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繁荣创作的意见|陶铸

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三月）

　　我今天不是来做报告的，只是以东道主的身分，对来广州开会的各位同志表示欢迎，对话剧歌剧创作会议表示祝贺。但是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又只好以党务工作者的身分和观众的身分，来讲一点自己的意见。因为我是做党的工作的，而且很喜欢看戏，就个人平时所接触到的问题发表点意见，我想是可以的。这里讲三个问题：

　　一　关于繁荣创作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创作是不是很繁荣呢？应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是相当繁荣的。但是，从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从我们国家这十多年来的空前伟大的变革，从人人都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创作还是不很够的。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音乐方面都还远不能满足需要。刚才讲到，我是以三种身分来讲话的，不论是哪一种身分，都希望大家能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创作上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特别近几年来，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原因在哪里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人说，这是由于我们这几年连续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没有象前几年那样全面地、大幅度地增长。这种说法，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一般地讲，创作的繁荣和工农业生产的上升，人民生活的改善应该成正比例。然而，我们也不能认为：经济上还不够繁荣，建设工作中有了困难，就不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特别是，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会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时，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应当通过自己的作品，号召人民起来与困难作斗争。我们要写积极向上的东西，写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东西。越是在困难的时期，我们越要多拿出精神食粮来，越要写出富有战斗性的作品来，鼓舞大家克服困难，奋勇向前。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文艺都是起到了这种作用的。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然也能做到。我们要写出许多富于战斗性的文艺作品，创造各种善于克服困难的人物形象，以鼓舞大家前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近几年来创作不够繁荣的原因，有些同志归咎于文艺领导部门“干预”太多，所以有的作家就搁笔不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说，我们对文艺的领导工作，不是“干预”过多，而是领导得还不够有力。这当然是指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文艺政策的领导来说的。但是我们有些文艺领导部门——比如我们中南地区的某些部门，文艺领导工作在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呢？我想问题是多少存在着的。党中央、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据我看，我们“放”“鸣”还是不够的，阻碍“放”“鸣”的问题还是有的。在我们某些领导文艺工作的部门和同志中，有一个时期是存在着不尊重作家、乱指挥等现象的。我们文艺工作的有些领导同志不仔细想想，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出“我领导出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怎么能从各个方面来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呢？又怎么能表现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呢？听说曹禺同志在《胆剑篇》里写了劳动人民下跪，就有人批评他这是侮辱劳动人民。那也要做具体的分析，要看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

　　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创作更繁荣，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人民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来满足人民的要求，提高人民的生活（精神的和物质的）水平。农业方面多生产粮食、副食品，工业方面多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创作方面多“生产”小说、剧本、诗歌、音乐、电影，这就好了。现在工农业都有所好转，我们正在争取更大的好转。文学艺术方面，我们也希望如此。这次剧作家、音乐家都到广州来开会，我们都寄以厚望。更进一步繁荣创作的问题，我们是把它和工业增产、农业增产一样来提的。我们正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要群策群力，大家尽自己应尽的责任。拿锄头的拿锄头，拿锤子的拿锤子，拿笔的拿笔，拿胡琴的拿胡琴。同志们的责任，就是把创作更进一步繁荣起来。

　　怎样才能更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创作？我看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端正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家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自然是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影响别人，教育别人。具体说来，就是要解决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三种。对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作品，我们要尽量提倡，尽量鼓吹；对于无害的作品，我们允许其存在，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应了人民的需要；对于有害的作品，我们要经过内部的研究、讨论或群众的批评，指出它有害的地方，清除它的影响，使大家在批评、讨论当中受到教育，提高觉悟。作为作家，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当然应该要求创作出有益的作品。

　　其次，在前面的明确的目标下，就得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不要象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者那样，你想什么，就要人家写什么。对创作乱指挥的事，还是少来一些，还是尊重作家，叫作家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自由。同志们，这样一来会不会写出坏东西来，会不会天下大乱呢？我想，粗制滥造的东西会有一些的，不那么完善的东西也会有的。但是不要紧。我相信我们的作家不会写出象有些外国的坏电影那样糟的东西来。即使有，也不要紧，有党的领导，还有群众的鉴定呢，群众不让通过，就演不下去。所以，我说不要怕，放手让作家去写吧。当然，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的六条政治标准，我们作家必须遵循。谁要歪曲现实，攻击社会主义，谁要写污蔑共产党的东西，肯定地说，人民会坚决反对的。至于判断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能简单化，需要做仔细的具体的分析。现在我们对作家还是多鼓励，在政治思想上加强领导和帮助，而不要乱指挥。现在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家要努力造成一种更加繁荣创作的环境和气氛。毛主席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引了龚定庵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我们一定要做到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我们一定要“不拘一格”。从创作上来讲，“不拘一格”就是要在坚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的前提下，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目标下，提倡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要尊重作家在创作上的自由，那大家胆子就大了；胆子大，笔也就放开了。你也写，我也写，东西就多了；东西多了，就有得比较了，就有“齐放”和“争鸣”，也就有可能达到创作上的繁荣了。

