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前的《小说月报》革新号|王统照

二十七年前的《小说月报》革新号

　　民国十年距今年恰恰过去了二十七个年头。

　　这二十七年若用历史的眼光看去，真是多么短促多么不值得使人注意，但在我们这多难的中国，时代越近却与我们的关系越深。一百年，五十年……无论国际国内的事件，可说差不多都与我们的现时有关。

　　为什么单单谈起二十七年前呢？

　　这是由一本颇有短期历史性的一种杂志所引起的。

　　《小说月报》，姑且借用一般话的“老牌”说罢，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确也够得上老牌的称语。我在十来岁初读这种以小说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统三年，其实它的创刊还在头一年（清宣统二年）。我所见到的第一册是它的第二卷第二期，（那时《小说月报》以六册为一卷，即半年结束一次。）三十二开的小型版，封面用两色影印着人物或西洋风景画片的复制版。每册约有八九十页，一律两栏排列，全用五号字。五号字在当时是极小的字模。每册内准有四页或六页的铜版画，每册也分类刊载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笔记、诗词、谈片、剧本等。当然是文言的占篇幅最多。林译正在风行，每期有畏庐老人与人合译的长篇，我记的那一卷中连载着他译的《双雄较剑录》，还有胡诗庐译的《孤士影》，谁译的《劫花小史》。

　　作的长篇则有指严的《醒游地狱记》……在清末肯以五号印杂志的当以商务所出的几种刊物为首创，但如《教育杂志》、《法政杂志》、《东方》等，虽然以五号字的页数较多，而有关议论、主张，甚至小说的，却以四号字刊出，（如同一年的《教育杂志》上所登的包天笑作《埋石弃石记》此篇小说，全用四号，看来极为醒目。而在《东方》上所登的特别体裁的长篇《碎琴楼》，与天游译的未来战争小说则皆用五号。）惟有《小说月报》用字一律。这个小说月刊直到民国成立的那年初夏（阳历五月）才改了版型，另换编者，成为很大方美观而内容颇见充实的国内惟一的定期小说杂志。原编者王蕴章换成了恽铁樵，同时也将全五号换成了全四号；这倒不同于后来的刊物，字体愈变愈小。大概是为了仍然保持每卷六期之故，所以民国后那一卷的第一号却在五月出版。

　　从民元到民九年，《小说月报》一直保持着大型版与四号字的形样，其内容大致相同。而惟一特点即是林译的长篇小说年年继续刊载。恽氏编了约近七年，再换上旧人王氏编辑。到五四运动后，一时白话文学的流行给中国文坛开创出一种新气象，商务印书馆以出版界首擘的地位，不能不随着潮流，在所刊行的各种杂志上添入一小部分带了标点的新体文艺。《小说月报》于民八九年便已有了这样的新形式，不过大部分还是文言的与旧体的文章。

　　民国九年的冬天，商务的经理张菊生与编辑主任高梦旦到北平去与各“新”字号的文人、学社，接洽出版新书事务。那时商务的几种杂志需要全盘改革（形式与内容）的情势已经成熟，而各个新学术团体的著译新书也逐渐在该馆出版，而他们的编译所中的新人才也努力于这种出版改革运动。是时雁冰先生，他也早在该馆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著译的新文章。因有这种因缘，张高两位先生到北平时便与“文学研究会”的负责者共商改组明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事务。

　　共商的结果颇为圆满，即在北平立了供给文稿的契约。高先生提出以雁冰负编辑《小说月报》之责，“文学研究会”当然同意，因为他人都在北平，且以雁冰原是该馆编辑之故，办理顺手。

　　到十二月初，郑振铎先生催收诸位的文稿凡两大包，做两次快邮寄沪。（创作与翻译的小说以及第一篇论文，都是从北平邮去的，其他，雁冰有一篇论文与他拉的译剧等是沪上的稿件。）以后，约在每月底或次月初即由北平集稿供给。

　　以上所述皆就记忆所及约略写下，但民国十年《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第一期，现在已成罕见的旧刊，除却几个大图书馆幸能存留者外，不易找到了。

　　抗战前两年我居沪上，曾与《小说月报》革新后的两位编者——雁冰与振铎，屡屡谈及想要找一份从民十刊行的《小说月报》，可是他们二位都没保存。至于民十年的第一号更是难能借得。商务印书馆中当然有，可是毁于淞沪战役，当时常为这个刊物写文章的熟人手中也无存留。本来我有几近全份，（从第二卷起至那时）又没携带。往往谈及，就听见稍带惋惜的口吻说：“我还想找个全份，现在连一年的都没有了！”

