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队通讯工作|陶铸

关于连队通讯工作

　　（一九四四年）

　　通讯工作的作用

　　有的连队的领导同志，很重视通讯工作，这是很好的。但也有的连队领导同志还不够重视这一工作，甚至漠视这一工作，对于战士自动的学习文化或写稿，表示厌烦，以为妨碍了本连的生产、练兵。这是不对的。

　　通讯工作的开展，不但不会妨碍工作，相反的，倒是推动了工作。

　　举个例说，三五九旅七团三连，是这次得奖的模范通讯工作单位，他们由于通讯工作的开展，大大推动了生产和工作。在生产开始时，他们在通讯中表扬了一班长，登在《解放日报》、《部队生活》、《战声报》上，一班长非常高兴，说：“我的名字到处走起来了，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干！”该连有名的劳动英雄王福寿，和他领导的生产班，更是经常出现在报上，生产班的同志说：“今年咱们跟上王福寿在报上多走了几趟，再不努力，怎么对得起人呢？”

　　同样的例子，在另一个模范通讯工作单位——警三旅八团二连，也可以找到。他们在沙漠地带背柴时，情绪不够高，每人一次只背六十斤，后来连上的通讯，报道了刘光才一次背柴一百七十五斤的消息，震动了全连，大家情绪高涨。郭海宽一次就背了二百七十五斤，全连平均每人背到一百二十斤以上。又如他们发动大家做纺车，在做以前，信心不高，好多人连纺车都没有摸过，做起来当然困难。后来通讯中报道了本连郭海宽自创纺车的办法，大大鼓起了大家的信心，在几天内，就自己动手做好了七十五架纺车。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通讯工作的开展，能够推动工作。

　　通讯工作的开展，还能推动学习，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

　　在练兵中，三五九旅七团三连的通讯，表扬了模范的六班，在《解放日报》上登出，全连大为兴奋，许多同志都要求专门念一遍。通讯班的杨福海，见过去学习不努力的人转变以后，登在报上，非常感动，决心努力学习，并要和学习模范比赛。他的学习又推动了通讯班别的同志。通讯工作能提高文化，更是不待多说的。警三旅八团二连过去只有一人写稿，现在有几十个人能写稿了；过去有一个同志，开始写稿时，有百分之六十的错字，几月以后，只有百分之十的错字。他们连上的读报、办报、识字及文化娱乐活动，已经是全团公认搞得最好的，这都是首先从通讯小组发展起来的。

　　事实说明了，连上的通讯工作搞得好，还能够改造作风，使内部的民主和团结做得好，正确有力的舆论容易形成。

　　干部积极写稿，能够造成深入下层、调查研究的作风。据地方上的领导同志谈：“哪个干部积极写通讯，哪个干部工作一定好。”这话是不算过分的。战士积极写通讯，彼此间就会养成相互表扬、相互学习的风气。如八团二连的马凤祥要写稿，正愁找不到材料，有一天班上髹黑板买了一颗鸡蛋，马凤祥抢着把钱出了，贺光荣看见了，就说：“这是个好材料，我来写！”马上写了一篇，登在黑板报上。马凤祥正找不到材料，却不料在自己身上出了材料，就说：“这样的材料我也会找。”有一次贺光荣借了老百姓一担桶，还老百姓时顺便挑了一担水送给他，马凤祥说：“这回可找到材料啦！”

　　连队干部能够很好地领导与运用通讯小组的话，通讯小组可以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二连领导上决定的一些群众性的问题，首先通讯员就知道了（他们吸收通讯员参加某些连务会议），工作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在下面酝酿开了，稿子也写起来了，这对推动全连完成任务，作用很大。通讯小组又参加办黑板报，又教歌，又编戏自己演，在文化学习上又是小先生。他们还负责搜集与整理材料，如在今年选举群英代表时，就是由他们分工收集每个代表的材料的。其它的材料也整理了不少。

　　通讯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是连队工作的一部分。连长、指导员都应该重视它。正如一个团政治委员说的：“假如当指导员的在报上表扬了一个战士，恐怕比用很多唾沫去说半天要强百倍。假如你发动战士积极地去写通讯，也就等于把你的政治工作让战士做了一部分。”这是很对的。

