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主编《红旗》和《上海报》

主编《红旗》和《上海报》

　　第五章从上海到洪湖苏区

　　主编《红旗》和《上海报》

　　一九二七年冬，觉哉到了武汉，即同先期从长沙来到武汉的徐特立一起编印中共湖北省委办的《大江》报。《大江》报原是铅印四开报，后改为八开的油印小报，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形势和任务。

　　当时，汪精卫同蒋介石同流合污，摧残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一天，夏明翰找到谢觉哉的住所，对他说：“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乱走，望碰见人。”觉哉十分关心他的安全，问他：

　　“住在哪里？”

　　“东方旅舍。”

　　“东方稳便吗？”

　　“有一个茶房是裕泰的，他认识我，他说住在他那里只管放心”。夏明翰回答。

　　裕泰是省委分设机关，早几天，已被敌人破坏了，明翰不知道。觉哉马上说：“危险，赶快搬！”夏明翰说，“是的，我正在计划搬。”他问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里，觉哉告诉了他。翌日，觉哉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觉哉心里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夏明翰同志。觉哉不禁怆然叹息：“多么可惜呵！”

　　不久，谢觉哉来到上海，中央决定由他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在这之前，觉哉有一次秘密的沈阳之行。这次组织上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要他作为中央代表到沈阳接收地下省委。但是，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因为地下省委被破坏了。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沈阳一家日文书店里，他买到了一本日文版《列宁主义十二讲》。觉哉后来回忆说，他买到这本书后，当时颇有“如获至宝”之感。他不懂日文，依靠同时买到的一本《日汉词典》，硬是把这本书啃懂子。读这本书是觉哉在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他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政权。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说：“大革命时，我虽然认识了党，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但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不知道。失败了，不知道怎样失败的。路没有错，要革命、革命能成功，是肯定的，怎么革法，就很模糊。读了《马列主义十二讲》，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些道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过，列宁同志似乎早已预见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书，中国见不到一本？！”①

　　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觉哉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由于结合实际学习，这才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道理。后来，他办报刊时就是宣传这些道理，以揭露和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目的，高屋建瓴，把报刊办得鲜明有力。

　　《红旗》是当时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由党中央宣传部具体领导，为了解决《红旗》出版发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觉哉决定去找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②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觉哉身穿蓝布马甲，脚穿一双家里做的布鞋，来到了上海大通里的一栋普通三层楼房前。他轻轻地敲门，开门的是位女青年。个子不高，朴素大方，但从她的脸上却看不出明显的表情。

　　“你找谁？”

　　“这里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吗？”觉哉用一口较重的湖南话问。

　　“你贵姓？”

　　“我姓谢，是杨先生的老乡。”

　　“啊！”女主人似乎马上明白了，脸上露出甜甜的笑意。

　　“我叫钱希均，杨先生有事外出了，要到十二点半才能回来，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先进屋吧！”

　　在特务、密探横行的恐怖岁月里，寻找一个自己的同志要冒多少风险啊！觉哉和钱希均的心里都踏实了。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发行部的秘密机关。这位叫钱希均的女青年是毛泽民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先生”就是毛泽民。她是中央的交通。觉哉主编《红旗》的事，钱希均前几天在去机关时，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当面交待她，要转告毛泽民同志：有一个从湖南来的姓谢的老同志，很有办报经验，要到出版部谈有关《红旗》的出版问题。并谈到有关他的住房问题、联络问题、出版计划，都由毛泽民考虑办理。

　　觉哉进屋坐下，他们很快就认真地交谈起来。觉哉说，这次来上海，中央分配他的任务是恢复《红旗》的正常发行工作，他想了解—下《红旗》目前的发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他说他设想了一个方案，准备每月出版两期，月中和月初出版，不知印刷上的工作能否忙得过来。稿子由他负责写，但每期要求校对三次，初校和复校由工厂负责，最后的清样由他最后校定。他还询问了国民党的“邮检”情况等等。钱希均当即回答了她所知道的情况，同时不由得暗暗敬佩这位老同志的负责态度和细心精神。

　　中午，毛泽民回来了。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和毛泽东十分相象，魁梧高大的身材，长方形脸庞，宽阔的前额，—双智慧的大眼。他们已经是老相识了，—九二四年同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任教。这次见面，患难相逢，两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你总算活下来了！”—阵沉默而后，毛泽民才问第—句话。

　　“革命没成功，死不得啊！”觉哉以幽默而又轻松的口气回答。

　　毛泽民叫钱希均多弄点湖南家乡菜招待客人。他外衣没脱，就把觉哉拉到桌边，亲热地攀谈起来。

　　觉哉介绍了自己几经周折，辗转寻找党组织的情景，“马日事变”以后，他和长沙某秘密印刷厂的一个叫郑伯翔的工人一道离开长沙，郑年轻，他化装成郑的母舅，在郑家住了—段，又住到郑的一位柳姓亲戚家。介绍到这，，觉战插了一段寄居柳家的插曲：柳家主人是个秀才，自称善相。他说据他观察中国不象做亡国奴的样子。这位柳先生按着还相了他，说：“你不晓得发财，兄弟命差，有兄弟也得不到帮助，不会遭危险，寿可至六十四岁。”

