄜、甘回。 “如果他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纯洁的肯牺牲的有影响的能够领导或吸引落后部队的人们的拥护,那么,布尔塞维克党莫说两年半,便是两月半也不能维持政权”。(“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仅仅你的政策合乎广大群众要求,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还不够,因为“能够得到”与实际得到不是一件事。广大群众不是易起来的,首先须是能够领导与吸引的,即广大群众中有作用的人起来,然后群众才会跟着走。办军邮的林卓武、冯××二人说:“你们不要宣传了,只这三三制就够”。三三制无疑是得到广大群众中的先进人士的拥护。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他被人推翻的原故而更强十倍。他的势力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强固,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势力与小生产的势力。……因此之故,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同上)大革命时的“过火”调,为什么有人信?就是说土豪地主已经很可怜了,无势力了,而不知道他的力量正因为被打倒而十倍加倍。我就是不懂的一个。后来土豪地主卷土重来:“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松一个”,专政何其彻底!直到现在两湖的民众运动,总不能抬起头来,宁肯亡国不能让家奴得势,专政又何其耐久!这个教训应永远记得。 “无条件的集权与无产阶级最严格的纪律,乃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革命党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及其对于革命的忠心、坚忍性、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第二靠他善于同广大群众——首先同无产阶级群众,同时也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联系、接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也可说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现的政治领导的正确、他的政治的策略与战略的正确,而且要使最广大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这种正确。”(同上) 这里可见,党的纪律不仅靠党员群众的自我批评,而且要接受非党群众的批评责难,才能建立。党的政策正确,不仅决定于自己——自以为是,而且要决定于群众的经验——共以为是。 “理论本身也不是信条,这种理论只有与真正群众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完全形成。” “这个理论的正确,不但是由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而且是由俄国革命思想界的迷惑游移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明。……他真正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真理。” 不经过错误,不会懂得真理。经一次错误,就能懂得,是很聪明的人;经二次、三次错误能懂得,也还不错。 一月二十六日晴 参加政府会,午后林老来谈。 周兴、雷经天来开党的小组会。 一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看季米特洛夫报告的结论(报告前已看过)。报告及结论共一五〇页,通知周、雷,改于星六日看完。 “如果没有百折不回的、长期的、耐烦的、往往似乎没有甚么效果的组织工作,群众是不会飘流到共产主义的岸边来的。……把我们的决议不仅变为共产党员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变为极广大劳动群众所了解的东西。”(“季氏结论”) 我们有许多决议,不仅没传达群众中去,许多党员也不了解;也有些非党人士已经了解,而我们党员反不大了解。前者由于缺乏生动的宣传,后者由于部分党员质量过低。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会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当你写东西做演说的时候,无论何时总要注意使每个普通工人都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应当时刻注意: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说话。”(同上) 检查一下延安出版物,许多是不准备给人看的。演说,也不少是不想要人家听的,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党八股”。 “个别同志不去具体分析实在的情形和生动的经验,却在那里玩弄一种新公式——把我们所希望的而事实上还没有的东西,当作实在的东西,当作现有的东西。”(同上) 旧公式要不得,因为旧的具体条件已过去;新公式也必须是新的条件已经产生。如果只想象一个新的条件,这个条件在那里却没有考察,说“现在的毛驴子不是过去的毛驴了;过去的苛政现在成为仁政了”,那同样要碰壁。正如季同志说的:“除这种热情和一致精神以外,还要用深刻思索过的批评态度去对待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甚至于不要怕向敌人学习学习,如果这种学习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加迅速地和更加现实地折断敌人的喉颈的话。”“……就会不分青黄皂白把一部分人民推向法西斯主义营垒去。而这一部分人民在某种发展阶段上是可以被我们吸收来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或者至少是可以保持中立的。” 西安特务看了《解放日报》一篇骂特务奸淫腐化的文字不满意。因为他们并不如此。他们干特务,并不满意特务。他们反共,但也只怀疑共。如果对他们态度正确,是可以分化他一些的。 下午参加边府工作人员欢迎林老和工作团会,准备讲几句话,因林老说的过长作罢。 一月二十八日 “在这些国家中法西斯主义本来没有广大的基础,可是他依靠国家武装力量业已上台执政,在执政以后,它利用国家机构,企图扩大自己的基础。” 一月二十九日晴 十时去参加政治局会,讨论土地政策。晚回。 毛主席谈: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决定,决定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 一月三十日 至西北局开常会,讨论行政教育问题。 一月三十一日阴 党政怎样分呢? 一、党的主张,经过政去实现;党员努力,是做政的事。本来是不可分的。但党是党员的,政权是人民的,党员虽然是人民,而人民最大多数不是党员,所以党政必然要有分。分者分际也。 二、现有些甚么党政不分的现象: 1、党委直接管事。乡的指导员(支书)、区的民运干事或抗后主任(区书)、县的救国会主任(县书),在老区就直接县书出现,他们直接解决问题,甚至人民也以直接找他们为较易解决问题。县区乡长反似旁观者。这在政的干部较弱、党的干部较强地区多如此。 2、党政分管,或者某件事来,党政各有人出去,党的人就以党的面目直接出现。 3、党的会议决定了,不经政府会议就执行。 4、党讨论的和政讨论的没有两样,政的会完全是“复板”,甚至说话上也没有分别。 这些现象的结果: 混淆党政的界限,民知有党,不知有政,政权的信用建立不起。 将大大妨碍三三制的实现。 党外人士觉得无权,对政权不会有兴趣,因而不会积极。 政府内的党员也就依赖党,削弱其能动能力。 党既包办入细,不免考虑不周,且至忽视某些重要方面。 党政干部分配不匀,常常党的干部强且膨大,政府又嫌无权执行。 应该怎样? 一、要懂得党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党的政策必须人民了解,变成人民的政策,人民是不可包办的,且不可强制的。包办与强制不仅不能发挥政策的作用,且可得出相反的恶果。 二、要懂得领导只是带头的意思。要人家跟着走,而不是代替人家走或押着人家走。 三、要懂党员有两重身份,一方是党员与非党有异,一方是工作人员或人民和一般工作人员或人民是一样。 因此: 一、党的决定只是经过党员以工作人员或人民的资格(有时也可以党员资格),在工作人员中人民中得到多数同意。未能得到多数时,那只怪自己技术不好或者主张上还有毛病。只好自己检正,下次再来。党委不能强迫各级民意机构服从自己,党员和党团,不能用非民主手段,使政权中非党干部服从自己。 二、党主要是决定与掌握政策,一切带原则性的东西。关于政策的实施事项,则属于政务人员,党不必代庖。比如边区财政实施大纲、干部学校教育方针的决定、土地政策的决定……这些党必须郑重其事地做,不使有漏缝。党必须以全力做这些,且只能做这些。关于这些事,不是每周都有,且不是一周的短时间就能决定。因此,党的例会应多是研究,而不必象政务会议一样,每次须有若干决定。 党要注意检查工作与总结经验。党对政务实施不代庖,但不是不管。政府中的党员在执行过程中,应该时常和党的领导者保持接触,告诉他执行的状况。党的领导者可提供意见,给予帮助,但不是干涉。在适当时开会听取报告,总结经验,以开展以后工作。自然政权中的同志,也应总结经验,不可向党推拖。但党应把总结看作是一件大事(如这次总结“边参”经验)。 党的工作者也可能有工夫直接去做政的事,但必须以政府人员名义出现(邦英至靖边,必须受政府委托,才能去召集宣布县长撤职的会。我前去参加绥德临参会,必说明是代表边府,否则只能在党的会上讲),正如政府人员的党员有时参加党的会,不能以政府人员资格出面一样。 有些党的工作者,做的多是政权中的事,那就不如直接参加政府工作,有能而又有权。 在三三制政权中,要避免过去党政会议不分,把政的会当作党的会,党的话拿到政上说的现象;以对党员态度对党外;同时某些措置上应采用或迁就党外人的意见,因此,更不能预由党决定。 上列各项同样适用于党团。 参加边府总支支书联席会。 开党团会。晨九时萧任来,陆续到至午后才散。 夜开小组会,讨论节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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