　　怎样开展通讯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曾经有许多经验。一九四四年一月，留政发布指示，号召“全军办报”，一方面提出群众路线，发动部队战士和干部热烈参加通讯工作；另一方面提出了首长负责，责成各部队军政首长把督促和检查通讯工作当成自己的责任。

　　从这一指示发出以后，各部队首长首先负起责任来，如警三旅各团通讯工作，由团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直接负责，三五九旅的团长和政治部主任亲任中心小组正副组长，炮兵团政委首先自己写稿等，其他各部也都如此。许多同志认识了通讯工作的重要，了解了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宣传责任”。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这一年中，最后三个月的稿件，等于指示发出以前的九个月的稿件数。工农干部和战士写的稿所占百分比都大大增加了。

　　通讯工作的热潮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可是有一个缺点：各部之间还是很不平衡。以三五九旅×团为例，该团团长陈宗尧和邓主任亲任通讯小组正副组长，陈团长亲自动手写稿，可是在他领导下的各单位，就投稿数量说相去甚远。有的连队，三个月中写了几十篇稿子；有的连队，只有两三篇。

　　凡是通讯工作搞得好的连队，都是连的领导对于这一工作有足够认识的。如警三旅八团二连，是这次的特等模范，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由一个通讯员发展到十一个，由一人写稿发展到八十五人写稿，由一个月写稿不到一篇而发展到一个月写稿一百八十四篇。这不能不归功于领导上——副指导员高有才、指导员张维山对通讯工作认识正确，热心领导，及积极分子张增福的推动。三五九旅七团三连，也是这次文教大会受奖的特等模范单位。该连的副指导员朱自立自己是积极的通讯员（半年写了三十三篇），指导员郝丁臣虽不是通讯员，也积极写稿（半年写了二十九篇），经过他们热心领导，又加上积极分子杜锦藩（该连文书，半年写稿七十七篇，差不多两天写一篇）的推动，自然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连队领导的认识问题解决了以后，还须采取一些正确办法，才能很好开展这一工作。自然，办法都是在做的过程中想出来的，因情况不同，办法也应该不同，在边区留守部队开展这一工作的经验中，有几点却是可以提出来的：

　　首先，要端正大家对写稿子搞通讯工作的认识。如八团二连，开始时召开了连务会（通讯员参加）、排务会、班务会、通讯员座谈会，不论干部与战士，都检讨了自己过去对通讯工作的认识。如有的人过去认为：“写稿子是吹自己的好处，别人不说自己夸，不嫌害羞吗？”有的认为：“自己埋头苦干就对了，何必宣传？”还有人认为：“报纸是报社的人编的，和咱们没关系。”他们针对着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才使通讯工作的开展有了基础。

　　其次，领导上要注意解决实际困难。当大家愿意写了，但有的人文化低，写不好，就实行改稿。有的人识字少，根本不会写，就实行代笔（战士们又叫“嘴写稿子”）。时间的困难，主要是用“挤”的办法解决，但班上大家自愿减轻写稿者的某项勤务，也可以（事实上通讯员都自己不愿特殊）。灯油、纸、笔由行政或俱乐部解决。通讯员受奖了，把奖品（纸笔等）分送给其他写稿同志，不但解决了困难，还提高了情绪。

　　再次，要培养写稿的积极分子。连队干部参加通讯工作会议，经常督促检查，在行政会议上、站队点名时，表扬写稿积极的人，并常常提示写稿中心，都很重要。八团二连的办法，是吸收通讯员参加一定的会议（如连务会、排务会），一方面使本连的消息迅速反映出去，另一方面也大大便利通讯员收集材料，并提高了积极分子的政治地位。他们又由连上订出“模范通讯员标准”及“文化活动模范班的标准”，由俱乐部及连排干部拿出奖品，以为鼓励。七团三连并在通讯员间实行具体分工，如杜锦藩报道一排，朱自立报道三排，其他谁报道什么事什么人，都分好工，并且使报道适合当前任务等。这些办法都是好的。总之，必须认识积极分子的作用，很好培养他们，使之在连队中起作用。

