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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嘉州系年考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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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二十六岁 在长安。是冬，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公有诗送之。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曰“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诗有悯惜之意，似是昌龄初谪江宁时赠别之作。昌龄谪官之岁月，载籍不详。《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彼诗作于天宝元年（详后），曰“尚谪宦”，则初赴江宁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曰“屡见秋云”，则又不只前一年，是昌龄谪官亦不得在开元二十九年也。又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浩然因欢宴，疾发而卒。昌龄若二十七年谪官，似既谪官后，不得于二十八年忽离职守，远赴襄阳，故谪官亦不得在二十八年以前。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曰“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邑，东南棹孤舟”，明为谪江宁将之官时所作。诗又曰“便以风雪暮，还为纵酒留”，而公《送昌龄赴江宁》诗亦曰“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明时在冬日。意者昌龄游襄阳在二十八年冬前，其谪江宁则二十八年冬耳。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二十七岁 是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贝丘。暮春自贝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 《送郭乂杂言》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集中又有河南北诗数首，是公尝有河朔之游也。知此游在本年者，其证有三。（一）《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携手到冀州。”冀州天宝元年改信都郡，至德二载复为冀州。然公自至德二载归自北庭，尔后在长安，在虢州，在蜀，游踪所届，历历可考，绝不见游河朔之迹。且河北诸郡，自禄山叛命，逮于藩镇，变乱相仍，迄无宁岁，其地亦断非游衍之所，故诗与题所称冀州，必天宝元年未更郡名以前之冀州。（二）斯游虽不在天宝元年，要当去天宝元年不远。《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为此游途中所作，（详后）诗曰：“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此即《感旧赋》所谓“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也。献书事在开元二十二年，自彼年下推十载，为天宝二年。此游不得在天宝元年后，既如前述，则诗曰“十载”，乃举成数言之。然数字虚用，充其量，八载而冒称十载可耳，七载以下似不宜犹称十载。故此诗至早当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亦即献书后八年也。（三）且事实上，天宝元二两年皆不得有河朔之游。天宝元年有长安诗，既在长安，则必无又在河朔之理。据《送郭乂杂言》诗，“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之句，知首年出游，次年“青草出”时，即二月间，始归长安。出游若在天宝二年，则归长安应在三载二月。然公三载登第，其年正月正就试礼部之时，安得二月始归长安哉？天宝元二年既皆不得有此游，则《寄匡城主人》诗所云“十载”，实才八载，益无疑矣。 至斯游经行之地，案之舆图，参以各诗所纪时物，其先后次第，似亦可寻，姑以意定之如此。说详下方各诗本条中： 《邯郸客舍歌》诗曰“客从长安来”，知此游乃自长安首途。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 井陉县属恒州，即今河北井陉县。依路线当自邯郸至此，再至贝丘。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与《送郭乂杂言》“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之语颇合。诗又曰“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则是与王绮同自贝丘来冀也。贝丘在今山东清平县西四十里。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 匡城县在今河北长垣县南十里。诗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知是南旋途中所作，时在秋日也。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大梁即滑州，隋时名东郡，唐复曰滑州，天宝元年改名灵昌郡。诗曰“仲秋至东郡，”又曰“仲秋萧条景”，又曰“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盖自匡城至铁丘，又至大梁，时则八月也。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今河北濮阳县北。诗又曰“故人南燕吏”，是匡城主人即前诗之周少府也。 《郊行寄杜位》诗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又曰，“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似亦此次自河北归颍阳道中作。杜位时在河朔，故曰东北引领。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曰“颍阳归客远相过”，疑亦同时所作。 天宝元年壬午（742）二十八岁 在长安。 《送郭乂杂言》诗有“初行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及“到家速觅长安使，待女书封我自开”等句，知作于长安。开元二十九年在河朔，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又曰“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则诗当作于天宝元年春。又本年正月甲寅，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所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公《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玄元告灵符，丹洞获其铭。皇帝受玉册，群臣罗天庭。喜气薄太阳，祥光彻窅冥。奔走朝万国，崩腾集百灵。”则亦作于天宝元年。《送许》诗又曰“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跨马出国门，丹阳返柴荆。”集中又有诗题曰：“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足证是年六七月，公犹在长安也。 天宝二年癸未（743）二十九岁 在长安。岁晚作《感旧赋》。 《感旧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若定赋作于本年，则自开元二十二年献书至本年，恰为十年。然本年二十九岁，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何哉？若从序“年三十”之语，定此赋作于明年，则自献书至天宝三载为十一年，又与“蹉跎十秋”之语不合。此序与赋一篇之内，自相牴牾也。明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曰“三十始一命”，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同为年三十，忽曰“始一命”，忽曰“未及一命”，此诗与赋又互相牴牾也。窃意诗言“三十”当为实数，赋曰“十秋”亦然，赋序言“三十”则为虚数，故赋当作于天宝二年，二十九岁时。或疑唐制新进士四月送吏部，授官即在送吏部后。若然，则岁初作赋，曰“未及一命”，至四月授官后，乃曰“始一命”，亦无不可，故赋与诗不妨同为天宝三载所作。应曰，此不可能也。赋曰“嗟此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眷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将谓赋作于正月乎？则正月乃就试礼闱之时，焉有既已就试，犹云欲返旧游之理？将谓赋作于二三月乎？则既已放牓登第矣，更无返旧游之必要。且赋中“雪冻穿屦，尘缁敝裘”之语，已明示作于冬日。既知作赋时未登第，此而冬日必非天宝三载冬，则其为天宝二年冬，可不待烦言而解矣。赋又曰“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盖二年冬，因将赴举而为此赋，意欲使达人惠顾，或见激扬耳。唐世举人，积习如此。 公之此赋，倘亦贤者不免欤。 天宝三载甲申（744）三十岁 在长安。是年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杜《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唐才子传》三“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案是年礼部侍郎达奚珣知贡举，见《唐语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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