　　对创作可不可以批评呢？一批评，是不是又不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了呢？我看是可以批评、也应该批评的。问题是怎样批评。譬如说，写出东西来，请领导上提意见，或者请专家们提些意见，这都是需要的。哪些意见可以采纳，哪些意见不可以采纳，当然要尊重作家本人的意见。在文艺部门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做这种组织工作。作品出版或公演以后，再让群众来评论。群众批评是应该的。人家看戏要买票，买票要花钱，为什么不能提意见呢？而且群众里面的不少意见，往往是最好的意见。自然，作为作者，不能今晚听了张三的意见，今晚就改一个地方；明晚听了李四的意见，明晚又改一个地方。而是要在演出若干场后，把群众意见加以集中、研究，然后再考虑修改。这才是郑重的态度。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从群众中来”，然后又“到群众中去”的。我想一部作品、一出戏也可以如此。真正的批评家，是群众，是专家。我们做党的工作的，应该组织群众、组织专家协助作者把作品搞好。那么，象我们做党委书记的人，有的高兴看戏，看了之后讲点意见，这可不可以呢？我看完全可以。但只能作为观众之一的意见，提出来也只能供作者参考。不然，你这个书记主张这样结尾，他那个书记主张那样收场，那作者就麻烦了。总之，谁都有提意见的权利，而作者也有对意见取舍的权利，所有的意见都是给作者作参考的。

　　再次，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充分地发扬民主。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领导者”自居。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那时部队不多，装备很差，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战士讲怪话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但是，大家的精神却很愉快，士气很旺盛，并且经常打胜仗，部队一天比一天壮大。为什么？一方面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另方面就是有充分的民主生活。红军是毛主席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式的革命部队，建立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所以大家不但不跑，恰恰相反，打起仗来十分勇敢顽强。我们要始终发扬民主的传统。各级干部，都要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跟共产党走，不跟国民党走？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建设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也是因为我们是平等待人的，是讲民主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领导作风，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真正走群众路线，有事和群众商量，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和群众同艰苦，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发挥群众的力量。

　　我们做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如果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是不可能导致创作的繁荣的。我们很可以检查一下，这两三年来，我们有没有很好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有没有给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准备好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呢？有没有一个如毛主席所讲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应该说，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大家知道，现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那种你归我管、我统治你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是做革命工作，只有职务上的不同，并没有什么谁高谁低的分别。你挑水，我切菜；你当书记，我作演员，是职务的不同，分工合作，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做到这一条就是不容易。我们有时不知不觉地，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似乎领导就是与众不同，党员与非党员也有地位的区别，好象是高人一等。有了这种“优越感”，领导也好，党员也好，一切事情都是办不好的。不要以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有什么了不起，好象旧社会时写传记、做墓志铭一样，一讲就是“生有异禀”，与众不同。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做党的工作的，只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经常同群众商量，又很讲民主，平等待人，以身作则，那么，你不讲“领导”，人家也是信服你的；相反地，你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你再怎样说“领导”，人家也是不信服你的。现在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同志，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行呢！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愿意站到革命这边的，没有多少人愿意站在反革命那边。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一般地确实是比较革命的。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出身，他们本身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许多知识分子是由旧社会走过来的，但是经过十二年特别是这三年的锻炼，应当说是大有进步；对于多数人来说，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是拥护的。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是存在的，所以还要坚持进行思想改造。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并不限于知识分子，我们的许多共产党员也有，问题是程度不同而已。共产党员不也是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吗？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思想，那是不合乎事实的。毛主席说过：“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样地也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

　　以上是从党的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至于作家自己，只要了解到：我们革命不是为哪一个人革的，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六亿五千万人民；我们是自愿来干革命，不是谁强迫我来、谁收买我来的。别人待我好我要革命，别人待我不好我也要革命。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样想，很多问题就想得通了。解放以前，我们国家曾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终于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现在要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要使全人类都获得解放；如果有着这样一种理想，那末，虽然遇到了某些挫折，只要我们不改初衷，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一齐努力，我们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们的创作一定能够繁荣起来。

