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与诗_闻一多_梦远书城

歌与诗

　　一

　　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含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错。“歌”就是“啊”，二者皆从可陪声，古音大概是没有分别的。在后世的歌词中有时又写作“猗”。

　　断断猗无他技！

　　——《书·秦誓》

　　河水清且涟猗！

　　——《诗·伐檀》

　　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

　　——《庄子·大宗师篇》载孟子反子琴张相和歌

　　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涂山氏妾歌）或作“我”，有酒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诗·伐木》

　　乌生八九子，端座秦氏桂树间。我！秦氏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弓），苏合弹，左手持强（弓）弹两丸，出入乌东西。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

　　——《乐府古辞·乌生》

　　什九则作“兮”，古书往往用“猗”或“我”代替兮字，可知三字声音原来相同，其实只是啊的若干不同的写法而已。至于由啊又辗转变为其他较远的语音，又可写作各样不同的字体，这里不能，也不必一一举例。总之，严格的讲，只有带这类感叹虚字的句子，及由同样的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因为，按句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出来的。借最习见的兮字句为例，在纯粹理论上，我们必须说最初是一个感叹字“兮”，然后在前面加上实字，由加一字如《诗经》“子兮子兮”，“萚兮萚”，递增至大概最多不过十字，如《说苑》所载柳下惠妻《诔柳下惠辞》“夫子之信成而与人无害兮”（感叹字在句首或句中者，可以类推）。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说呢？因为实字之增加是歌者对于情绪的自觉之表现。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

　　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转入了客观的地位。辨明了感叹字与实字主客的地位，二者的产生谁先谁后，便不言而喻了。在感叹字上加实字，歌者等于替自己当翻译，译辞当然不能在原辞之前。感叹字本只有声而无字，所以是音乐的，实字则是已成形的语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感叹字是伯牙的琴声，实字乃钟子期讲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自然伯牙不鼓琴，钟子期也就没有这两句话了。感叹字必须发生在实字之前，如此的明显，后人乃称歌中最主要的感叹字“兮”为语助、语尾，真是车子放在马前面了。

　　但后人这种误会，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后世歌辞里，感叹字确乎失去了它固有的重要性，而变成仅仅一个虚字而已。人究竟是个社会动物，发泄情绪的目的，至少一半是要给人知道，以图兑换一点同情。这一来，歌中的实字便不可少了，因为情绪全靠它传递给对方。实字用得愈多，愈精巧，情绪的传递愈有效，原来那声“啊……”便显着不重要，而渐渐退居附庸地位（如后世一般歌中的“兮”字），甚至用文字写定时，还可以完全省去。《九歌·山鬼》，据《宋书·乐志》所载当时乐工的底本，便把兮字都删去了。《史记·乐书》所载《天马歌》二章皆有兮字，《汉书·礼乐志》便没有了。这些都是具体的例证。然而兮字的省去，究竟是一个损失。

　　若有人兮山之阿，初薜荔兮带女萝。

　　试把兮字省去，再读读看，还是味儿吗？对了，损失了的正是歌的意味儿。你说那不过是声调的关系，意义并未变更。但是你要知道，特别是在歌里，“意味”比“意义”要紧得多，而意味正是寄托在声调里的。最有趣的例是梁鸿的《五噫》：

　　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作者本意是要这些兮字重新担起那原始时期的重要职责，无奈在当时的习惯中，兮字已无这能力了，不得已，这才在“兮”下又补上一个“噫”以为之辅佐，使它在沾染作用中，更能充分地发挥它固有的力量。因此，为体贴作者这番用意，我们不妨把“兮噫”二字索性捆紧些当做一个单元，而以如下的方式读这首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

　　记住“兮”即“啊”的后身，那么“兮噫”的音值便可拟作“O……O……”了。这一来，歌的面目便十足地显露出来了。此刻若再把“兮噫”去掉，让它成了一首四言诗，那与原来的意味相差该多么远！

