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共产党的挚友

共产党的挚友

　　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全民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真诚地帮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高金城大夫就是一位这样的朋友。高大夫是河南襄城人，他性情耿直，正义爱国。在帮助办事处营救流散于河西各地的红军人员的工作中，高大夫做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二八年，高金城曾在冯玉祥部队医院当过院长，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因不满国民党投降媚外、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被警察局多次搜捕。抗战一开始，他来到兰州，以传教士身份在齐鲁会馆开了一所私立“福陇医院”。一九三六年冬，高大夫在老相识——地下党吴波的启发引导下，为共产党做一些秘密工作。他既是传教士，又是医院院长，在兰州及河西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贺群众基础。他思想比较进步，愿意接近下层群众，为穷人看病不要钱，因而受到人们的爱戴和信任。谢老来到兰州办事处后，认为高大夫为人正直，政治上比较进步，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当高大夫看到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时，马上就把自己家的桌、椅、床等送到办事处，帮助同志们解决困难，谢老和办事处同志非常感激。

　　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任务重大，谢老和朱良才在五泉山，与高金城详细研究了去河西营救之事。高大夫当即表示愿意帮助共产党做好掩护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高金城“奉命”离开兰州，去张掖县开设“福音医院”。几天之后，高大夫即与在张掖的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人取得联系，并将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高大夫以看病为名，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给我党传递消息、探听情况。

　　王定国在高大夫的福音医院里，以护士身份为掩护，设法把从张掖收集到的情报带到兰州办事处，向谢老汇报，并且转达办事处及党中央对“医院”工作的指示。张掖县县长马鹤年，较为开明，过去谢老在寻找西路军政委陈昌浩的问题上，曾请贺耀祖帮忙，贺亲笔给马鹤年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寻找。此时高大夫又和马鹤年联合起来，把找回来的失散红军人员组织起来，由马鹤年出钱、出枪，为红军人员开路条，为失散人员的返回提供了许多方便。

　　“福音医院”在高金城大夫直接带领下做了不少有利于我党的秘密工作，成绩显著。他们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二百多名流散红军，通过兰州八路办事处的转送，顺利地到达延安。

　　由于高大夫活动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常来医院“看病”的红军战士，也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初四凌晨，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当地驻军司令韩起功借口请高大夫到司令部去看病，将高金城逮捕。当天深夜，就在张掖大衙门的后院，敌人秘密杀害了高金城大夫，使我党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谢老得知高大夫失踪的消息后，马上到省政府找朱绍良（这时贺耀祖已调离兰州，由朱绍良继任省政府主席）谈及此事，请他帮助查找高金城的下落。其实谋害高金城就是朱绍良的阴谋，这时他假装推诿不知道有此事发生，然后又说是恐怕高大夫平日积怨甚多，得罪人所致。朱假词推托，隐瞒真情。谢老一面调查情况，积极组织人援救，一面给党中央发电报汇报情况。

　　全国解放后，谢老没有忘记高金城的事迹，他向党和政府建议，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以后，国务院内务部又向高金城的亲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书。

　　高金城大夫的夫人牟玉光，抗战期间曾在兰州开设家庭产院，谢老经常让王定国带着特殊任务，到高太太的产院进行启发宣传，请她协助办事处的工作。高太太同丈夫一样，为营救失散红军而尽心竭力。有一次她对定国讲，国民党省政府的监狱里关着一个女的，因为要生孩子，请她去接生，她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共产党。后来谢老根据牟玉光反映的情况，马上去找贺耀祖请他设法帮助释放，贺耀祖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来到办事处找谢老，告诉他监狱里关押的那个女犯人是从苏联方面骑骆驼过来的。贺又向谢老说明，他同意放，只是怕蒋介石追究起来负不起责。他向谢老建议，请以周恩来名义直接给重庆蒋介石的军政部发个电报，请放出这个女人。谢老向党中央发了电报，通过中央营救，过些时这个女人被释放了。她叫林坚，是我方特工人员。释放后，在办事处住了半个多月，就去延安了。

　　在高金城大夫失踪的日子里，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十分着急，他们一面设法打探消息，一面关照高太太的生活。谢老曾两次送给牟玉光二百块银洋，让她请人帮助寻找高大夫。