　　最后，要使通讯工作和读报、墙报及文化学习结合起来。通讯工作的开展，推动了文化学习、读报及墙报工作，反过来，读报、墙报及文化学习，也可以推动通讯工作。根据文教会小组讨论中的经验：在战士面前一下子就提出写通讯及对外投稿，往往使得他们信心不高。我们要注意逐步提高他们。如王德清排，就是开展读报活动推动了通讯工作的，三八五旅的六连庄就是先办墙报再推动了通讯工作的，另外有的则是先公布文化作业（如日记、作文等）从而推动了通讯工作的。总之，首先不提“写稿”，而是从作文中、墙报中挑选好的寄到团、旅的报上去，等登出了，就通知本人，并在队前宣扬，这样就能很快提高信心。

　　在领导连队通讯工作上，如果能做到搞通思想、解决困难、培养积极分子，并使通讯工作和读报、墙报及文化学习结合起来，那末这一工作的开展问题，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写稿运动也就能够发动起来了。

　　“写什么”的问题

　　在写稿运动发动起来以后，许多人感觉到找不到材料。我们首先可以告诉他：材料不必远处去找，你自己身上就有。譬如连长领导大家生产，那你就写生产好了；指导员领导政治文化学习，那你就写学习好了。都不必放下工作，另去找材料。例如模范通讯员张增福同志，他是警八团二连的战士，在连上领导青年工作。他的写稿，就是从自己的工作开始的。一九四三年生产的时候，他还不了解什么是写稿。在冬训期间，联政派人来检查支部工作，他是青年委员，副指导员就叫他把生产中的青年工作写一个材料，他估计是检查工作的要这个材料，就写得详细点，写好后就送到连部去了。十多天以后来了《部队生活》，上面登载了他的文章，并来信聘请他为通讯员，这时他才解开（懂得）什么是“写稿”，心里很高兴，想：“自己也可以写稿了。”

　　为什么他一写稿子就被报纸采用了呢？因为他写得具体，有内容。为什么他能写得这样呢？因为他所写的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所做过的事情。所以，对于“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是：“做什么写什么”。

　　例如前方部队，在沟线外活动的，就写沟线外的事情；在根据地里面的，就写根据地的事情；从事后勤工作的，就写生产、供给、卫生等，这样就可以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在一次战斗后，担任正面攻击的，就写正面攻击的情形，担任牵制的，就写牵制的情形，指挥员就写军事指挥，政工人员就写政治工作，这样就能从各方面来反映一个战斗。而且这样写出的东西，更加真实、生动、具体。例如《子弟兵》四二四期《演出在铁路线上》，就是武装工作队集体创作的；四二五期《我在“无人区”的日记》，是战士焦玉文作的，因为都是身历其境的人写作，写得都好。《抗战日报》六六九期《摸伪村公所》，是亲身战斗的侦察英雄朱文义所讲的，由别人记下，文字口语化，内容生动有趣。晋西北《战斗报》上登《南沟口据点到底挤掉了》，作者赵增喜，是亲身领导围困南沟口的斗争的副政委，这篇通讯，也写得通俗简短，生动具体。这种“做什么写什么”的办法，在前方部队中值得大大提倡。编报的同志，也须重视这一类的写作。

　　“好了，”有的同志会说，“我只写我的工作好了，其他我不管。”这也不尽然。报纸的任务，是要反映现实、指导现实。每个人写自己本身的工作，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但除此以外，一定还有许多值得反映、需要反映的，我们一样要写。特别是通讯员同志，只写本身工作是非常不够的，例如杜锦藩同志和冯振贤同志的工作是文书，如果他们只写文书工作，他们就不能成为模范通讯员。所以对于“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进一步说：反映部队现实。

　　什么是现实？有人说，实在有的事情就是现实。这是对的，但不完全。现实有这一面，也有另外的一面，我们要能够看出什么是主要的。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为了给民众谋利益，都是光明和进步的。所以我们必须看出光明，反映进步，这样才算“反映部队现实”。警八团二连的战士们，在初学写稿时，不知道怎样找材料，别人就告诉他：“谁好就写谁。”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反映材料，就要以表扬为主，我们要写出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这些人是我们部队的典型，他们能够代表我们的指战员。我们要写出战斗胜利、生产学习的成绩，拥政爱民、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这些正是代表我们部队的实际。那么，该不该把缺点写出来呢？我们要有自我批评，好的要反映，有缺点也要恰当地提出，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写。第一、我们要看清楚，这些缺点是进步中的缺点，而且是在克服过程中。我们反映时，就不仅光反映出缺点本身，并且要说明缺点产生的原因，克服的办法，现在转变的程度等等。第二、我们的同志是从旧社会出来的，他们的缺点和旧社会的毒害分不开，因此，我们就不应采取讥笑、讽刺、打击的态度，而要采取教育与帮助的态度。第三、报道缺点，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然后才写。这样才有说服力，使受到批评的人心悦诚服，很快改正。

