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问题_闻一多

屈原问题

　　——敬质孙次舟先生

　　一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孙次舟先生闯了一个祸，久不听见的文学史问题争论战又热闹过一阵。在昆明不大能见到那边的报纸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孙先生提出的，确乎是个重要问题，它不但属于文学史，也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围，如果不是在战时，我想它定能吸引更广大的，甚而全国性的热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战时，在适当的角度下，问题还是值得注目的。

　　孙先生说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为读者的方便，我现在把他的四项论证，叙述如下。

　　（一）《史记》不可靠。司马迁作《屈原传》，只凭传说，并没有“史源”，所以那里所载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论证从略）。

　　（二）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孙先生认为文人起于春秋战国间，那时政论家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纯文艺家则没有。这情形到战国末年——屈宋时代，还是一样，就是西汉时也还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司马相如虽有点政治才能，仍靠辞赋为晋身之阶（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监推荐），甚至连司马迁都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孙先生又说，经过西汉末扬雄、桓谭、冯衍等的争取，文人的地位，这才渐见提高，到东汉，史书里才出现了《文苑传》。

　　（三）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离骚》内证。孙先生发现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他举墨子《尚贤篇》“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等语为证。他说，作为文学弄臣的男性，正属于这类，而屈原即其一例。《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说“昭质未亏”，说“孰求美而释女”，又好矜夸服饰，这都代表着那一时的风气。《离骚》据孙先生看，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致绝望而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眷恋旧情，依依不舍。）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尤其未央。

　　（顾惜青春，唯恐色衰。）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旁人劝他自动回宫，他依然负气，不肯服软。）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自想请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曾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焉能忍与此终古！

　　（终以热情难制，决定自杀。）

　　至于篇中所以称述古代的圣主贤臣，孙先生以为，那还是影射怀王对他宠信不终，听信谗言，乃至和他疏远那一连串事实的。“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他说，“所以在《离骚》中多有暖昧不清的可做两面解释的词句。”但他确是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而且“情感浓烈”的人，不像别人，只一意地引导着君王欢乐无度，不顾“皇舆之败绩”，他——屈原，是要让怀王欢乐而不妨国政，以期“及前王之踵武”的。然而他究竟是一个“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孙先生还申斥道：“‘无能的’把事情闹糟，即使能够知耻的以死谢国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经于沟沟渎’是‘匹夫匹妇之谅也’的严正批评的。”总之，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就“剥夺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述完了孙先生的话，我还要讲讲关于他如何提出这问题，和我个人如何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些小故事。本年9月间，朱佩弦先生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说，在本年成都的“诗人节”纪念会上，孙先生提出了这问题，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直到最近，孙先生才开始公开抵抗，那便是这篇文章的来由。佩弦先生还说到他自己同情孙先生的意思。后来他回到昆明，我们见着便谈起这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他谈到孙先生类似的意见，他只摇摇头。（十几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我想。）这里让我打一个岔。

　　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机关一封信，约我写一本《屈原传》一类的小书，我婉词谢绝了，读者此刻可以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会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地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然而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做个调人的。老实说，这回的事件并不那样严重，冲突的发生只由于一点误会。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地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我以为，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窠蜂地拥上来要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其实事实讨厌，意义不一定讨厌。话说穿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唯不能被剥夺，说不定更要稳固，到那时，我相信我们的文艺界还要欢迎孙先生所指出的事实，岂止不拒绝它？

　　三

　　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业奴隶。在古代自足式的社会里，庶民的衣食器用都不必假手于人，所以在民间，工商是不成其为独立职业的。只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才需要并且能够豢养一群工商奴隶，给他们制造精巧的器具，采办珍奇的货物。商处于市井，是在贵族都邑的城圈内的。工处于官府，简直在贵族家里了。这两种奴隶被解放的时期的先后，便依他们所在地离开贵族的远近而定，但比起农人来，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贴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其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来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

　　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乎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一来是主人需要他们的姿色和聪明，舍不下他们；二来是他们也需要主人的饲养和鉴赏，不愿也不能舍弃主人。他们不幸和主人太贴近了，主人的恩泽淹灭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失去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对自由的欲望。他们是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玲珑细致的职业，加以悠闲的岁月、深厚的传统，给他们的天才以最理想的发育机会，于是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了。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长成的。

　　四

　　更重要的是奴隶制度不仅产生了文学艺术，还产生了“人”。本来上帝没有创造过主人和奴隶，他只创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怀王尤其没有两样（他们同姓），只是人为的制度，把他们安排成那可耻的关系。可是这里“人定”并没有“胜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之不能完全不是一个奴隶，我们应该同情（那是时代束缚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个奴隶，我们尤其应该钦佩（那是他在挣脱时代的束缚）。要了解屈原的人格，最好比较比较《离骚》和《九辩》。

　　伏（服）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不量凿以正枘兮，固前修以醢。

　　《九辩》里何曾发过这样的脾气！尤其那两篇的结尾——一边是：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一边是：

　　愿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那坚强的决裂，和这“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多么有讽刺性的对照！我同意孙先生从宋玉的身份里看屈原的身份，但我不相信从宋玉的人格里找寻到屈原的人格，因此我不同意孙先生的“以情推度”，说“若《高唐赋》、《神女赋》这类的作品屈原当也写了不少”。

