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王若飞

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

　　（一九三三年六月）

　　今年为我母校达德成立的第三十年，齐生舅要我写一篇关于过去所受的教育感想和意见，我从前曾在这个学校读了七年书，后来又曾在这个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我便来回答这一问题。

　　提起这个学校，几乎是初起时许多先生和许多同学的第二生命。三十年来内内外外继续不断的奋斗，冲破了无数的阻力和困难，同时也加添了不少的同志和援助，不仅保持了它的生命，而且使它一天比一天更加发展起来，回头一看，是不是值得称叹，是不是值得爱重！？

　　我离开贵阳已约十有六年。由于我思想行动工作之种种特殊原因，使我多年来完全与故乡家庭亲友断绝往还。贵州地理交通之不便，更增加了这个隔绝的程度。所以近十余年来斯校发展的状况，竟一点也不知道，只在前日我舅父送我看的《达德校刊》上，才知道我这童年生活可爱的母校，现在还存在着。从凌师秋鹗的文章中看出这个学校曾受反动的风雹摧残过。由于诸先生诸同学们的艰苦奋斗，不久以前，又复兴起来，规模组织更加扩大。十六年前我所知道的达德学校还只是一个男女两等小学，全体学生不过五六百人，再推到创办的初年，全体学生不过二三十人，而现在已增设了初中和高中，男女学生总数已达一千余人，男女职员教员也达一百多人，这个数目字的本身，已经令我感觉是很大的发展。若再考察到僻远落后的贵州，政治的环境和物质的条件，又都只有较别的区域更为艰难，然而达德学校能有现在的发展，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从教职员的人名录中，看出旧日毕业的同学在对于母校的维持与发展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现在校长周杏村君，常务校董贺梓侪、刘方岳二君及许多职教员，都是从前本校的毕业生，我们可以推想达德学校如果没有这许多旧日毕业生的努力，是很难存在到今日，和有这样扩大的发展。

　　我从九岁到十五岁，七年的长时间，不但读书于这个学校内，而且是长年和舅父住宿于这个学校中。这个学校的前身，本是一个巨大的庙宇（忠烈宫），那天子台上的石栏，轩辕殿前的石狮，和两棵亭亭对立的梧桐树，是我每天最喜欢摩挲攀援的东西。那阴森黑暗的大雄宝殿，是同学们捉迷藏最妙的隐避所，那娘娘殿的许多小泥孩和泥菩萨的玻璃眼珠，是儿童们常时搬弄的玩具，那书楼上可以俯瞰城中，远望青山，是我最喜欢登临的处所。随着学校的天天发展，这古庙菩萨的宝殿，逐渐都变成了青年儿童的讲堂。从前一片阴森鬼神的气象，完全为光明智慧的现实所替代，我在这里面天天与同学们竞读游戏，整整经过了七年，这七年中所受的教育，是极活泼生动，富于变化的教育，是非常值得回忆的。

　　缺乏历史观念的人们，常是只看见已成长起来的东西，而完全忽视一件事物在历史过程中所有的意义。只从形式上看见今日各种学校设备之进步，而完全鄙薄三十年前的学校之简陋。他不知道这三十年前非常简陋的学校，在当时是具有很“革命的”意义，而现代所谓“设备完全的学校”会只成为“反动的”“保守的”教育。

　　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上承着中日战争失败与戊戌变法，义和拳闹动，八国联军破北京等重大事变的影响。全国民众恸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痛恨满清专制皇朝之黑暗腐败的异族统治，于是到处发展着“变法自强”“推翻满清统治”的运动。要求民主立宪政治来代替封建专制的政治；要求科学思想来破除神权迷信；要求发展新式的产业，来代替旧日的手工业生产；要求编练使用新式武器的陆海军，来代替使用旧式刀箭的军队；要求老大的中国，仿照欧美现代的政治经济组织及文化思想，变法维新也成为“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系列的思想与活动，充满着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而要求废科举取士的制度，改变私塾与书院制的教育，兴办近代学校式的活动，遂从此日渐发展起来。

　　达德学校便是在这个社会的剧烈变动的时间，应着时代的要求涌现出来的，这使得它的出生，是具有革命的意义。用事实来说，达德学校的创办者们，都是受当时革命的影响，不满足于旧的封建专制神权迷信的生活与知识，极力在追求新的出路。他们在未办达德学校之先，已共同组织一个达德书社，订阅京沪新出的书报，来互相讲习。从这些书报中去学得科学的民主的种种新知识，革命认识的发展，使得他们在革命的实践上，又前进一步，而创办这一所含有革命性的达德学校。

　　由此得见他们创办这个学校的动机，不纯是为着一个儿童教育的目的。我们要明白“学校”这一名词在三十年前的贵州环境中，它是代表一种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革命的组织。在当时满清政府看来，它是“聚徒讲习谋为不轨的革命党”，在一般反动顽固的豪绅地主看来，它是“离经叛道散布危险思想的洋学堂”。他们都带着很深的仇意，来敌视它，压迫他。所以当时办学校，绝不是可以纯粹合法的和平的自由生长的；绝不是可以脱离政治斗争的。当时创办学校的人，都有多少革命进取的精神，而被旧社会中人称为“新派”。