　　我清晰记得，革新后的第一期因被子侄友人索观，曾有三本后来都无从要回，所以就以自存的《小说月报》说，也缺少此册。

　　芦沟桥战后的第二年春初，我自己未带走的中西书册连同衣物都在青市损失净尽，那原是不甚全的《小说月报》，大该被人掠去成了包油条花生的碎纸。

　　想不到近日忽从冷摊上遇到十几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本来无意购买，稍加翻阅，摊主人殷殷谈价遂即买回放在案上。及至顺册阅目，民十年一月全换成白话体的革新号即在其中，好在封面里页丝毫未损，而且敦谷先生所画的摇篮中的新婴依然面含微笑，象征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前途。

　　这一册的材料集成如上所述，但以二十七年的过去，现在四十岁上下的爱好文学者，我想或者不易看到这本革新后第一期？因此不惮烦琐将其中的重要目录记下：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要目

　　改革宣言

　　圣书与中国文学　　　　　　　　　　　　　　　　　　　　　　周作人
　　文学与人的关系及古来中国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沈雁冰

　　创作

　　笑　　　　　　　　　　　　　　　　　　　　　　　　　　　　冰心女士
　　母　　　　　　　　　　　　　　　　　　　　　　　　　　　　叶绍钧
　　命命鸟　　　　　　　　　　　　　　　　　　　　　　　　　　许地山
　　荷瓣　　　　　　　　　　　　　　　　　　　　　　　　　　　瞿世英
　　沉思　　　　　　　　　　　　　　　　　　　　　　　　　　　王统照

　　译丛

　　疯人日记（俄国郭克里著）　　　　　　　　　　　　　　　　　耿济之
　　乡愁（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作人
　　熊猎（俄国托尔斯泰著）　　　　　　　　　　　　　　　　　　孙伏园
　　农夫（波兰高米里克基著）　　　　　　　　　　　　　　　　　王剑三
　　剧本：邻人之爱（俄国安得列夫著）　　　　　　　　　　　　　沈泽民
　　杂译泰戈儿诗　　　　　　　　　　　　　　　　　　　　　　　郑振铎
　　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　　　　　　　　　　　　　　　　　　　沈雁冰
　　书报介绍　　　　　　　　　　　　　　　　　　　　　　　　　郑振铎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十日发行

　　尚有几篇作译目录未曾写入，插图有一张三色版印的《跳舞》，两页铜版图题各是《浴女》、《洗衣人》，全是法国有名印象派画家德加Degan所作。封面画者许敦谷先生，他方从日本学绘画、音乐。回国不久，也在商务服务，由许地山的介绍请他画封面，并负责选印插图。

　　就内容与页数论，在当时够得上是一本唯一专载新文学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国》等。在北平出版的新杂志，虽则每期总有两三篇创作或译述的小说、散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创造社”的《创造》尚未出版。《小说月报》革新首先适应了新文学爱好者的需求。

　　对于这一期里的文章不必多加评述，但《圣书与中国文学》确是到现在还是一篇罕见的论文。那时周岂明（自然还无此称谓）的清朴平赡的文学论文，实是领导一班对西洋文学认识尚浅或无综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上文学的正途。我们知人论世须有分别，以后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学与优美的文章。《笑》是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在当时也当短篇小说看，是冰心早期所作，很美丽很悠淡而文字又极简洁的一篇。《命命鸟》则以特异的风格，略掺旧式的写法，在异国风习中烘托出男女真恋的醇美。译文中介绍脑威写实主义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独幕剧《新结婚的一对》，在新开辟的文坛上可谓创举，与《新青年》之第一次介绍易卜生一样。（般生的作品是时除却先有一篇名《记者》的剧本在《新青年》刊过外，别的刊物并未介绍）可惜，经过近三十年了，般生的小说，长剧，还没在中国以汉文印出！

　　至于耿济之之介绍郭戈里（即郭克里）的短篇，郑振铎之首先译泰戈儿的名诗，也都是第一回。

　　在坚明的主张与改正中国历来对于文人身分的误认上，雁冰那篇文章确值一读——至今依然值得重读。因不易看到它，遂选录几段于后，借作本文的结束。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做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

　　……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我国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们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和我国大不相同。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做“个性”，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

　　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

　　……这样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才是世界语言文字未能划一以前的一国文字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就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连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虽是这一册上的各种文章到后来有些收入各人的专集，但也有只是印过一次并未再见的，如《邻人之爱》一篇的译文即其一例。

　　年光不曾饶人，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少者壮，壮者老，人的一生，三十年不是占了年光的一大部分？即以二十七年前这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物说，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已经长辞人间了！其余诸位论年龄平均总在五十罢。人事纷扰，世变多端，即不提起“访旧半为鬼”的心情，而稍具深厚感念者展书一览可能无动于中！自然，新文学的年年进步，人才辈出，作译繁多，无论见解，评论，介绍，……迥非昔比。可是回想那时以二十许的若干青年人受时代的促进思潮的动荡，惟日孳孳的争读新书，力作文章，不管学识经验是否充足，要以共同的努力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大道的志愿却“如火如荼”不能自遏。抛开收获，但论辛勤，那种年轻的兴致或值一提。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