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 “铁样胸怀绵样肠”

“铁样胸怀绵样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四人帮”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批判谢老一九六二年写给刘少奇的那封信，说这封信充分表明他在司法方面是右倾的，在法院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并搜集这些年来谢老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所有诗文。谢老写过一篇文章《浏阳遇险》，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内容描写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在浏阳被团防军逮捕后如何脱险的。此时，有人给报社去信，批判谢老在文中歪曲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报社有位记者把情况告诉谢老，谢老说：“在延安，有一次我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我讲到他的这一段经历，我听了很有味道，请主席写出来，主席说：‘你写’。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浏阳遇险》，内容全是主席亲自讲的。我记得主席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得很高兴，仿佛仍然身临其境。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我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接着，有些人又风言风语地一会儿说用旧诗词吟诵风花雪月，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是贩卖封资修的货色；一会儿又说某篇文章或者某次讲话有问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此有点担心，怕谢老听说后受刺激使病情加重，建议他给毛主席写封信说明情况。谢老听了一笑，坦然地说：“心里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写什么信！”

　　一天，有几个青年人突然闯进谢老家中，声称“调查”兰州地下党的情况，但一开口就定了调，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地下党的成员是特务。他们还用命令式的口气要谢老马上写个证明材料。谢老一听，二十多年前的情景顿时涌上心头：一九四二年，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时，康生企图把兰州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对谢老说：“据XXX交待，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不以为然，他说：“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不少同志组成的，地下工委书记孙作宾也是西北局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并且全都是特务呢？至于有个别的坏人混进，这也是可能的，那是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看不对。”康生还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什么这是为“抢救”失足者，一会儿来硬的，说谢老庇护特务组织。对此，谢老根本不理睬，他对所谓“抢救”运动那套做法本来很有意见，一贯遵守纪律的谢老，平常开会从不迟到，这时一反常态，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康生气坏了，诬蔑谢老一贯是个“老右倾”。当眼前出现一批青年提出同一个问题时，谢老很清楚地看见这群不懂事的青年后边站着一个长满皱纹的人。他平静地说：“我瘫痪了，哪能写材料，这样吧，我说，你们记，记完，我用左手签字。”然后，谢老毫不含糊地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是我们共产党。那批地下党员不是什么特务，是我们党的好党员。”这些人走后，谢老沉思了好久，为什么历史会重演呢？

　　和谢老工作十几年的同志常说他脾气好，从不生气。但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他常常气的吃不下，睡不好。谢老半身瘫痪，不能出大门，常向身边的同志了解外面情况。有一次，听说街上出现了反朱老总的大标语，他脸色一沉，愤然地说：“自从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朱老总就是红军的总司令，毛主席是政委。朱、毛不能分家，这是历史啊！”

　　一天，又一群青年闯进他家，要谢老证实贺龙是土匪。谢老气愤极了，义正辞严地说：“只有国民党才说贺龙是土匪，贺龙为党打了几十年仗，怎么能用国民党的话来诬蔑他？要我证明，就这几句，你们记下，我签字。”那天，他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

　　谢老对同时代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对一些久经战斗考验、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更为尊敬，曾写过诗句赞颂“名将从来是善人”。每当听到他们挨斗、被抄家、连家属子女都受到株连时，他非常难过，噙着泪水说：“封建社会的东西，怎么可以在新社会里重现呢？”听说许多同志突然被抓走，说是叛徒、特务，被关被打。他对家里人说：“你们不要相信，那里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如果共产党里头有那么多坏人，怎么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怎么能将国民党打败，建立新中国。”并说：“随便抓人、关人，不遵守法律，这都是些什么人搞的，太不象话了。”

　　有一次看纪录片，当他看到把一些老战友排坐在右边，把林彪一伙排在左边。他气得看不下去了，叫人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独对夜空，凝神不语。

　　谢老为人宽厚，仁慈，富于感情。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易于流泪》，描述他晚年的心境，诗曰：

　　非假非真事渺茫，偶然接触即神伤，
　　老来为什偏多感，铁样胸怀绵样肠。

　　“铁样胸怀绵样肠”，就是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充满热爱，他坦荡火热的心和人民永远连在一起，人民欢乐，这颗心在欢笑，人民受难，这颗心在哭泣……

　　谢老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住院了。很多老同志身体也垮了，也住院了。当时，医院也不平静。病人、医院领导人随时可拉去批斗，治疗陷于停顿。谢老面对这种情景非常痛心。他说：“辱骂不是战斗，污辱革命干部是不应该的。有错误可以批评，为什么不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医院还是应该坚持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

　　医院专门腾出一间很大的房间，在墙上贴着一个“忠”字。每天人们都要在那里恭恭敬敬“早请示”、“晚汇报”。他同徐特立边散步边低声地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供起来一样。”徐老点点头，也低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

　　谢老，病魔缠身，再不能工作，“文化大革命”对于他来说，是卧病写诗的年代，后来，连写诗也难于落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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