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三八年一月(3)

一九三八年一月(3)

　　一月二十一日晴

　　偕嘉伦往周冕家晚餐，周子梦麦已入抗大。

　　一月二十二日晴

　　闻陈云病，鼻血甚重。近来同志病的多，身体不康强于革命工作大有妨碍。

　　闻白崇禧来此，召集各机关谈话，对政治颇有较进步的指示，今日白飞宁夏。前闻中央军事指挥以蒋、白、周为主干，大概已实现矣。

　　一月二十三日晴

　　战争是随便可过去的吗（登《妇女旬刊》）

　　有一位同志说：“一切改革等战争过去再说吧”，意思是说人力、财力既集中于战争，其他最好是维持常态不要动他，以为战争象夏天的狂风暴雨一样，站在大树下躲一刻，雨过天晴仍旧走我的路。他不知这次战争，胜呢，得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败呢，就沦于朝鲜、印度的同一命运，永远不易恢复。这是民族生死的历史关头，一切改革正是为着在这历史关头站得住不灭亡。

　　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等战争过去再说的思想？我想是有社会根源的。第一、中国民众历来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者打成两橛，上层争来夺去，只是把下层的血来污染历史，于社会组织民族存亡没大关系，于是这时候的士大夫就有这样一套法宝，叫做上者避世，其次避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是天运已不可挽回，说不一定新朝仍是要借重我们的。第二、中国是老大帝国，从没有亡过国，金人、元人、满人侵入中国不是亡国，只算改朝换帝，老百姓不还是一样吗？尽管朝鲜、台湾乃至东北四省亡国惨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仍是茫然，脑子里仍是旧的观念。

　　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对战争的消极，亡国不是很可怕的思想的根源。

　　必须克服这类思想，才能铺平抗战胜利的大道。在女同胞中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女同胞除要防止这类落后的传染外，还有个传统的弱点：“国家大事让男子去担当吧”，有些男子也大言不惭，“妇人家知道什么，少麻烦些吧”，于是妇人家就站在旁边，“等战争过去再说”，那真糟糕，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上前线，和爱国男儿一样，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战，打退快临到我们头上的亡国奴命运。

　　一月二十三日晴

　　至省党部晤刘经泮，谈尚洽。刘云：华北事实上须与苏联结合，大概以山西军队已归朱德指挥的原故。又颇攻击经委，说他们来西北不是开发经济，而是开发窑子。

　　午后，高自立等二十二（内女二）同志自迪化来。

　　晤阿克摩夫云：此机不西返，泽民等还须再等。

　　一月二十四日晴

　　怎样才能产生贤明政府

　　“廉洁政府”——虽然现政府离廉洁还远——已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现政府的某些人物，即令不贪污，那便是坐领薪水，古所谓“尸位素餐”，如果他不安分而要动一下，就必然害多而利少。因为他不了解政治，甚至连独裁与民主的性质都分不清。不了解民情，老百姓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不说他是穷，而说他是文化落后；重到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息，不说他是盘剥，而说是自由契约，不能干涉；不了解官权与绅权勾结，而说加强官权可以制裁绅权；不了解政府力量在倚靠民众，反而怕民众一起来会与政府为难；不了解青年是抗战中坚，反而要青年回到学校里去“维持常态”……诸如此类不贤明的处置，从上级以至下级的政治机构中充满着，数也不易数清。

　　于是一些人发出“才难”之叹：“没有人，怎办？”贪污可以枪决，庸才没有药医。书本上有些人才，可惜死了。听说外国也有些人才，无法为我效用。那末，结果怎样？“悲观”！连廉洁的政府也无法办到，因为找不到清廉的人。