　　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无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这正是从《卜居》、《渔父》的作者到西汉人对屈原的认识。到东汉，班固的批评还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和什么“不合经义”，这里语气虽有些不满，认识依然是正确的。大概从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经术拉拢，这才有了一个纯粹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再经过宋人的吹嘘，到今天，居然成了牢不可破的观念。

　　可是这中间，我记得，至少还有两个人了解屈原，一个是那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王孝伯；一个是在《资治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我在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里领教过他的“火气”哲学，十分钦佩。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五

　　孙先生承认“陪着楚王玩耍或歌舞的人物，有时要诙笑嫚戏，有时也要出入宫廷，传达命令”。既然常传达命令，则日子久了，干预政治，是必然之势。既有机会干预政治，就可能对政治发生真实的兴趣。“天质忠良”，“心地纯正”的屈原，为什么对当时的政治，不是真心想“竭忠尽智”呢？孙先生说屈原的“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与孔孟之称道古帝王不同，“他的着重点都只在怀王对他宠信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我只知道圣人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为什么孔孟的称道古帝王是完全为别人打算，屈原的称道就完全为自己呢？并且什么古代圣主贤臣，风云际会，打得火热的那一套，也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而已，除老庄外，先秦诸子哪一家不会讲？何只孔孟？

　　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部可靠，正如《史记》的其他部分一样，但那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孙先生说它没有“史源”，许是对的。但说是“史源”便可靠，是“传说”便全无价值，却不尽然。依我看来，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专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从来“内廷”和“外延”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

　　从“赘婿”出身的淳于髡，不正是个“滑稽多辩”的文学弄臣吗？如果孙先生不又抹杀“传说”的话，淳于髡不也曾带着“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为齐使赵，而得到成功吗？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需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需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不愁没有活动的机会。讲到身份，苏秦、张仪也够卑贱的，然而不妨碍他们致身卿相，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站起了辉煌的人物：

　　说操筑于傅严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屈原，自己一个文化奴隶，站起来又被人挤倒，他这段话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个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做“文学弄臣”）要变做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六

　　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历来总喜欢把它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诗经》不属本文的范围，姑且不去管它。关于《楚辞》这传统的来源，从来没有人认真追究过，对于它的价值，也很少有正确的估计。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从前廖季平先生的《离骚》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诗》的说法，是真正着上了一点边儿，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像孙先生这样的看法，正如上文说过的，我从前也想到了。但我以为光是这样的看法，并不能解决《离骚》全部的问题，质言之，依孙先生的看法，只可以解释这里面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还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说鬼话（或神话）。自“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以下一大段，中间讲到羲和、望舒、飞廉、雷师，讲到虙妃、有娀有虞二姚，整个离开了这个现实世界，像这类的话，似乎非《仙真人诗》不足以解释。（当然不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屈大夫为什么不也可以作这样的诗呢！）关于这点的详细论证，此地不能陈述。

　　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令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诗经》时代是一个朴质的农业时代，“三百篇”的艺术效果虽低，但那里艺术与教育是合一的。到了战国，商业资本起来了，艺术遂随着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而与教育脱节，变成了少数人纵欲的工具，因之艺术工作者也就变成了为少数人制造这种工具的工具。这现象在《诗经》时代是没有的。屈原的功绩，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上，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说，恢复了《诗经》时代艺术的健康性，而减免了它的朴质性。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着了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离骚》之堪“与日月争光”，真能如孙先生所说，是“汉以还人误解”了吗？

　　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孙先生的误会，是把事实看倒了头，那便是说，事实本是先有弄臣，而后变成文人（而且不是一个寻常的文人），孙先生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了奴隶，二者之间，何啻天渊之隔！没有人愿做奴隶，没有人愿看着好好的人变成奴隶，更没有人愿看见他自己的偶像变成奴隶，所以依照孙先生指出的事实，加上他的看法，文艺界对他群起而攻之，是极自然的现象；反之，假如他们不这样做，那倒可怪哩！

　　我曾经深思过，以孙先生的博学和卓识，何以居然把事实看倒了头呢？恕我不敬，我的解答是下面这一连串东西：士大夫的顽固的道德教条主义啻——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优越感——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因为上述的这些毒素，因为压迫者对于被压迫者的本能的嫌恶，孙先生一发现屈原的那种身份，便冒火。他是“嫉恶如仇”的，所以要“除恶务尽”，他的正义感使他不问青红皂白，看见奴隶就拳打脚踢，因此他虽没有把一切于屈原有利的都否认了，他确乎把一切于他有损的都夸大了。“缺少屈原也没来头……即使我真是‘信口开河’……也不应得什么罪过。”他还说。先生，这就是罪过！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然而摧残屈原的动机是嫌恶奴隶，救护屈原的动机也是嫌恶奴隶啊！文艺界也是见奴隶就冒火的，所以听人说屈原是奴隶就冒火。为了嫌恶奴隶，他们与孙先生是同样的勇敢，因为在这社会制度下，对于被压迫者，人人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

　　我们当怎样估计过去的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呢？高尔基指示我们说，应该从两方面来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194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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