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陶铸

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

　　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主要是思想方法上渗入了不少唯心观点，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不顾实际情况，凭主观愿望办事。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解决。下面我提出几个问题，试图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供同志们考虑研究。

　　（1）要研究客观规律（自然的和社会的），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实际，反对不按客观实际办事。

　　我们强调客观是可以认识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运用客观规律办许多事。这是一方面，即解决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规律我们可以不承认它，可以不研究它，不是客观支配我们，而是我们可以支配客观。这是唯心论。为什么产生主观主义呢？为什么产生“左”倾蛮干呢？首先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近二年来，在一些干部里面，唯心论的观点相当严重。承认客观存在，本来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但是我们在实际中，往往把这个最基本的观点抛弃了，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情，违背了客观规律，以致碰了许许多多钉子，吃了大亏。比如，经济建设是有一定的比例的，生产部类有一定的比例，积累与消费有一定的比例，农业与工业有一定的比例。这二年来，我们就是不大研究这个东西，觉得要搞多少就搞多少，要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搞工业化当然是对的，但是农业同工业的发展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却不承认它，结果怎么样呢？现在还不是要回头，还不是要执行农、轻、重的方针，还不是要“补”农业吗？又比如，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是按劳分配，不能搞按需分配。我们过去不承认这个东西，急于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都“包”起来，搞平均主义，结果就把农民的积极性搞掉了。又比如，煤炭这几年增加得很快，这是需要的，但是为了一时图快，在挖煤过程中，光拣好的挖，结果挖得一塌糊涂，增加了现在挖煤的困难。再比如，农业生产上，曾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顾客观实际，就是尽量想高产，结果又是怎么样呢？河南种红薯，把高杆作物搞掉了，可是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却使得老百姓没有柴烧，现在还是要恢复高杆作物。当然，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我们是可以运用它的。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才可以使主观能动性起作用。但是，你不认识它，违背它，要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样可不行。

　　（2）要承认条件论。条件论就是唯物论，条件就是客观存在。一切决定于空间、时间和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但是，我们这几年来不承认这个东西了，河南省委有些同志反对条件论是最厉害的。那天我在开封地区组听讨论，有一个同志讲得好，他说：“你说做工作不要条件，你现在到屋背上种水稻试试看？”屋背不能种水稻，因为水稻是长在泥土上，并且要保持一定的水量才能生长的。当然，你硬是说可以种，搞些水泥作屋背，周围垒起一道墙，堆上三、四尺深的泥巴，用抽水机械抽水，也可以种水稻，但这还是条件嘛！可见不讲条件，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当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在一定的情形下可以创造新的条件；唯条件论者不承认条件可以改变或改善，不承认主观能动性对条件的作用，那是不对的。但不可以否认条件，不要条件。完全否认条件，实际上是否定了唯物论。

　　（3）要承认矛盾，重视困难。困难是矛盾的表现，矛盾或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有承认它，不断地发现它，才能做好工作。做工作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过程。不承认矛盾，不重视困难，必然做不好工作，要犯错误。“左”倾蛮干的人就是因为不重视困难，把一切看得很容易，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在不断地发生。讲困难是不是会泄气？当然，困难讲了一大堆，不去努力设法解决，束手无策，那一定会泄气的；但如果承认它，并且一个一个地解决它，这只有更增加工作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后做工作，一定要脑子里经常装有问题，注意事物发展的对立面，多设想困难，把困难讲够，同时想办法去克服它。这是基本的工作方法。

　　（4）要使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我们不应当当保守派，不要作历史前进的阻碍物，要强调不断革命，要不断地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前进。但是，不断革命论一定要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也就是说，要区别明天与今天，区别理想与现实。看不到将来的远大理想，以为今天办不到的事明天也办不到，这是瞎子，这种人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不承认目前的现实，以为明天才能办到的事情今天也可以办到，则是疯子。事情总是一段一段来进行和完成的，走了一段，创造了条件，又前进一段。把不断革命论理解为一步也不能停，是错误的。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它总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有些人就是不承认相对的稳定性。不承认相对的稳定性，要犯“左”的错误；同样，不承认变化会犯右的错误。

　　（5）要使一切工作建立在现实可能性上面，反对以一切抽象的可能性来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这几年来，还有一个唯心论的表现，就是讲抽象的可能性，把很多工作建立在抽象的可能性上面。你说他没有根据，他也很有根据，但那是抽象的可能性的根据，不是建立在现实可能性上面的根据。这种从抽象的可能性出发来决定问题的做法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他表面上装得很有可能的样子，讲的好象很有道理，很能吓唬人，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是主观主义的东西。

　　（6）一定要既照顾到群众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群众的当前利益。我们必须以一切可能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也就是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反“左”或反右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前进，现在“左”倾的出现，已经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同时必须照顾到人民的目前利益，逐步做到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光是搞基本建设，搞大工业，农业搞不上去，不仅人民生活不能得到迅速改善，工业发展的速度尽管一时快，到一定的时候会慢下来。