　　我们部队，每个时期都有它不同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反映与报道，就要配合这些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部队的任务今年是战斗、生产、学习，明年也是战斗、生产、学习，我们的报道，是否会成为千篇一律呢？这主要依靠我们通讯员同志，抓住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和新的典型来反映。但是，反映新的问题，决不是指“新奇”的个别现象，而是指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对社会改革有很大意义的群众新的创造，新的英雄及模范业绩。譬如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拥政爱民，每年都有，但是内容是不同的。一九四三年的拥政爱民运动，主要内容是部队的思想反省、纪律检查、清理旧案以及军民联欢等；而一九四四年就不同了，主要是帮助人民建立家务，帮助人民搞生产、讲卫生、办学校等。一九四三年出现了典型人物门善德，一九四四年就出现了新的典型徐怀义，这都是不同的地方。又如生产，一九四三年主要是开展这一运动，强调劳动热忱，一九四四年就提出了深耕细作、广泛变工、选地选种等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多注意新问题。

　　新的东西、新的问题，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在我们的部队中随处都可以找到。

　　在后方，我们的留守部队在生产中，在练兵中，在拥政爱民中，都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现。在前方，更有许多新的发现，如冀中民众创造了地道战术，晋察冀民兵英雄李勇创造了地雷战新办法，晋西北民兵英雄张初元创造了劳力与武力结合，以及我们各地的正规军，每天都在战斗中创造了新的胜利，涌现出新的英雄，这些都是值得报道的。

　　总之，对于初学写稿的同志，他开始感到找材料困难时，我们可以首先告诉他，材料不必远找，先从自己工作开始写。对于通讯员同志，我们就要告诉他，要反映现实，配合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报道新的问题、新的英雄、新的成绩。这样就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并使稿子能起指导作用。

　　“怎样写”的问题

　　怎样写的问题，范围大得很，这里我们只说到如何写通讯的问题。通讯也有不同，有文艺通讯，有新闻通讯。这里我们只谈谈怎样写新闻通讯。

　　关于新闻通讯的写法，边区群众报社所出的一本《怎样写新闻通讯》，写得通俗而实际，可供参考。现在仅就其中几个问题来谈。

　　首先，是用什么办法来写？这在八团二连，有许多经验，他们对不会写的人，由通讯员代笔。对程度低的实行改稿，由通讯员来改，改时找他本人谈，改后交给本人重抄，有人说：“这不光是学写稿子，还学会了生字。”还有人说：“这样改稿子比自己写五次还强。”有时把几篇稿子放在一起，要大家研究修改；有时一个人写好后，大家一起研究座谈；另一种方法是：提出一个材料大家研究，一人执笔，这样要比一个人单独写好。总之，从这里我们看出两个特点：互助精神和集体性。因为部队条件与地方不同，这两点是值得提倡的。

　　其次，是如何收集材料的问题。收集材料，主要是要能配合当前任务，抓住特点，选择典型，收集具体材料。

　　晋察冀的《子弟兵》报上有一段话，说到有些来稿太空洞：

　　“有篇《午后的追悼会》，开头，作者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写会场的布置和会场的情形。既然是写追悼会的通讯，总会告诉我们追悼什么人，和这些人做了些什么值得追悼的事迹的吧，但这件稿子只写着：‘……二十二名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烈士’和记录了×政委的一段讲话。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四六九期《和通讯员谈谈》）