　　真的吗？不是。贤明政府产于贤明制度。上智与下愚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在某种制度下可为善，在另一种制度又可为恶。据说在甘肃做县长，如果不同流合污，那你要被控告、被查办，声名狼藉，甚至还要流落，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反之，你可以做“能员”、“跑红”，人又何乐而不为此？这是一。其次，居上位的无不万能，一身可以兼很多“长”，开的是御口，错说为当。他可以发明独特的学理，却不许报纸上登载不同的意见，不许书店贩卖他所不喜的书报。除开自己外，不许有人才，那还到那里去找人才？这是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救国，口号叫得多响，但政权始终不大开放，许多爱国志士，仅仅从牢里放到街上。连举世闻名的七君子，还只容许他们弄弄笔杆。占了茅坑不屙屎，别人肚子胀破了却没有茅坑，这是目前的普遍现象。这是三。成千万素质稍加琢磨即成美器的青年，没有地方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偷关过卡，露宿晓行，跑去西北的一角。听说那里某公路招生千人，报名的达一万二，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这样办？却闭着眼说“没有人”！这是四。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佳士”，不是没有贤明的人，而是没有贤明制度使贤明的人升用到政府来。贤明的制度怎样？

　　一、屏去党派成见，登进各党派、各民众团体有威望的人参加政府领导工作。

　　二、言论绝对自由，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做政府的监督。

　　三、扶植并保障各种民众团体的发展，在其应有范围内有批评并建议政府的权利，政府对其正确的批评与建议应该接受。

　　四、改革教育，使学校成为造成真正救亡人才的地方。

　　五、逐渐施行民主制，首先由区乡机构起，建立区乡代表会，区乡的负责人实行民选。

　　如果不从制度上着想，搔着头望贤明政府到来，那和希望真命天子出世一样，只好到刘伯温的烧饼里去寻，不是我们二十世纪人所应该想象的。

　　一月二十四日晴

　　许光达等三十余人由迪化乘车到。

　　夜，丛德滋等六人来谈，当报告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前途。

　　一月二十五日晴

　　往迪化学生今日由西安到。

　　一月二十六日晴

　　晚，迪化来的同志在第一招待所开晚会。

　　同嘉伦夜至朱绍良处谈约三小时，至午夜一时始归。朱态度尚好。

　　一月二十七日晴

　　高自立等五十七人带皮衣军火等共十辆车东返。

　　黄文炳今日归。

　　一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至王洽民处谈，王言省、县党部有机关无党员，因为从没开过党员会或关于训练的文件，党员和党没有关系，等于无党员。又言，省府各负责人各不相属，名叫不合作也不不合作。党部中之某派倒还经常开会，但基础是利益的分配，如决定某人去某机关等，又其人不管怎样贪赃，只要将其余款缴党就对。现总负责人为酆悌、贺衷寒等，甘肃则为李才桂。

　　夜请张耀东吃饭，张为新疆派在此间之人。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这句奇怪话，似乎在兰州市面发现。本来各团体间、各派别间乃至各个人间，意见或利害的冲突是不能免的。在这民族危机、抗战高于一切，要求全国人众把私的利益服从于总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摆出团结的面孔，拉拉手、谈谈话，精诚合一的调子，不妨提得高点。但一到具体事实，仍各做各的，只要达到妨害对方的目的而手段又不显露，这就是高手。实际是“不合作”，表面是“不不合作”。的确，这种现象随处可以看到。

　　发生这现象的原因：（一）由于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把救亡当做今天第一大事，因而即在救亡工作中不能把成见消灭净尽。（二）不知道个别利益必须在国家不亡的前提下才能存在。白里念熟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是实行时，门外喊杀声已近了，两兄弟虽停止了用武，却仍然要怒目相视。（三）猜疑对方有什么阴谋，靠不住，把部分的错误推及全体；把过去的仇视推想将来。

　　这些道理，本来很浅近，普通人懂得，他们也懂得，所以他们“不不合作”。但一靠紧起来，“要兑现”，他们又仍不懂得，仍是“不合作”。

　　这种现象虽只存在在一部分人中，且这一部分人也日在转变。大多数人是爽直的，他们没有成见，有利于抗日的就对，不利于抗日的就不对。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已充分表示其愤慨和推动的力量。某些地方已逐渐克服那些“不合作，也不不合作”的现象，但是在西北这现象仍然浓厚存在，迟滞了救亡运动的前进。

