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对三年游击战争基本总结的决议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大会听了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对三年游击战争总结的报告，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并成立决议如下：

　　（一）1937年冬中央政治局对三年游击战争的决议其中指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项英同志领导之下，保持了南方游击战争的基本阵地和基本部队，保护了南方党的基本组织与群众利益，这是各级党长期坚持党的基本方针，以英勇牺牲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这种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学习”。大会认为中央上列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大会认为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能够胜利的基本原因在于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全党一致的团结，在于依靠群众斗争的基础，在于以武装斗争为骨干，同时并充分利用各省边区的地形条件发展和创造了灵活的新游击战术，这是中国党内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新四军今天能够在大江南北战胜日本强盗，就是在于继承了这些经验与教训，这不仅是共产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各个游击区域都值得学习和研究这些经验与教训。

　　（三）大会认为党在领导过去三年游击战争中间，不仅坚持了党的方针，尤善于抓住当时形势与当地斗争条件进行很艺术的配合，这指明了我党在胜利时，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挫折和不利时更善于组织退守，也证明了党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种领导艺术的成就，对于今天抗日战争尤当有实际教育意义。

　　（四）大会认为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双方力量对比的绝对悬殊之下进行的，是在主力红军放弃南方阵地以后进行的，是在进攻者不断的进攻和包围中间进行的，是在南方十数省边区经常隔绝和包围状态中进行的，因此，一方面，使新四军具备了任何困难时候都有坚持独立作战的特长，同时另一方面也使新四军在抗战中虽为了江南各种不利条件仍然发挥其传统精神，取得不断的胜利，这些铁的事实，是粉碎唯武器论、亡国论和游击战争取消论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新四军对中国抗战最伟大的贡献，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我们应该清楚认识的。

　　（五）大会同时指斥有一种偏向，就是只看到三年游击战争中伟大的优良的一方面，而忽视它的弱点一方面，大会指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也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倾向，如散漫无组织性的游击主义，如不顾主客观形势的拼命盲动倾向，以及小单位的地方本位主义和组织上的个人英雄思想等等。这些倾向无疑的在某些组织中存在着，给三年游击战争以损害，这些损害也就相当削减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成果。大会号召全军全党对这方面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大会更深刻指出，这些倾向在新四军党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残余，如何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是摆在新四军党面前的迫切任务。

　　（六）大会指出，三年游击战争之坚持，事实上说明政治领导是游击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唯一保障，南方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基本条件，同时在某些地区或部队中因某一时期政治领导薄弱和放松就立即遭受损失甚至根本失败，因为如游击队及游击区在独立作战环境中，在敌人经常包围中，容易接受外界感染，容易忽视大局，容易产生各种不正确倾向，此时党的政策上的领导恰如斗争坚持的防腐剂，他不仅能够防止并纠正各种倾向，而且能更有远见的指示方针和前途，更加勇敢顽强的精神突破困难。在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之际，产生了杨文翰[1]、刘维泗[2]等土匪主义，既于长期脱离党的领导，其政治意识逐渐削弱，以至最终失掉本来面目，在根本上起了质的变化，而走上土匪主义的没落道路，这种最苦的教训应适用于当前抗日游击战争，如分散于敌后的游击部队必须加强政治领导及上下级联系，始有走向正确发展壮大的光明前途。

　　（七）大会承认三年游击战争之伟大政治意义仅在于他能突破对方的包围“清剿”，保持自己的基干力量，战胜所遭遇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困难，但是三年游击战争绝不能推翻敌对方，这就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的形势所限制，也说明游击战争的作用是不能担负革命战争的决战任务，因此游击运动由开始到最终均应积极向扩大主力方面前进，绝不可能长年岁月停顿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上，这对于当前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富于实际的政治教训！

　　（八）最后大会向牺牲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先烈同志们致哀悼和崇敬，向南方各游击区的革命群众及先烈家属致慰问，大会认为应继承和发扬三年游击战的精神，为坚持大江南北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1]杨文翰，皖浙赣边一支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拒绝下山改编。1943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2]刘维泗，皖浙赣边九江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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