　　“有一篇稿子，作者是想写一个司号员非常努力纺线织袜子的事情的，但那个非常努力纺织的司号员，是能抓紧时间呢，还是技术高明呢？稿子都没有写，稿子却写了纺线织袜子有些什么好处，然后就说：‘响应上级这一号召，克服当前物质困难……’这样，我们说这篇稿子没有把事实报道出来，还是恰当吧！”（四七〇期，同上）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初学写作者不会收集材料。前面的《午后的追悼会》，不能配合中心任务，现实意义较小，而且也没有抓住特点，选择典型。后面的一例，抓住了积极生产的司号员为典型，来报道当时的生产运动，这是对的，但是材料太空洞，或者可以说，作者没有去收集具体材料。

　　晋西北的工农通讯员张承武（六分区的抗联主任），他写稿的办法就是：“首先就是做甚写甚，什么是中心工作我就写什么，什么工作有推动作用我就写什么，群众爱看什么我就写什么，总之，我是把写稿与自己部门的工作和当前中心工作以及群众的要求，密切地配合起来，而不是硬找特别的材料。”这个办法是对的。

　　收集材料要能够抓住时机。报纸的作用是为了推动工作指导工作，时间性很重要，过时的稿子往往就没有用了。一个运动来了，或者上级提出一个号召，通讯员应该马上主动地去找材料，不必等报纸上的通知。这样写起的稿子，一定能够适时。否则，你等通知到了才开始收集材料，写好寄去，登出后寄到部队，一定事隔许久，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有的说，我们距离报社路很远，交通又不便，每篇稿子到报社都过时了，还写什么呢？这时，你就要注意，内容比较有总结性的，要注重报道经验，而且要收集其他地区不会有的材料，就对了。一般的旅以上报纸注重宣传性，团以下报纸注重鼓动性，对时间性要求不一样。

　　在动笔写以前，要想一想写这篇稿子的目的。写稿没有目的，就成为“无的放矢”，这是不好的。我们写稿子，要想一想这篇稿子登出去能起什么宣传作用，目的确定以后，才能决定哪些材料是必需的，可以写得详细具体，哪些材料和这篇稿子的目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可以写得简略些或不去写它。有些人写稿却不是这样，写以前没有目的，写起来没有中心，把搜集来的材料全都写上，看的人就觉得很啰嗦，正是毛主席所说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目的确定以后，最好先拟定简单提纲，写稿提纲和发言提纲的作用一样，是为了文章有组织（短文当然可以不用）。按提纲写稿子，有这样许多好处：一、可以帮助你组织材料；二、可以使你想问题更周到；三、免得一面写一面想，写时吃力不讨好；又可免遗漏。

　　材料怎样安排呢？实际上写稿子安排材料，没有一定的方法，要看材料来决定，同时也要看写作者来决定。普通是按着事情先后的顺序从头到尾地挨着写下去。这个方法用得最多。但也可以先写最新发生的结果，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及经过，以及有关的事实写在后面，这个方法叫“倒叙法”。如写一个同志的转变，从他转变后当了英雄的动人场面写起，然后补述他转变的原因及经过。还有这样的方法，就是：挑选一件事的最重要部分或最精采的部分写出来，只写一个场面。这叫“特写”。例如写战斗，只写战斗最激烈的场面，其他如战斗动员，开始进入战斗都不写了；写参军，只写民众热烈欢送新战士入伍的场面，其他如动员参军的意义与经过都不写了。总之，安排材料的方法，不是死板的，要看各人手法不同而定。初学写作者，开始可以从头到尾顺着写下去，容易写得清楚，通顺。

　　至于怎样写一篇新闻或一条消息呢？写新闻或消息有几个原则：要写出事情发生的原因、结果及过程，要写出人物的活动，写出时间地点及周围环境。这是一般的原则。过去我们有的通讯，往往有这个缺点：缺乏过程。例如写一个人转变，说他从前怎样表现不好，写了许多事实，转变后如何好，又写了许多具体例子，至于怎样转变的呢？就不去写或写得很少，只略略说几句就完了。不知道我们报道这件事的意义，是要将经验介绍出来，而不是只报告结果。如果不写过程，这篇稿子的教育意义就不大，报纸的指导作用也就小了。

　　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写消息就要写明哪月哪日。例如这一篇稿子：

　　“去年被称为槐树庄驻军的生产模范班——二连七班，他们从三月十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其中休息三天），已开荒地一百二十六亩，有八个人参加开荒，平均每天每人挖地一亩以上……”（《部队生活》第五十四期）

