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项英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日帝国主义以武力强暴的占领东三省，显然是在各帝国主义相互冲突和妥协之下来进行的。证之最近以来的消息，日本继续向锦州进攻，为要完全占领东三省，法国出兵广西、云南的边境，英国指使藏兵进占四川、西康[1]，美国在国际联盟[2]的活跃，锦州、天津划为国际共管[3]区等等，都是充分表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共同行动。日本占领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实际瓜分中国的开端。

　　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宰割殖民地的分赃公司。自东三省事变[4]发生，三四月来，帝国主义在国联的集议，各帝国主义的互相争执和协作，不是为了压制日本，维持世界和平，而是为了欺骗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实际内容，完全因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互相争夺瓜分中国，特别是在瓜分中国上以进攻苏联为互相协作的条件。美国与国联的合作，据最近消息，国际准备将中日交涉移交美国来裁判，完全就是这一个道理。因此，帝国主义的内幕，不仅是共同来瓜分中国，而且以进攻苏联及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为其最大的目的。同时，帝国主义因为争夺瓜分中国，使互相冲突更加尖锐。最近军缩会[5]中的用武，各国大力拓充军备，证明世界的杀人大战爆发日益紧迫起来了。

　　国民党和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所以自东三省事变以来，即将东三省送给日本，继而自己向国际提议将锦州、天津交给国际共管。什么无抵抗主义、镇静、共赴国难、信赖国联、国际公理的裁判，这都无非是掩饰其出卖中国的面具，特别是藉此来镇压群众的反帝运动。可是他这种无耻的举动，最近已被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揭穿了，由请愿的方式进到公开的喊出打倒国民党口号，捣毁国民党和其政府的机关，痛殴国民党的蔡元培、陈铭枢。[6]这样一来，反革命的国民党当然要更公开的对群众施行武装镇压的拿手好戏：下令禁止工人、学生反日运动；解散工人反日团体，用武装军警包围学生，押解北平[7]示威学生出境；用绑票的手段，在上海拘捕学生代表；张学良[8]向日本公开承认禁止学生运动等，接连的来了。这不仅蒋介石[9]、张学良如此，就是反对张学良、蒋介石的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10]各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张发奎[11]等军阀，他们除了来欺骗群众，缓和反帝运动，以挽救将要死亡的国民党的统治外，正在争宠于帝国主义，好取得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的领导。因此，整个的国民党是代替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的工具，他不但不能而且不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只有使中国更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

　　目前反帝运动的高潮，已使千百万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认识了反革命的国民党，公开喊出打倒国民党。这一运动的发展，将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很快的走上推翻国民党和其政府的道路。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要反对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完成全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只有苏维埃的政府，才能实际领导群众，去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苏维埃境内，已将帝国主义的势力驱逐出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进攻，几次都被苏维埃政府领导工农群众和红军的伟大力量将他击败了。苏维埃境内的工农劳动群众，已完全得到自由和解放。现在，我们号召在反动国民党统治的工农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学生们，一致地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群众自动起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与苏维埃境内的工农群众和红军一致，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来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真正独立的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

　　[1]西康，旧省名，1928年设立，在中国西南部，包括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1956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2]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是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工具。1946年4月宣告解散。

　　[3]国际共管，指国家间因相互争夺某一地区，作为一种妥协办法而相互同意对它实行共同的统治或管理。

　　[4]东三省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向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进攻，在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下，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以南，至1932年2月初，在短短四个多月，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沦陷。时称东三省事变。

　　[5]军缩会，1930年1月，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围绕缩减军备问题召开的会议。

　　[6]蔡元培、陈铭枢：蔡元培，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陈铭枢，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代行政院院长。

　　[7]北平，今北京。

　　[8]张学良，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所率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

　　[9]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因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妥协退让，于1931年12月15日被迫第二次“下野”，辞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海陆空军总司令等职，只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0]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汪精卫，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孙科，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11]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张发奎：阎锡山，自1930年9月与冯玉祥、汪精卫等联合反蒋失败后，释权下野，被迫过寓公生活；冯玉祥，自1930年9月蒋冯阎大战失败后，释权下野，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呼吁抗日，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李宗仁，时任宁沪粤三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济棠，时任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发奎，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

　　(1)本篇系项英的署名文章，发表于1931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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