　　他们提倡自然科学的知识，去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

　　他们占据庙宇捣毁神像，拆毁大雄宝殿，来修建校舍，竟被反动分子，激起落后群众，对他们暴动袭击。

　　他们兴办女校不收缠足的女子是招旧社会许多的反对非难。

　　尤其遭非难而且骇怪的，他们散布“民主”“立宪”“自由”“平等”“人权”一类的思想，直接的或间接的攻击当时腐败黑暗的君主专制，去攻击旧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名教”观念。

　　他们秘密散布“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反复对学生们讲述宋末明末异族侵入中国的痛史，反复宣传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何腾蛟等抵御异族侵略的忠烈行动，在学生们脑中深深印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思想。

　　他们秘密的有组织的偷读禁书，《民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黄帝魂》《革命军》一类的书报，是他们最喜欢的读物，虽然他们之中对于实际政治运动，有主张“激进的”或“缓进的”（即革命的或改良的）不同，但都是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没有把政治与教育分离。

　　当辛亥年，这个学校的一部分教员学生已经钻入军队和会党（哥老会）中去活动，他们曾企图在是年八月孔子的诞日利用学校举行运动会全城重要官员都来参观的机会，实行劫官暴动，因为准备不及，又改变在九月初一谘议局开会时利用会党混入谘议局再实现上次的计划，又因穷苦的哥老会友们一时得不到这许多长衫和旁听券，阻止他们走进谘议局的可能。虽然他们在这次军事阴谋失败之后，而且还有被捕的（体操教员徐耀卿），但这种反抗当时统治的运动，还是在不断的秘密的积极进行着。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风声传入贵阳后，学校里的教员学生们，都特别的兴奋的去做准备“反正”的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在当时贵州两个主要的政党——改良主义的宪政派与激进主义的自治派间，是一位当时在贵州教育经济界负有声望的蔡衡武先生立于“中立派”的地位，当时宪政自治两派的冲突非常激烈，几乎为官府所利用，他努力的和解，俾得一心对付官府，去实现“贵州反正”的工作。

　　这里要说：这个学校在当时只是一个两等小学，何以能发生如此的作用呢？这，由于那时的学校制度，还是新发展的时期，社会上还没有象现在分划清楚，设备完全的各级学校，它所招收的学生有半数以上是超过十二岁以上一直到二十余岁的。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超过了小学教育的年龄，甚至有超过大学教育的年龄的，因此其中许多的青年，容易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活动的兴趣，日愈浓厚，在辛亥革命中他们争先恐后的当学生军，负担城防的工作，有许多是加入北伐队伍赴前敌去作战。

　　从这些事实看，可见当时办学校的先生们，是没有把教育与政治划分为两个不相关连的东西，是没有把他的工作，只限制在学校范围之内的。他们是为着改造社会政治革命的目的而办学校，他们教育的路线，是向着这个方向进行，他们自觉其任务是异常重大，为要能实践这重大的任务，使得他们从事于团体的活动努力实行共同研究与相互严格的批判，努力去加强个人的知识与工作能力，努力去促进所谓“新的”社会与政治的变革。

　　他们对于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切，不是为金钱而计算钟点的上课。不仅注意课堂上的教育，而是多方面注意学生们全部生活的指导。不阻遏学生们社会的政治的活动而是努力唤起学生们积极的作社会的政治的活动而加以指导。达德学校的历史截至一九一七年止（六年以后我便长久的离开贵州了）这种活泼生动的教育精神，当时还是继续保存着。比如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利用筹安会称帝时，在贵州社会团体中，达德学校首先公开发出反对帝制的通电，护国军兴后，达德学校的教员和学生是积极的参加讨袁的军事工作。我希望现在已有三十年历史的达德学校，不要放弃它过去这种最好的活泼生动的革命的教育精神，而把它更加发挥光大起来。这种教育精神的特质：

　　第一，是教育的路线，要适合当时革命的潮流，适合当时最进步革命的阶级的利益思想。

　　第二，教育家绝对不能脱离现时政治的斗争，凡是想回避现实政治斗争的教育家，不可免的要成为反动的、保守的、终于被牺牲的教育家。

　　第三，绝对不能把学生的学校生活与实际社会政治生活隔离起来，绝对不能把学生们限制在专门求学时代而完全禁绝他们本能的社会活动与自动实践的要求。而是要正确领导他们积极参加实际社会政治工作，要努力使课堂的讲授，与生活的实践打成一片。

　　达德学校从前的教育精神，自然不能象我所揭出的三点这样完满，但是它确是向着这个倾向走去，这是从上面举出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的。

　　我在指出过去达德学校好的教育精神时，并没有忘记它另一方面所具有的许多缺点。最重要的：他们虽被人加上“新党”的头衔，而他们中大多数人政治主张，是采取改良的妥协路线，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的路线。再则他们并不是先有办学校的经验，才来办学校的。他们是在所谓草创时期，不能有近时学校的完全设备，不能正确的规定一般课程，不能得到一切必需的教科书、标本、仪器及种种教具。试看当时曾用过“时务三字经”“天文歌略”“地球韵言”“启悟要津”来作儿童地理、理科的课本，以两等小学而招半数以上超过小学毕业年龄的青年，这都明白表示由废科举转入近代学校制的过渡时代之简陋现象。

　　不过，我们并不只从形式上看见今日各种学校设备之完全，而遂因此鄙薄过去设备简陋的学校，在历史上具有很革命的意义，而现代所谓“设备完全的学校”反而是变成了反动的保守的教育。我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矛盾。

　　六月于绥远归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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