　　以上我们反复地说明了感叹字确乎是歌的核心与原动力，而感叹字本身则是情绪的发泄，那么歌的本质是抒情的，也就是必然的结论了。

　　二

　　至于“诗”字最初在古人的观念中，却离现在的意义太远了。汉朝人每训诗为志：

　　诗之为言志也。

　　——《诗谱序》疏引《春秋说题词》

　　诗之言志也。

　　——《洪范·五行传》郑《注》

　　诗志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注》《楚辞·悲回风》王《注》《说文》

　　从下文种种方面，我们可以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志字从。卜辞作，从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训停止。卜辞“其雨庚”犹言“将雨，至庚日而止”。志从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故《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藏）也”，《注》曰“在心为志”，正谓藏在心，《诗序》疏曰“蕴藏在心谓之为志”，最为确诂。藏在心即记忆，故志又训记。《礼记·哀公问篇》“子志之心也”，犹言记在心上，《国语·楚语》上“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谓背诵之记忆之以纳于我也。《楚语》以“诵志”二字连言尤可注意，因为诗字训志最初正指记诵而言。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又称诵。这样说来，最古的诗实相当于后世的歌诀，如《百家姓》、《四言杂字》之类。就“三百篇”论，《七月》（一篇韵语的《夏小正》或《月令》）大致还可以代表这阶段，虽则它的产生决不能早到一个太辽远的时期。

　　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

　　1．《左传·文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志》，《周书》也。”案二语见《逸周书·大匡》篇。

　　2．《襄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注》：“志，古书也。”

　　3．《襄三十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案即《仲虺之诰》，此真古文《尚书》的佚文。

　　4．《国语·晋语》四：“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人焉。’”

　　5．同上：“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注》：“志，记也。”案《左传·僖二十七年》作“《诗》、《书》，义之府也”，是所谓法志者即《诗》、《书》。

　　6．《晋语》六：“夫成子导前志以左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注》：“志，记也。”

　　7．《晋语》九：“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注》同。

　　8．《楚语》上：“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

　　9．《周礼·小吏》：“掌邦国之志。”司农《注》：“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也。”

　　10．同上《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杌》。”

　　11．《孟子·滕文公上篇》：“且志曰：‘丧祭从先祖。’”赵《注》：“志，记也。”

　　12．又《下篇》：“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注》同。

　　13．《荀子·大略篇》：“《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

　　14．《吕氏春秋·贵当篇》：“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注》：“志，古记也。”

　　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上揭第1和第14二例所引的“志”正是韵语，而现在的先秦古籍中韵语的成分还不少，这些都保存着记载的较古的状态。承认初期的记载必须是韵语的，便承认了诗训志的第二个古义必须是“记载”。《管子·山权数篇》“诗所以记物也”，正谓记载事物，《贾子·道德说篇》“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戒也”，志德之理亦即记德之理。前者说记物，后者说记理，所记之对象虽不同，但说诗的任务是记载却是相同的，可见诗字较古的含义，直至汉初还未被忘掉。

　　上文我们说过“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来就完全明白了。再进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间的对垒性，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要测验上面这看法的正确性，我们只将上揭各古书称志的例子分析一下就思过半了。除一部分性质未详外，那些例子可依《六经》的类目分为（一）《书》类，1、3、5、6、8属之；（二）《礼》类，4、10、13属之；（三）《春秋》类，9、10属之。有《书》、有《春秋》、有《礼》，三者皆称志，岂不与后世史部的书称志正合？然而古书又有称《诗》为志的。

　　《左传·昭十六年》载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郑》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六卿所赋皆《郑风》，而宣子说是“赋不出《郑志》”，可知《郑志》即《郑诗》。属于史类的《书》（古代史）、《春秋》（当代史）、《礼》（礼俗史）称志，《诗》亦称志，这是什么缘故？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在散文产生之后，它与那三种仅在体裁上有有韵与无韵之分，在散文未产生之前，连这点分别也没有。诗即史，所以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离娄·下篇》

　　《春秋》何以能代《诗》而兴？因为《诗》也是一种《春秋》。他又说：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篇》

