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苏兆征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全党同志公鉴：

　　今平山、兆征谨宣言退出国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为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一详陈之，庶使平山、兆征此举之意义昭然于世，以示郑重。

　　平山、兆征之加入国民政府，本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一种表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总理即认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条件。此诚中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所手订之明确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复加以肯定的阐明与承受。

　　直至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所主持之中央会议，乃以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之权利，此种破坏孙总理容共政策之行为，使国民党受巨大之损失；盖自此以后，蒋介石式之军事党羽，乃渐起而攘权，于是党权遂日以丧失。然共产党员素视其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在于如何使革命日益进展，绝无视国民党中工作为猎取高官厚禄之意，共产党员及一切国民党忠实党员之任务，皆在使国民党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之群众运动为根据而日进于革命。故虽有五月十五日中央会议之“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党员仍努力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见首先破坏孙总理合作政策者，非共产党员，乃冒充孙总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伪国民党员以限制共产党为名，实则图谋以军事独裁压制国民党。不宁唯是，破坏孙总理革命分子集中国民党的政策者，其目的尚不限于阴谋以军治党，且在于修改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乃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为农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的余孽，力求解放之理论。而封建余孽之肃清，又为全国人民根据三民主义而争得解放之必要条件。今蒋介石等之政策则恰与此相反。故其行为乃为抛弃民众运动之正轨，而走入与人民公敌合作之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相妥协，固无足怪也。

　　然共产党员终为忠实于孙总理之主义及政策之信徒，始终留在国民党之内，至今不稍动摇，盖吾人之希望，乃在国民党以党的力量，战胜其少数领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阴谋或其他犹豫动摇之政策。

　　国民党内及国民革命军内真正革命的孙总理信徒以及共产党员，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奋斗，复赖世界革命民众之代表共产国际与以伟大的赞助，中国民众始终团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而同向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进攻。于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异于畴昔，盖此次北伐得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参加，乃能继续摧灭许多人民之公敌。人民之希望于北伐者，在于其能除去中国民众之内外压迫，故虽有如此巨大之牺牲，而仍不惜赴汤蹈火以赞助之也。为国民革命而死者以数万计，伏尸累累，或死于敌人之枪炮，或死于敌人之虐政，或且为响应北伐军而死。死者之中，谁为国民党员，谁为共产党员将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牺牲，使军队及民众皆随之而益加奋励。

　　综览北伐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曾以万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广大民众中之基础，使革命得以进展至于长江流域。民众运动及军队之英勇，曾经屡次打击国民党中反革命的及犹豫妥协的领袖之阴谋。此等所谓领袖，当时即已图谋出卖革命，以便走入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

　　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北伐告一段落，方将补充增加新的力量，而准备最后决战以达到完全之成功。然广州三月二十日之故技，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伪国民党的领袖以及永久犹豫动摇之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阴谋根本推翻集中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当时蒋介石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均迁赴南昌；此种要求，实欲使革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以便实现其将国民革命转移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反革命营垒之企图，终至屠杀工农以逞其欲。迁都南昌之要求，实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孙总理政策之复演，且为其更扩大，更详尽之计划。

　　当时国民党中央，即觉南昌方面之要求，对于国民革命含有危险性；虽国民党中央当时所见之危险，仅在党权军权之争，而大多数未深察其军事独裁之社会基础；然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之运动，已造成相当的基础，使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得以亲密合作，而武汉遂成真正国民党之中心。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以召集，对于南昌方面加以纪律之制裁，并通过各种议决案明定国民革命进行之方针，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如能诚意的履行，则国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当断绝。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不仅可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基础，且予共产党员以义务，使分负国民政府对于国民革命之艰巨的责任，而革命战线亦因此而愈益巩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推举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盖中国国民运动已显然分为两个营垒：一方面为半封建的分子及买办资产阶级，别方面为广大的劳动民众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汉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实能继承孙总理所领导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决然与劳动民众民主分子相结合，而认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之决议，其意义如此。非然者武汉中央与南京方面叛徒之决裂，即毫无意义可言，至多不过是各个私人之争权夺利而已。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至于最后的成功，而反对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于澌灭[1]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以来，革命运动中乃有极重大之事件，即所谓湖南问题是也。湖南农民运动之进展，已至于与封建余孽决死斗争之阶段，或且为反抗千百年来积重的压迫及不堪言状的穷困而发生之民众暴动。农民运动之如此伟大的进展，乃使阶级矛盾更深一层的暴露出来，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亦发现此种矛盾之存在。此等极严重的问题，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与以明确的答复。解答此问题之道有三：（一）赞助农民运动，以党及政府的积极办法领导农民运动，使渐达革命之根本目的；（二）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乃一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如为之震惊失措，则势必进而反对农书民运动，压迫农民群众；（三）立于旁观地位，任令反革命势力消灭一切革命运动，施行残暴的屠杀。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择者为何？

　　或谓湖南问题之解决当为和平方法。诚然，为保持联合战线以反抗奉张、宁蒋之反革命起见，共产党员不但不反对和平的解决方法，且竭力赞助之。此则更可见只须尚有丝毫保持联合战线之诚意，共产党员终为联合而牺牲。

　　今事实上则所谓和平的解决方法，已变成空前未有之屠杀；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中央委员之中如徐谦、顾孟余等方在日夜咒骂民众，凡民众救护革命之行动，概视为不当；又复曲解孙总理之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实则中国国民革命之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唯反对垂死的反动的封建阶级及买办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为发展国民革命之最大动力。帝国主义对华之经济上、财政上的独裁，固经过买办资产阶级以实行者也；而买办资产阶级之剥削工农，未有不经过豪绅等类之封建阶级。反抗此等阶级之阶级争斗，实为国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

　　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竟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

　　此种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身所背弃，当然更不能见诸实行。国民党面不能实行此等议决案，则其结果将不免回复到改组以前之状态，即完全依赖极不稳定之军事结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体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案之精神以发展国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

　　平山、兆征之决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乃对于国民革命与民众明认自己之责任。国民党中之革命同志当能谅解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义。平山、兆征之行为，实为国民革命之利益起见，始终遵循孙总理之革命的遗训，忠实于吾党。此后当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益加奋勉，愿与全体同志共勉之。

　　谭平山　苏兆征

　　（选自《六大以前》，载《向导》周报第201期，1927年7月18日出版。该文没有收入《谭平山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澌灭：消亡。

　　(1)1927年7月13日，苏兆征与谭平山联名发表辞职书，声明退出国民政府，斥责汪精卫集团叛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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