　　（7）要重视群众的创造和人的作用，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作用。这几年我们批评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发挥人的作用。战争的胜负，不是光靠武器而是靠人，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同志却忽视了物质条件的作用，这就是错误的了。譬如，现在有些同志喜欢讲空道理，不听人家讲困难，一讲困难就说人家有思想问题。你们不相信，如果三天不吃饭，我看是要讲怪话的。比如现在挖煤炭，当然要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是，第一，吃不饱，他下到井里没有劲；第二，坑道有些塌掉了，走也不好走；第三，没有运输工具，没有矿灯，这怎么能行呢？强调人的作用，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这是对的；但是总不能说连矿灯也不要，用手摸着挖煤的。我们蛮干就在这里，往往不承认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强调发挥人的作用，但是不能说一定的物质条件也不要。完全不讲物质条件是做不好工作的。

　　（8）要真正做到留有余地。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证法的问题。主观是可以认识客观的，但是主观和客观是矛盾的，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可以认识客观，但是我们认识客观往往是不完全的，真理是相对的。我们认识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认识也是相对的。相对的认识，搞一个绝对的决定，绝对的办法，那怎能不出问题呢？既然我们认识事物都是不完全的，就应当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留有余地，假如我们认识只有七分，决定问题留三分余地，就不至于出大问题；认识只有七分，做决定当做十分，当然就要出问题。这里我想举一个打仗的例子。一方面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消灭敌人，要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领导上要清醒，多留一点后备队，还准备万一打不胜的时候撤退。军队打仗如此，我们做一切事情也要如此。

　　（9）充分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但是我们没有很好这样做。我们做工作，往往事先不经过试验，就很冒昧、很轻率地展开。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试验，但是象大的政策、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一些决定，一定要充分调查研究，首先经过试验。象打仗那样，一方面要布置战斗，同时要有威力侦察，先搞一小部分兵力去打一打，试验一下子，看敌人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攻击。工厂出产新产品先要经过试装检验，然后再大批生产。护士打针，有些人不适合打青霉素，一针就打死了，打不死也会发生休克现象，所以护士先作过敏反应注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呢？采取这个办法，蛮干就可以减少。

　　（10）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通过实践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自己的认识，与客观情况不符的要坚决地迅速地改变。尽管经过试验，经过调查研究了，也不要认为你的决定就是正确的。决定以后，马上要观察发现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因为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透，即便解决透了，也还会有新的问题发生。如果解决得不对就改变，不够的就补充。我们往往认为决定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不去看它的执行情况怎么样，不去调查研究，不去检查它，这当然是不行的。怎么能够对情况一看就准呢？怎么能够在以后发现情况不准时又不改变呢？

　　（11）要依靠广大人民。只有真正的有群众观点的人和真正走群众路线的人，才能最好地接近实际，认识客观，也才能克服困难，做好工作。我们搞革命和建设靠谁呢？农业生产要靠农民，挖煤要靠煤炭工人，打仗要靠解放军。所以我们要有阶级感情，要有人民的感情。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可是，近几年来，我们取得胜利了，现在有人跟人民脱离的远了，阶级感情淡薄了，不是那么强烈了。没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没有强烈的人民感情，不可能接近实际，不可能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就是实际送到你面前来，你也不可能认识它。

　　（12）要学会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使自己的认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大量事实的揭露、分析、比较的结果，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概念演绎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以个人的片面见解，附上一些材料，主观主义地来论证一番作为定论的。

　　这几年来我们也搞了调查研究，但是很不够，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多。进行调查研究，当然要有我们的主观见解，脑子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进行调查研究呢？要有指导思想，我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绝对不能有成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搞一点材料，符合我的就要，不符合我的就把它丢掉。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信任群众，开座谈会，干部的话也要听，要更多地听群众的话。既要脑子里装有问题，又不能把问题固定化。经过调查研究，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完全合乎我们主观想法的，那很好；不符合自己主观想法的，就得用用脑子，客观地作一番分析比较，不对时，就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认识和比较正确的结论。

　　毛主席教我们要学会“解剖麻雀”，看问题要“见微知著”，要我们学会解剖典型，举一反三，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点东西，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方法，很难做到，与那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演绎推论的方法也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却往往容易犯了后一个毛病。比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找过几个半专家谈过，他们讲广东有多少转炉，特别是四个十吨转炉，一个转炉一天可以转二十四炉，四个转炉一天可生产近一千吨钢。那年广东钢的任务是六万吨，北戴河会议后还有四、五个月时间，他们说可以完成，我也相信了。哪晓得不行，转炉转一次就不动了。为什么我当时相信了呢？就是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更没有研究其现实可能性。你说我没有调查研究，我找专家调查了，但是这种调查是没有揭露大量事实、揭露矛盾的调查，没有把各种条件加以分析比较，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空的，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结论不是在大量的事实下来分析、比较得出的，而是根据不完全的事实推论出来的。这一教训，使我终生难忘。

　　(1)这是陶铸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部分摘要。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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