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远书城 > 钱玄同 >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 上页 下页 |
|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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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所选的十九种书，合计二百十四篇，但他自己却说“实二百四篇”。他接着又说： 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至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 其实刘歆并没有“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以实二百四篇之目”，倒是康氏忽然去取《儒家》各书以实二百四篇之目了。康氏致误之由实缘误认《古文礼记》为《今文礼记》也。《今文礼记》本无此书，康氏已自言之矣（见上引）。今文礼家或有抄撮儒家诸子中关于论礼的文章；或有他们自己对于礼的讲论，如《曲台》、《后仓》之类；又如《白虎通》中所引之“某某记”等，大多数当亦为今文家论礼之作；即今存之《二戴记》中，也许采了些今文家论礼之作。但这些都是零星散文，在西汉时并没有像古文家那样编成一部丛书式的《礼记》。所以主张今文的人决不该说“七十子后学记原有二百四篇”这样一句话。 至于今存之《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记》三十九篇（本有八十五篇，今残存此数），关于这两部礼记的记载，最早的是郑玄的《六艺论》，他说：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经典释文序录》引晋陈邵的《周礼论序》说：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隋书·经籍志》说： ……戴德删其（指刘向所叙之《记》二百十四篇）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这三种记载，彼此有两点不同： （ㄅ）《六艺论》说《二戴记》各有所受，彼此不相干，又没有提到《二戴记》的来源。《周礼论序》与《隋志》则均谓《大戴记》是删《古文记》而成的，而《小戴记》又是删《大戴记》而成的。 （ㄆ）《六艺论》与《周礼论序》均谓《小戴记》原来就有四十九篇。《隋志》则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 案：戴圣删《大戴记》之说，陈寿祺和皮锡瑞都以为是不对的。戴德删《古文记》之说，自来学者皆无异议。我以为单就这样一句话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戴德是西汉的今文经师，当他的时候并无所谓《古文记》也。但这是驳这样一句话。若论今之《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这两部书，据我的研究，决非戴德和戴圣这两个人编成的；看它们的内容，虽不见得是删《古文记》而成，但的确采了好些《古文记》，如《大戴记》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采自《孔子三朝记》；《小戴记》中之《乐记》采自《乐记》（《古文记》中之《乐记》凡二十三篇，《小戴记》中之《乐记》采了它十一篇），《月令》与《明堂位》采自《明堂》、《阴阳》，皆有明证。又如《大戴记》中之《盛德》记明堂之事，《朝事》与《周礼》相合，当亦采自《古文记》中。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所以其中今古杂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礼记》已多残缺脱误，所存之三十九篇中，有与《小戴记》相同者，是否与郑玄、陈邵诸人所见者相合，无从审知；又其来源，除郑玄、陈邵及《隋志》所记，亦无其他异说，只可阙而不论。单说《小戴记》。《隋志》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说者，据我现在记忆所及，似乎只有姚际恒的《礼记通论》。康氏亦深信此说。我则以为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别浓厚，说是马融加入，固甚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尝是戴圣所编？《隋志》之说虽略胜于郑玄与陈邵，但尚远不及陆德明之说尤与情事相合。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于引陈邵之说之下，接着就有他自己一段极精核之论，他说： 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这明明说今之《礼记》为卢植、马融所编定，郑玄所注者即是卢、马编定之本。然则无论戴圣曾否编有《礼记》，即使有之，而今郑注之《礼记》四十九篇，则决非戴圣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固为马融所编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卢、马二人编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这样几句极重要的话，自来都把它忽略过了；康氏也不加深察，反谓“此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岂非误欤！ 总之《二戴记》都是东汉人编成的，那时古文虽未立于学官，但民间的学者尊信它的很多，它的势力很不小，即立于学官的今文也不免要被它窜乱，《白虎通》中有古文说，《汉石经》中有《书序》，都是极好的例。《二戴记》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今文经师所编，恐怕也不免要闹到今古杂糅，何况《小戴记》的编者是卢、马这两位古文经师呢？《大戴记》的来源，虽以前的记述没有像《释文》和《隋志》那样详明，但就内容看来，其杂乱无纪之状态，实与《小戴记》无异。还有一层，时代愈晚，伪书愈多，伪史也愈多，伪说也愈多。汉代的学者，除了一位极特别的王充外，都是最缺乏怀疑的精神的。（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经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经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他们对于一切真伪的古书，是持“买菜求益”的态度，认为多多益善的。所以《二戴记》这两部丛书所采各篇的来源，除上文所举《古文记》以外，尚有采自《荀子》（《三年问》、《礼三本》、《劝学》、《哀公问五义》），《吕氏春秋》（《月令》），《贾谊新书》（《保傅》），《逸礼》（《奔丧》、《投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及其他秦汉以来伪造的古书（《五帝德》、《帝系姓》、《诰志》、《公冠》、《祭法》、《仲尼燕居》、《孔子间居》、《表记》、《中庸》、《大学》等）。姚际恒之评《小戴记》（见其所作之《礼记通论》，此书载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无单行本），龚自珍之评《大戴记》（见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皆有极精之论。龚氏说： 二戴之记，皆七十子以后逮乎炎汉之儒所为，源远而流分，故多支离猥陋之词，或庸浅无味，敷衍成篇。盖杂家喜依托黄帝，而儒家喜依托孔子，周末汉初人习尚类然。 合两戴所记淘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什之四，究贤于杂家之托三皇也。 又说： 衰周及汉代多至庸极陋之书，而善依托，《周书》中之《太子晋解》，《大小戴记》之《五帝德》、《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其尤者也。 扬雄《法言》，王通《中说》，是其嫡传。 这两段话，很精核，很公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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