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右派捣乱|王若飞

国民党右派捣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为参加这个革命，有各种经济地位不同的分子，在大商买办阶级，有小商人，有穷苦的工人和农人，虽然他们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谋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口号之下，是一致的。但又各随其经济地位关系，而有不同的目的。大商资产阶级，要求国民革命，是想脱除帝国主义与军阀经济上政治上之束缚，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穷苦的工人农人，要求国民革命，是不仅脱除帝国主义为军阀的压迫，并进而脱去本国资本家地主之压迫。在工人农人对于革命的奋进当中，又反使大商资产阶级，迟回顾忌，反有愿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妥协，以对付工农阶级的倾向。所以在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中，分出左派右派，是当然的。而右派分子，又逐渐成为反动派，亦是自然的趋势。

　　什么是国民党的左派？什么是国民党的右派？什么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并不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就是左派，非共产党分子，就是右派，左右与反动之分，完全从各个分子的行动上去看，试比照如下：

　　左派

　　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二、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
　　三、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
　　四、联络苏俄与共产党
　　五、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右派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但
　　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
　　主义妥协
　　主张劳资妥协
　　为保育政治而反对

　　军阀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
　　联络反动势力以抵抗左派

　　勾结帝
　　反国动主派义
　　摧残工农运动
　　勾结军阀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
　　自身即反动势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见不必一定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左派，只要每个不与帝国主义为伍，忠实于民族革命的分子，都应该站在左派，另一方面，右派却是很容易堕落到反动派势力上面去，因为他那畏怕工农革命势力，只求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的心理，很容易转到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摧残工农运动。一年以来，许多老党员，渐渐离开革命，走入反革命道上，便是此理。

　　自从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工农阶级的势力，既日愈增长，同时右派勾结反动派，走到反动方向的趋势，也愈显明。戴季陶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在他那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中虽然也说了许多不满意反动派的话，然而他的行动，实际上与反动派并无差别，从他的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的言论中，从他此次与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等结合，在北京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事件中，皆可见他勾结反动派作反革命运动的行为。

　　国民党右派，现在已不是革命的势力了，他一天一天的离开了革命的行列了，他的工作除了反对广东政府，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替帝国主义者张目以外别无其他行动。他的行为事实已放弃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的宣言，及党纲，不成为一个国民党员，只是利用在中国有政治作用的国民党这一块大招牌招摇撞骗而已。

　　最近当南北革命工作均在吃紧时，右派又与反动派勾结在北京召集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其非法及谋叛行为，可于下之事实中明白看出。

　　第一，召集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通知，而此次由个人名义召集，于手续上实大不合当。

　　第二，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及中央党部所在地之广州举行，已有决议在案，此次竟由少数人决定，在反革命之段政府势力下开会，其有希图破坏国民党之用意，不言可知。

　　第三，在发起通知开会者之个人中，有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茅祖权等，彼等并未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脱离关系。查该俱乐部，早经国民党认为反革命与破坏国民党之军阀走狗机关，且有决议在案，彼等既列名同志俱乐部，又未声明脱离关系，当属甘心破坏国民党，而为军阀之走狗无疑。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竟有彼等反革命者列名召集，其内幕更不问可知。

　　第四，开会不足法定人数，只到了十三人，若更除去已被开会除之覃石居茅等五人，则实际到会者不过八人，一切议决当然无效。

　　第五，熊克武因通敌被捕，听候审判，彼等竟连电请其赴京，公然违反中央决议及政府命令。

　　第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各同志在工作中如有不同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大会发表，以图解决，舍此不图，竟当革命工作均在吃紧之时，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实为全国同志所共弃。

　　总之，国民党右派，一天一天的要变成反动派，这是无疑的事实，无论“正统派的三民主义信徒戴季陶先生”怎样花言巧语，演说革命，但终不能抹灭事实，终不能抹灭他现在与反动派的勾结，阻挠革命的事实。可耻的《民国日报》的主笔叶楚君，这几天来，不断为右派反革命行为作宣传。须知民众并不是轻易受骗的，每个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国民党员，应该积极起来干涉这般右派反革命的行动。

　　此稿甫完，接北京来信述戴季陶等此次在北京开会情形，非常滑稽，节录如下：

　　“……戴季陶等此次在北京集会，一方面排斥所谓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一方面又以彭养光等反动派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历史太臭，亦欲避免；于是彭等遂实行绑票办法，派数十人到西山将戴季陶及沈玄庐抢回北京城内，迫以合作，于是戴沈竟无抵抗的被强奸了。

　　当开会日原订为下午三时，因北京党员反对的空气太利害，恐犯众怒，遂密改为上午八时举行，到会者只有十三人，加上已开除的分子，尚不及法定人数，匆匆将预拟就的议决案读完后，就此闭会。两周以来，一般右派反动分子闹得煞有介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真象不过如是。”

　　（原载《中州评论》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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