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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编后记五则(5)


  《文学》九卷二号编后记

  在近百度的奇热中编完了这一期,恰好是华北被敌人炮火威胁的严重关头,我们的“文化城”,——“沙漠的城”已经在人家的包围中了。国难至此,全国人民同声激愤,我们弄笔墨的同人,平常被称为“文化人”,为“知识分子”,值此全民族将受敌人的铁骑蹂躏,全国土地将染遍血迹的时期,有什么表示,有什么一致的力量,有什么悲壮强毅的精神,可以无愧平常时被人称呼的好名称?

  虽然从历史上详细考证,对于历来的所谓“士气”的看法,不能没有一点点的折扣。但几千年立国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特殊表现,“士气”这两个字并非全无力量。何况是生当现代,遇到异族凭凌,这空前的奇耻,大辱,——真够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我们便压得住这一腔愤懑,容得住这当前的苦难,以潇洒的态度,幽闲的心情,眼看着“河山变色”,无动于衷?文人,有他们的伟大,有他们的成就;却也有他们的缺陷,与他们的贫弱!仅能弄弄笔头,说说空话,已经愧对杀身浴血的前线上的壮士,与流离饥饿的无数的人民。但凭我们的所能,尚可借文字作激扬愤感,描写残酷,刻画丑恶,揭发黑暗的工具给多数读者一点兴奋的力量,一种真切的认识。

  我们不是狭隘地说除开这类题材的文字便无文学的价值,我们更不会看轻了每个作者的自由思想与拣选任何材料的自由,也非赞同只有主题的积极性而忽略了巧妙的安置与艺术方法的表现。但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敢对“现实”注视?为什么只能对富于“时代感”的青年人的作品摇头?为什么激不起具有所谓“敏感”者对国难(广义的)的愤慨?为什么永远好在个人的兴趣的偏至中转圈子?这里,不需要多谈理论,就在当前的情形中,凡是具有良心与正义感的作者不容你不“惊心动魄”?将个人兴趣的偏至先放在一边,用我们的心与笔给全民族的垂危的生命注射上一份慷慨悲壮的精神与强健勇往的气力!不论是“言志”也好,“载道”也好,若蔑视这血淋淋的“现实”只求艺术的陶醉;忘却多数人的苦难专以文字抒发个人的兴趣,是非姑且不论,怕连我们自己的心与自己的笔都有点惭恧吧!

  我们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但不能轻看民族的兴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不义之战,但我们即为人道二字设想也应“予打击者以打击”,我们不是盲目的鼓动他人牺牲生命,但我们怎样也忍不住在自己的疆土中任凭敌骑的蹴踏!

  也许有人讥笑我们所见的不免狭隘吧?也许有人说我们对文艺的主张是过于趋重“功利观”吧?但我们的真感所在却愿掬诚贡献于我们的文艺界!我们只是希求我们的作者:

  正视这血淋淋的“现实”的时期用组织巧妙的文字传达出悲壮的精神,激发读者的勇气。

  至少,在这样的危难中这并不是过分的希求?

  关于本期中各篇的内容不及缕述,惟以篇幅与各门材料的分配关系,创作除长篇连载外只登出三个短篇。本想开始登载《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一文,以“翻译讨论”至九月号内方能刊完,故决定将此长篇译文载入十月号中。

  书评两篇字数已超过每期的这一栏的预计,故《最近文艺刊物述评》只好缺登。

  九月号中文字可以预告者:除长篇创作与翻译连续登载外,有张天翼孙陵澎岛的短篇创作,有沈起予君的《论文学模式》译文,有茅盾,胡愈之,王统照,屈轶等的短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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