　　这是说明了事情经过的一段时间，从哪天到哪天。可是也有的稿子常常不把时间写清楚，只写“最近”，“现在”，“近来”，“上月初”等等，很是含混。有时事情与时间有很大关系，例如，有这样一条消息：“六连庄紧张的抢收，现在已经完毕。在二十多天的收割中，一共割了糜子八万多捆。……”（同上，一一五期）后面也没有日期，读者就不知道秋收是完成得早，还是完成得晚。

　　写新闻或通讯，还须写明地点和环境。特别是事情和当地环境有关系的话，就要介绍得详细一点。例如《解放日报》“徐怀义改造丑家川”（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的通讯中，开头就介绍丑家川：

　　“三十年前，合水的丑家川原是一个号称‘小泾阳’的富裕的村庄；村里果树繁生，房子整洁。自民国十六年开始了国民党暴虐统治后，遂逐渐衰落和荒芜，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一九四〇年起，那里建立了新政权，人们开始过着新的生活。但由于长久处于黑暗统治，多数老百姓仍然穷困，而且惰于生产，村里到处游荡着二流子，而对于军队，则不但缺少认识，而且保持着一种传统的疏远，这是旧军队遗留下的恶果。”

　　以后才叙述徐怀义怎样从帮助丑老汉建立家务开始，改造了整个丑家川，并使丑家川的人们由对军队疏远而变成对军队亲如一家。有了前面一段介绍，才能使读者更正确地了解徐怀义改造丑家川的精神及成绩。

　　此外，关于连续报道的问题，也值得注意。我们有好些通讯员同志，喜欢报道会议、决定、动员、计划，就是说，喜欢报道运动的开始，而不注意报道这个决定这个计划执行了没有，执行得怎么样，有些什么经验等等。上面说过，我们写通讯要写出事情的结果，可是好多事情，不是马上有结果的，我们就要连续报道。对于部队里的英雄与模范，除了开群英会期间，加以介绍与表扬外，也须继续反映与报道他们在部队里的活动。但边区留守部队中有些单位的通讯工作，没有注意这一点，例如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八五旅对武生华及独一旅对于冯振僧，一年中只是昙花一现地做了一两次报道，这就是没有注意到连续报道的缘故。

　　至于前方的战斗报道，除了注意上面一些一般原则以外，还要注意各种形式的配合，有公报，有文艺通讯，有从战术着眼的通讯或论文，有表扬战斗模范例子的短文，有各种战时政治工作的报道，这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战斗。有时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可是反映却是零星而不漂亮，甚至没有报道，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有战斗通讯是不懂军事的人写的，有时因夸张而失去真实性，如《子弟兵》报五〇〇期，有的读者提出意见：感到某些战斗通讯的作者有意“兴风作浪”，或是“画蛇添足”。那位读者说：“写的人好象为了提高自己的威风，于是把敌人描画成脓包东西，曾看到这样写：‘……我们的机枪一叫，敌人就倒了一大片……’而总结战果的时候，却是‘两名皇军无言凯旋了。’我认为故意把敌人描写得懦弱无能来表现自己的勇敢，是一种下策。”也有的把我军攻克碉堡据点的战斗，描写成一拳一脚的战斗，无意中减低了战斗的意义，抹煞了战士的英勇。这都是值得注意的。

　　怎样才算写得好

　　我们在开始发动写稿时，要首先注意提高初学者的信心，强调写文章和说话是一样的，等大家发动起来以后，才说明文章与说话的区别，只是在于文章更有组织。写文章也不必装腔作势，相反的，我们以为口语化的文章最好，装腔作势就是党八股。

　　所以对于“怎样才算写得好”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要口语化。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文章内，虽然讲的是革命的大道理，但是用了许多活生生的口语，使文字非常富于风趣。如说张伯伦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顽固分子是“雷公打豆腐，拣着软的欺”，都是老百姓的口头语，使人一看就懂，又有趣，又加深了人们对所描写的事物的认识。我们初学写作的同志，就要从口语中学习好的东西，而不要去学那套“学生腔”。