　　二　党怎样进行领导

　　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党要不要领导的问题。要不要领导呢？党必须领导，党要领导一切。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各个方面，党都应该领导。但是党的领导是方向、政策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既不会迷失方向，又能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怎样才称得上好的领导呢？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的党的组织，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党与非党同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真正很好地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地方，应该是大家阶级觉悟很高，团结得很好，人人都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到一个地方，看那里的党组织领导得怎样，我觉得主要就看这一条。党员要密切联系非党同志，要与非党同志打成一片，真正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工作起劲。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多数地方，党的组织领导得好，大家很融洽、很舒畅，工作积极性很高；另外有少数地方，没精打采，死气沉沉。我看，后面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就没有领导好。用党的政策团结千百万群众，把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就叫党的领导；而不是你报告作得多，会议开得多，就算党的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群众感到只有依靠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从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团结了广大人民，使得革命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蒋介石集团的力量一天天缩小，最后逃到台湾去。解放以来，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因为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苦、奋勇前进的缘故吗？所以，我们必须十分珍视这种团结，把团结工作看作领导工作好坏的标志。团结，当然指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极少数敌人，大多数人是可能团结和必须团结的。几十年来，国民党杀也好，关也好，但因为我们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始终和群众血肉相连，国民党永远也消灭不了我们。现在我们胜利了，取得政权了，我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没有政权，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根本谈不到这点。不用说别的，就连开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都不可能。政权实在是十分重要的呵！但我们也要看到，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我们要用政权的力量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创造更好的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领导是总的方向、政策和政治思想的领导。在一定时期内制定方针、政策，带领人们向着这个总的方向前进。但如何到达这个方向所指的目标，具体怎样执行，还要不断地实践，取得经验。党的领导就要领导群众向这个方向走，要根据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做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把大家感到疑难的问题讲清楚，使大家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情况，从而更好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朝着总的方向前进。

　　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应该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政治思想领导，就是要以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对一些问题，我们要经常研究，跟大家谈，应当采取研究的态度，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使得大家思想逐渐一致；而不是有了不同意见就去“打通”人家的思想，更不是不准人家提不同的意见。思想只能通过说服、通过交流取得一致，思想是“打”不通的呵！我们为什么要开会？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思想可能不一致，所以来交换意见，采取互相切磋的态度，取得思想上真正的一致。

　　政治思想领导，在文化艺术部门，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艺术家表达思想的方法，和我们也很不一样。比如一种思想，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表达出来，但是一个作家或一个演员呢，他却需要通过人物的声音，容貌，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等等，去表达出来。无论是文学、戏剧、音乐等专家，都有他们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特殊手段，来达到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采取简单化的粗暴态度。讲到政治思想领导，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除掉经常要很好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外，还要经常注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能够及时发现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正确和错误；是好的说好，不要埋金没玉；是坏的说坏，不至于鱼目混珠。真正能够做到这样，我想就算是政治思想领导做到家，也真算得上一个好的领导者了。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但正因为不容易，也正说明政治思想领导之难能可贵。

　　领导文艺工作还有一条，就是要保证作家的必要工作条件。“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生活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天困难大家都有，所以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对从事创作劳动的人，应尽可能地予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照顾。当然，今天要一下子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还有困难，需要一个时间逐步来解决。可是文艺部门的领导，在可能范围内，多方设法，总是可以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写东西要有个安静环境，要有些参考材料，到各处去看看，要给予机会和方便，等等，在可能范围内都必须解决得好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既不这样想，更不这样做，人家一提点要求，就说是要求太高，把它统统挡回去，那就不对了。有的同志说：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不解决，而是我没有力量解决。你没有力量解决，就该往上反映。往上反映了也不能解决呢？那就跟人家解释，讲明不能解决的原因，这也是负责的态度。

　　其实，作家的有些工作上的需求，倒不是那么难于解决的。例如作家十分需要有个适宜于创作的环境。这一环境的造成，并不是要有高楼大厦、亭台楼阁才行。只要我们对从事创作的同志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抱着十分关心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我看这就是给作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又例如，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这方面，我们更应当主动关心他们。对于他们当中，在创作上确有成就，对革命事业有显著贡献，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思想上、生活上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积极地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能够跟上大家一同前进。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而又完全能够做到的。

　　在文艺部门的每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关心作家的创作条件，关心他们的作品，关心他们的进步，凡事必须设身处地地替人家想一想。能够这样做，和大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以作品而言，如果那篇文章是你自己写的，人家连看也不看，或者随便看了一下，便批评你一顿，戴上几顶帽子，我看你自己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吧？那么，就以己度人，对人家的一出戏、一部书，可千万不要采取这样简单粗暴的态度呵！同志们，一个演员、导演、作家，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呢？一部作品的产生，花费了多少血和汗？我没有写过剧本，也没有做过导演，对个中味道还未尝过。但他们的心情，我是了解几分的。因为我也曾经和这些同志一块儿看他们自己所写的、所导演的戏。每次演出和演出之后，他们那种紧张的心情很快便传染给我。他们这种情绪，一方面是兴奋；另方面也是担心，生怕效果不好。我希望今后对于这些忠于自己的劳动，忠于自己职责的戏剧工作同志们，应该多多关心他们，使他们感到革命的温暖，使他们能胜任愉快地为建设祖国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无可否认，今天从事戏剧工作的条件，是比过去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好了几千几百倍了；过去国民党对进步艺术是无理的摧残，对进步的艺术工作者是拘捕和枪杀。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里是永不复有了。今天我们的艺术花朵，正如向阳花一样，向着太阳，开得正好。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给予更多的肥料、水分和阳光，要使得大家工作得更愉快，使得这花朵开得更好。