　　一壁以诗书并称，一壁又说必须知人论世，孟子对于诗的观念是雪亮的。在这点上，《诗大序》与孟子的话同等重要：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即史，当然史官也就是“诗人”。但《序》意以为《风》、《雅》是史官所作，则不尽然。初期的雅，尤其是《大雅》中如《绵》、《皇矣》、《生民》、《公刘》等是史官的手笔，是无疑问的，《风》则仍当出自民间。不过《序》指出了诗与国史这层关系，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如今再回去看《诗序》好牵合《春秋》时的史迹来解释《国风》，其说虽什九不可信，但那种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是有着一段历史背景的。最后从史学的一分较冷僻的训诂中，也可以窥出诗与史的渊源来。

　　文胜质则史。

　　——《论语·雍也篇》

　　辞多则史。

　　——《义礼·聘礼记》

　　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

　　——《韩非子·难言篇》

　　米监博辩，则以为多而史之。

　　——同上《说难篇》

　　“繁于文采”，正是诗的荣誉，这里却算作史的罪名，这又分明坐实了诗史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三

　　社会日趋复杂，为配合新的环境，人们在许多使用文字的途径上，不得不舍弃以往那“繁于文采”的诗的形式而力求经济，于是散文应运而生。史的记载不见得是首先放弃那旧日的奢侈固习的，但它终于放弃了。大概就在这时，志诗二字的用途才分家。一方面有旧式的韵文史，一方面又有新兴的散文史，名称随形式的繁衍而分化，习惯便派定韵文史为“诗”，散文史为“志”了。此后，二字混用通用的现象不是没有，但那只算得暂时的权变和意外的出轨。

　　你满以为散文进一步，韵文便退一步，直至有如今日的局面，“记事”几乎完全是散文一家独有的山河，韵文（如一切歌诀式的韵语）则蜷伏在一个不重要的角落里，苟延着残喘，于是你惊讶前者的强大，而惋惜后者的式微。你这兴衰之感是不必要的。韵文并非式微，它是迁移到另一地带去了。它与歌有一段宿诺。在记事的课题上，他打头就不感真实兴趣，所以时盼着散文的来到，以便卸下这份责任，去与歌合作，现在正好如愿以偿了。所以《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之亡，若解作逃亡之亡，或许与事实更相符合点。

　　诗与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一种如《氓》、《谷风》等，以一个故事为蓝本，叙述也多少保存着故事的时间连续性，可说是史传的手法，一种如《斯干》、《小戎》、《大田》、《无羊》等，平面式的纪物，与《顾命》、《考工记》、《内则》等性质相近，这些都是“诗”从它老家（史）带来的贡献。

　　然而很明显的上述各诗并非史传或史志，因为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然后再写下来的。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贡献。由《击鼓》、《绿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显而隐，“情”的韵味由短而长，那正象征着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递增。再进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胀，而“事”则暗淡到不合再称为“事”，只可称为“境”，那便到达“十九首”以后的阶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样，在相反的方向，《孔雀东南飞》也与“三百篇”不同，因为这里只忙着讲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诗的第二阶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

　　诗与歌合流之后，诗的内容又变了一次，于是诗训志的第三种解释便可以应用了。上文说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也可说是“蕴藏在心里”，记忆一义便是由这里生出的。但是情思、感想、怀念、欲慕等等心理状态，何尝不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里”？这些在名词上五花八门，实际并无确定界限的心理状态，现在看来，似乎应该统名之为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之情，古人则名之为意。《书·尧典》“诗言志”、《史记·五帝本纪》志作意，《汉书·司马迁传》引董仲舒曰“诗以达意”。郑康成注《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亦曰“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诗训志，志又训意，故《广雅·释言》曰“诗，意也”。“诗言志”的定义，无论以志为意或为情，这观念只有歌与诗合流才能产生。

　　但是这样一个观点究竟失之偏宕，至少是欠完备。因为这里所谓诗当然指“三百篇”，而“三百篇”时代的诗，依上文的分析，是志（情）事并重的，所以定义必须是“于记事中言志”或“记事以言志”方才算得完整。看《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及《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都把事完全排出诗外，可知他们所谓志确是与“事”脱节了的志。诗后来专在“十九首”式的“羌无故实”空空洞洞的抒情诗道上发展，而叙事诗几乎完全绝迹了，这定义恐怕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

　　在上文我们大体上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试测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我们知道“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最后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知道诗当初即是史，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也许就有解决的希望。这是很好的消息，我们下次就该讨论这问题了。

　　193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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