　　毛主席所举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有一条就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他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他告诉我们：要学人民的语言，就是说，要学工农兵的口头语。“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季米特洛夫也告诉我们，要学会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学会与群众说话。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口语化”的意思。

　　晋绥区的《抗战日报》上，在开群英会期间，出现了许多“英雄文章”，有的是用笔写的，有的是用嘴写的，都是出席大会的英雄们的心里话。如下面一篇，只一二百字，和说话一样，但内容很好：

　　“十天来，我听了大会的很多报告和小组会的讨论，感到别人办法都比我强，工作成绩都比我好。这几天来，我自己很好地反省了一下，找出了工作没有做好的原因，是由于思想不对头，群众观念不好。人家张初元、路玉小工作，是在群众里面作，没有办法了，就找群众商量，所以，他们的办法又多又好。至于我工作，是站在群众上面作，没有办法了，只找上级区上，不找群众商量，所以办法就不够。以后我一定要学习张初元、路玉小的群众观念，把事情办好。这个大会实在开得好，比在家学习十年都强，实在是大大的开了我的脑筋。”（一月十三日《抗战日报》第四版，民兵英雄尹茂仁作）

　　第二、我们写的东西，要具体、实际、有内容。我们有的同志，写文章表扬某人时，只说他如何“艰苦奋斗”呀，“积极努力”呀，堆砌了许多抽象的形容词，而没有具体说出他艰苦努力的事实，这就叫空洞。怎样才不空洞，才算有内容呢？就要文章里面有具体事实，实际例子，就要文章能够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塞锋报》三十六期有这样一则消息：

　　“杭州部在六月底总结三个月通讯工作，三个月内，共收稿二百二十六篇，发表的共一百一十二篇。另外，参加写稿的同志，范围也扩大了，全部稿件中，干部写了一百零一篇，战士写了一百二十五篇。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克服了知识分子才能写稿的认识，大多数稿件是工农同志写的。缺点是对典型单位和人物的报道不够；掌握时间性不够。总结中并规定，目前写稿中心是生产，及政工报告在部队中的具体反映、官兵关系、党与非党关系、新老战士的互助友爱、军民关系等，及领导作风的转变。（杭政）”

　　同期还有一则消息，是八团（扬州）二连张增福、陈鸿斌、刘彦林所写的：

　　“六月二十八日，我们连上召集通讯员开了一个检讨会，连首长也参加了，根据每个同志发言，最近是比过去稍有点进步了。如：写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一倍还多，从前只有三个人写稿，现在连非通讯员都积极写稿了，质量上也有进步。每个通讯员都能抓住时间及中心，及时反映本连情形。缺点是：有的同志以为自己程度较低，不会写，写出来怕别人笑话，就不写了，督促得紧了，就应付一下，并借口说纸笔时间困难。还有的同志，写了坏的典型，怕被反映的人不满意。还有的通讯员以为自己是战士，不愿到各班去搜集材料。还有的同志，轻视本连的生产小报，说：‘我看到本连的报纸范围小，所以就不愿写。’

　　“为了加强今后通讯工作，大家想出许多办法。一班长雷清同志提出：不会写稿的正副班长，可把本班材料告诉通讯员，但通讯员同志们，要协同正副班长进行深刻的互相研究与调查，使材料更为充足，又不容易发生偏向。并发扬‘代笔写稿制’。其次，通讯员们经过连首长允许，还可以尽量参加一些会议来搜集材料。”（下略）

　　我们比较了上面两段报道同类问题的消息，就可以知道哪一段较空洞哪一段较实际。前面一段，除了列举了一些数字外，其他就很粗略简单，看不出解决了什么问题。后面一段，就把各种思想上的偏向举了很多，末后提出的几项新办法，也都是值得推行的。这就比较具体。

　　最后，文字的风格要朴素、结实、有力。朴素的反面就是华而不实，或名“学生腔”，这是不好的风格。为了说明问题起见，我们从《解放日报》上战士写作的通讯中举出一段，作为例子。题目是《秋收速写》。

　　“凉爽的秋风，吹拂着田里的糜子、谷子，象起伏的黄色的海浪。劳动健儿们，开始秋收了。

　　“……

　　“初升的太阳，万道的金光逼射着成熟了的谷糜。广阔的田野，被映成象一片灿烂夺目的金色地毯。清新的芳香，在微风中一阵阵地送入每个人的鼻孔。田野在欢笑。热情而嘹亮的收获歌曲，在谷糜的波浪上飘荡起来。”（下略）