　　三　作家的责任

　　最后谈一点对作家的希望。这几年我们对党的政策执行得不够好，工作上有缺点错误，我们坚决地改正，事实上也有了很大的改正。同时，我们希望作家也要更加振作起来。因为上面我讲过，大家革命不是为谁个革的，是自己要革的。象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六亿五千万人民，我们甘愿做牛，甘愿拉车，甘愿拖犁耙，就是把肩膀磨破了也没有怨言。所以，作家经常要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坚定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学问也是没有止境的。进步和做学问一样，主要是靠自己。靠自己对人民的责任感，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民族的责任感，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责任感。有了这种责任感，我想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不是经常谈论要经得住考验吗？考验是从各方面来的，在战争中有考验，在和平环境中也有考验；在困难的情况下有考验，在顺利的情况下也有考验。这几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不少方面是有困难的，但是大家都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疾风知劲草”，没有风的时候，每一棵草都是挺立的，大风一来就不一定了。我们要做劲草，大风来了也仍是挺立的，这就是革命的坚定性。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个方向丝毫也不能动摇。

　　重要的在于不断地提高自己，改造自己。怎样提高、改造？我想，主要的是多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到实际和群众中去锻炼。此外，我以为多交几个“诤友”，平常多交换意见，多互相切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做党委书记的可以做作家的“诤友”，作家也可以做我们的“诤友”，在小范围内谈心，相互批评，这比开大会好。自我思想改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

　　再就是充实生活，丰富感情。我看，要提高我们创作的质量，要多从这方面着手。我们要给作家各种条件，便利他们充实生活。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都可以去，作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大家尽可能地多参加实际活动。作家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怎样进行的。作家到生活里去，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因为只有这样，对生活才能理解得全面，理解得深透。丰富感情，首先就要把我们的思想改造好，要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有了革命的世界观，革命的感情自然就会从而流露、从而洋溢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生活和感情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又一定要写出作品来，这就难免会产生公式化和概念化。这样的作品容易写，而且似乎也不容易出“毛病”。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哪个是进步的，哪个是落后的；正确的和进步的似乎一点缺点也没有，而不正确的与落后的则一无是处，没有半点好的因素。表现的手法通常是经过几场所谓“激烈的斗争”，前者很容易地得到了胜利，后者很容易地得到了改造，连斗争的过程几乎都大同小异。同这类描写相类似，有的作品写敌人，就好象稻草人一样，可以任人摆布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来源，如上所说，主要是我们的作家缺少生活，缺少感情，因此在人物的刻画上，抓不住人物内在的思想活动，看到的只是外形的表现。此外，也大概是由于这两年大家对反映当前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还缺乏经验，也有所顾虑所致。自然，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应该积极地改变这种状况，写出真正能感动人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作品来。反映现实生活，主要的总的方面是歌颂我们的时代和人民，但也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说工作中、生活中一点缺点也没有，那是不符合事实，不可想象的。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是否站在革命的方面。只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充满了热爱，写缺点也不要紧。进步与落后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员不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也会落后的，谁能说共产党员没有一个落后的呢？正确与错误总是同时存在的，谁能说我们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就总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总而言之，作家要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们的文艺创作，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这就牵涉到艺术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了。我们不能把为社会主义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一个时期，一个历史阶段来看的，是一个总的方向。作家可以从这一方面反映，也可以从那一方面反映，异途同归，从各个方面反映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新面貌。当然，历史题材也可以写。但是必须强调有教育意义，有益于人民，没有什么毒素。譬如《秦香莲》、《海瑞背纤》，都是比较好的历史剧。历史剧还是可以写、可以演的。作为作者自己，要尽量多创作现代题材的作品，把作品质量提高，要牢牢记住艺术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

　　总的来说，作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要多写现实生活里面的先进人物，把作品写得很出色，要注意克服写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

　　我们做党的工作的要时时记住：革命的人越多越好，我们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自己革命、爱国是坚决的，同时也要相信人家革命、爱国也是不会后人的。有了这两条，大家的积极性就高了，我们的创作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了。

　　(1)这是陶铸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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