　　这是官场模棱习气，“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办法，于抗战前途极有害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现象，尤其要防止这现象传染到我们青年团体中来。我们应该：

　　“是则是，非则非，做错了，马上改；没有错，坚持下去”。

　　怎样组织委员会

　　兰州城小衙门多，每条街巷有衙门，每张衙门总有几块牌子。据说各县也差不多，有自西安来的朋友说，在某县停车想去找找地方当局询问情形，见一处形似衙门者挂了六七块牌子，走进去，只一看门者，任何房间都紧闭着。

　　除正式政权机关与税收机关外，一般都是委员会。关于抗战的与民运的，更无不是委员会。可是不管委员会名目怎样变，里面委员总是几位挂名不到差的原菩萨。这几位菩萨虽和平常人一样，但一做了菩萨就无所不能，不过结果仍不免一无所能，于是委员会工作：一是开支应得的经费；二是挂上一块招牌。

　　举个例子吧！贺主席时曾成立战时经济研究委员会、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论资格，贺耀祖是当然主任，还有些当然委员，会的名义很应景的，研究了几个月，研究出了一些什么，连主任也不大知道。推之其他委员会，推之各县的委员会，大概也差不多总是几位菩萨翻来覆去，至于工作呢？天晓得！

　　我想每个委员会，总有他实际工作的，委员人选应该是与该会性质有关的人。又委员虽可以兼，但负责委员应该是专任并且要是对这问题有研究或经验的人。不论人选是选举或委派，都应顾到这点。贺耀祖的研究会是怎样失败的？没有吸收一个具有救亡教育和经济知识的人入会，不能提出一个甚么方案（不管好坏），也不曾指定几位委员去准备。会的工作只是喝茶吃点心。至于民运设计工作关系更大，必须有真正来自民间的人，民运经验丰富的人，尤其要这样的人来负专责，工作才能打得开。若仍是几位挂名不到差的菩萨，庙门即使闯开，香烟必然冷落。

　　我建议现有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必须大刷新，吸收对某种工作有经验、在社会有信仰的人参加，反对处处的财神殿都要是赵元帅，处处的同乡会都要是关老爷。

　　有苦说不出

　　打烂了屁股，还要提着裤子磕头：“谢谢大老爷的恩典”；奉旨正法，要向北阙三跪九叩首才引颈就刑。这是中国传统的统治哲学。现在，这些形式没有了，但是老百姓吃了冤枉，不敢说，也生怕别人代说，虽然冤枉了，怕一说出来，更有不测之祸。这现象还普遍存在着。所以下面尽管乌烟瘴气，上面仍似乎可以歌颂升平。控告本不敢，报纸登载，没有那冒失的记者。

　　也曾有官厅允许告密，说你有冤尽管说，本长官定替你守秘密，可是“官官相护”谁也不敢轻信。即令当真把对方办了，而对方知道是他告的，反转来又向他出气。小百姓来一计算，于是拿出一“忍”字来，打脱牙往肚子咽好了。

　　这类事，甘肃大概多极了。要挽救，只有：

　　一、大开告发之门，有奸必摘，有罪必诛。

　　二、扶植民众运动，使民众团体有监察一切犯罪者之权。

　　虽然“反民主论”者不免骇怪，然是三民主义中起码的民权主义，也是今日救亡工作所必需。

　　一月二十八日晴

　　夜史文忠来谈朱有嗜好，只求敷衍过去。自白来后开始注意民众动员，但只忙于起草章程，真正的民运理论与方式尚无人论及。

　　一月三十日

　　整理几篇稿子，发西安一报告信关于此间的现状。

　　今日是旧历除夕，有几位客来吃年夜饭，饭后唱歌至七时多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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