　　这一段，是一个没有进过什么学校的十九岁的青年战士朱占国同志写的。这样惊人的学习成绩，是应该表扬的。但就文字的风格来说，却不能不说作者是受了不好的影响。他似乎正在离开自己质朴的本色，而走向“学生腔”的方向。一般地，比喻是用已知的事物去说明未知的事物，但这里却用了与战士生活疏远的“黄色的海浪”来说明战士所熟悉的糜谷。这种比喻是不必要的。又如“清新的芳香，……田野在欢笑……歌曲，在谷糜的波浪上飘荡起来”等描写，工农出身的战士也决不会有此种“诗意”的感觉，这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调，假如我们不防止这种情调对初学写作战士的感染，将会使他们失掉本色，表现空虚、浮华与伤感。同一作者所写的一篇《我怎样学习的？》登在《部队生活》上，就没有这样华而不实的东西，而是保持了质朴的本来面目。

　　“我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从十岁就帮助父亲种田、织布；到农闲时，拣柴拾粪，或者做点小生意。曾经向父亲要求读书，但因为日子穷，他没有允许。从三八年参加部队以后才上起文化课来，不过当时只记一些死句子，没有多大用处。后来我又被编到卫生队学看护，因为我的文化低，每次上课，只能学一个药名字，有一次学“硼酸”两个字，觉得比在家织一天布还费事……。最初虽然这样难，我并没灰心过，还是积少成多地继续学了下去。……

　　“四〇年时，我下决心，非把国音字母学会不行，一天学五个，一个星期就学会了。起先不会用，天天查字典，天长日久也就会使用了。每天识上五个字，识会的就贴到识字汇报处，学习小组长还每天检查一次。这样，我就慢慢地认到四五百字了。来到这里，我才学看报纸和简单的书。不懂的问题就找指导员，他都细心给我解释，直到我完全懂得为止。

　　“现在想起来，要想把自己的文化提高，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也不象吃红薯那样容易。我觉得只要有坚决的信心、韧性和钻的精神，有不耻下问的勇气，文化程度是很快就可以提高起来的。”（《部队生活》十一期二版）

　　就文字风格上讲起来，象后面这一段这样质朴的文字，应该说是更可取的。

　　朴素就是写文章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哗众取宠，也不装腔作势。所谓朴素，还应包含文字的真实性，一般的通讯不是小说，不宜虚构，不要为了求“生动”而捏造细节，以致以辞害意。

　　但朴素也不能用为反对提高写作技巧的借口。文章要朴素，同时要结实、有力；甲乙丙丁罗列现象，好象也是“有什么说什么”，其实说了等于不说。我们写作要抓住中心，做到文字简短，富有战斗气氛，用具体事实和热烈的革命爱憎来打动人。太长的文章读者们不爱看，也没功夫看，这在前方更其如此。怎样做到简短、生动、有力呢？这首先就要注意文章的组织性。

　　文章与说话的不同处，就在于文字更要求有组织，说话可以重复，颠来倒去多说几遍，文字就不能这样。鲁迅先生谈到自己写作方法时曾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拉成小说。”我们有的同志写完后看也不看，就寄出去希望发表，这是不好的。要多看看，多商量，更重要的，要能割爱，“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样才是对写作的负责态度。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苏联文学顾问会著）的小册子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老的革命的编辑家，凡文章经过他修改以后，删的很多，例如这样一个句子：“在游行的地方，曾来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个游行示威的人。”（一篇写某城示威游行的文章的末尾）这个句子，他改成四个字：“八人被捕。”因为捕人的一般总是警察，不说也知道，被捕的，当然是游行示威的人，不会是别人。“在游行示威的地方”，这几个字同样也是多余的。这个例子说明了：文字要注意简练、清楚，词句累赘是大毛病。

　　我们初学写作者，第一步要求敢写、能写；第二步，要求不但写得通，而且写得好，这就要每个同志虚心学习，注意文字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术。

　　(1)这是陶铸同志在联政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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