　　“难怪你死不了，原来你还没到死的时候！”毛泽民又一阵爽的笑声。

　　觉哉继续谈到“马日事变”两个月后，也就是中央“八·七” 会议以后，他秘密回到长沙，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当时，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委，由彭公达任省委书记，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长沙，省委于八月十六日在北门外沈家大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夏明翰、易礼容和他都参加了，会议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会后，毛泽东提醒大家：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敌人来了，会一网打尽。毛泽东当晚搭车去安源，觉哉立即转移到另一朋友家。由于敌人搜捕很紧，只好离开长沙。后又谈到夏明翰牺牲的情况，觉哉沉重地说：“明翰是因叛徒出卖，不幸牺牲的。”

　　毛泽民深有感慨地说；“是啊，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过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今后可能还有弯路，但是要尽量少走一些。”

　　接着，他们讨论了出版《红旗》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此，觉哉开始致力于《红旗》的主编工作。

　　《红旗》为了发行方便，开始是刊物型的，后来才改为四开报纸型的。每月出版两期，任务极其繁重。而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又不允许有很多人做采访和编辑工作。采访、编辑、校对都是他，他一个人就等于编辑部。毛泽民夫妇在法租界给他找了一间不大的房间，除了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他每周把选题计划送给毛泽民看，但不去印刷厂，以免暴露身份。为了使文章能有的放矢，深入浅出，让工人看懂，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采访。钱希均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中介绍了觉哉当时的工作情景：“我常常到他那里去取稿子和送审校样，总是见他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或看书，有时忙得连做饭的时间也没有，肚子实在饿了才到马路上去吃碗‘阳春面’（即清汤面），或买两个小面包带回家来吃。他自己过得很简朴，却很关心印刷工人的生活。每次我去工厂，他都要询问这些事，要我一定想办法把工人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好，多组织他们学习，加强保密工作，要防止特务的破坏和国民党当局的搜查。他经常把了解到的敌情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警惕，以保证印刷厂的安全和《红旗》的正常出版。凡是和谢老在—起工作的同志，都被他那种忘我的精神所感动。”

　　由于觉哉的努力，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红旗》开始和广大群众见面了，觉哉除编辑稿件外，还亲自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如《国民党的国防》、《国民党与鸦片烟》、《国民党之所谓对日交涉》、《国民党的屠杀成绩》、《立法院与秦始皇》、《钱也要，命也要》等等。这些文章除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外，更大量的是抨击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无耻罪行。揭露国民党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并鼓动人民起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文章内容丰富，朴素易懂，以小见大，击中要害，很富于战斗性，在广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九三〇年初，党中央决定创办秘密出版公开发行的《上海报》、这是一种四开的报纸，报社设在沪东胶州路的一栋小洋房里。觉哉被调到了这里。《上海报》的主编是李求实。觉哉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日常组织领导工作。报社一共六个人，除觉哉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称觉哉为“阿叔”，以此作为掩护。

　　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改了六次名。转入秘密发行后，送报人及特务员先后被捕的有十人，判刑最重的为八年徒刑，最轻的也有数月。卖报人先后被捕的有八十多人，最多的罚三十元，监禁两周，最少亦罚五元。一发现卖《上海报》的，反动派走狗上去就是毒打一顿，有的被打得奄奄一息。谢觉哉也曾险遭逮捕。一天，组织上通知他到南京路参加一次游行示威，并分配了他担负散发传单的任务。他带着一包传单按时到达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附近走来走去，没有看见一个熟人，街上行人似乎比以往多了一点，他正在留神观察周围环境，忽然听到一声爆竹声响，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口号声，传单象雪片似的撒落在马路边和人行道上。他趁机想立即行动，猛然有人抓住他后面的衣领，一把抢去了腋下那包尚未来得及散发的传单。他被捕了，押到巡捕房后，侦探审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教书的。”觉哉镇静地回答。

　　“教什么书？”

　　“教‘人之初’，教‘百家姓’，‘教孔子、孟子。”

　　侦探要觉哉背诵几段孔孟的书听听。觉哉这时不慌不忙地大声唱起来，俨然象个教私塾的老学究。

　　侦探继续审问，

　　“你知不知道共产党？”

　　“知道，共产党就是国民党。”

　　“这是谁说的？”

　　“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上说的。”

　　侦探又指着那包传单质问觉哉：“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是马路上拣来的，我看这样好的纸丢了可惜，拿回去给学生练字，填红。”觉哉回答。

　　侦探半信半疑，给觉哉一支铅笔，要他写个名字看看。觉哉接过铅笔，象握毛笔那样东写西画，好久也没有写出一个象样的字来，反倒把纸划破了。侦探等急了，一把夺过铅笔，在他屁股上踢了—脚，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就这样，觉哉从从容容、不紧不慢走出了老闸巡捕房。

　　《上海报》处境这样困难，但仍是封了办，办了封，再封再办。所以能坚持下去，主要是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这张报虽是四开小报日刊，但却宣传了许多重要内容，及时反映了城市工人斗争，大胆揭露了国民党的暴政；经常报导红军武装斗争消息等等。

　　《上海报》当时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起到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与鼓动者的作用，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正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红旗》第十七期所指出的：“我们的《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苦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一九三〇年八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

　　第二年，觉哉调上海互济会，继续做党的秘密宣传工作。

　　① 1941年4月13 日《自传》。
　　② 以下所写具体会见过程，参见钱希均所写《不朽的老战士》一文，载《怀念谢觉哉同志》一书湖南人民山版社1980午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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