　　牟玉光的女婿刘亚哲，抗战时期在兰州国民党空军工作，谢老让王定国通过牟玉光的关系向他做争取教育工作，提高了抗日的觉悟。刘亚哲读了办事处送给他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十大纲领》等书刊文件，眼界顿觉开阔。刘亚哲到办事处找到谢老和伍修权（彭加伦处长离任后，由他继任办事处处长），要求去延安。谢老开导他说，干抗日救国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哪里都是一样。若去不了延安，就要坚守本职岗位。在谢老的启发教育下，刘亚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的本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九四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嘱托张治中将军释放并护送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刘亚哲等人奉张治中的命令，护送杨之华、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高登榜等一百多人安全回到延安。在护送途中，他协助共产党人挫败了胡宗南妄图在咸阳扣留、杀害这些同志的阴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重要的护送任务，为人民立了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刘亚哲总是感慨地说，是谢老指引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

　　由于紧张繁忙的工作，刚五十出头的谢老，胡子、头发都已花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人谈话到深夜十一、二点。有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信、写文章，一坐就是半夜，还有些社会团体经常请谢老去上课或讲演，从无闲暇。彭加伦处长担心这样下去谢老的身体会垮的，身边应该有一个照顾生活的人。于是，他便想到西路军失散后，暂留在张掖县福音医院做地下工作的王定国。

　　王定国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她却经受了长征的艰苦锻炼，革命意志坚强，工作细心大胆，谢老觉得有这样一个帮手，对开展兰州工作是有益的。王定国听了彭加伦向她说明留在办事处的原因后，也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一切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能从生活上照顾好这位受人尊重的革命长者，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于是革命的情谊、阶级的友爱，使他们为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而结合在一起。在办事处同志们的操办下，简单的婚礼就在南滩街五十四号举行了。

　　定国在办事处期间，在谢老的指导下，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为了配合谢老争取贺耀祖，她曾多次到贺家，找贺的夫人倪斐君交朋友，启发她的觉悟，要她帮助贺在甘肃的政治革新中做出贡献。后来，倪斐君在谢老和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认识，她一面在家说服自己的丈夫要为抗战做点实际贡献，一面到办事处找谢老和定国，要求做些对抗战有利的具体工作。在谢老和办事处协助她组织了“妇女后援会”，并担任了负责人。她还成立了《妇女旬刊》出版社，亲自任社长，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刻，贺耀祖由于形势所迫要去台湾，倪斐君坚决不同意贺去。当他们到了香港时，倪斐君坚持要贺给谢老和周恩来发电报联系。谢老于十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收到贺耀祖由香港发来的电报，他请求谢老向党中央解释其身份，陈云、周恩来便委托谢老电告贺耀祖，请他留下，不要去台湾。贺耀祖夫妇接到谢老复电后便留在香港，不久返回国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他俩在合作抗日中的贡献，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任命贺耀祖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并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倪斐君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受到党的信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积极热情地参加了赴朝慰问活动，真诚地为党工作，在党组织和谢老的培养帮助下，终于实现了她在兰州时期即向谢老表示过的崇高理想，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贺耀祖不信任共产党，到夫妻同共产党合作，以至倪斐君成为共产党员，这一艰巨的转变过程，正是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英明正确的有力见证。这里渗透着谢老辛勤工作的心血。

　　在这期间，谢老还同国民党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李铁铮有过交往。李当时虽然年青，但有一定的政治见解。他认为国共虽已合作，但在政治上矛盾重重，军事上仍严为防范。李铁铮愿意接近我党人员，经常到办事处听谢老讲些革命和抗日的道理。有一次甘肃省农民银行举行座谈会，谢老应邀发表演说，奉劝那些消极抗战的人，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山头，共同行动。但有人当场表示反感，不能接受。而这位年轻的国民党外交人员李铁铮却深为谢老那种高瞻远瞩的见解，平易近人的态度，谦逊和蔼的学者之风所感动。他深信谢老的演说是真理所在，无可辩驳。于是他在会议总结时，承认谢老的发言“为本座谈会的最后结论”。谢老本想以后请他在外交方面为抗战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不久李铁铮调离兰州，出任中国第一任泰国大使，并一直留居国外。新中国建立后，他向往祖国，毅然回国，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工作。

　　谢老在兰州工作时，不仅重视对各界上层人士的争取，也很重视对中、下层人们的争取，谁反对内战、赞成抗日就同谁交朋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兰州广泛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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