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6)_钱玄同

六

　　兹将欧阳大小夏侯及《汉石经》的分卷异同表列如下：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陈寿祺的“今文有序”十七证，康氏一一驳之，皆是也。但是他的第十三证，对于“欧阳《尚书》的卷数与《汉石经》”这个问题却有用处。他说：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

　　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东汉习欧阳《尚书》者引《书序》，而《汉石经》有《书序》，这也可以作为汉《石经》用欧阳《经》的一个证据。

　　（ㄇ）《仪礼》

　　康氏主张《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孔子改制考》中有《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篇），故认制礼者是孔子而非周公，谓《仪礼》十七篇悉为孔子所作，本书中已发其端，《孔子改制考》中乃大畅其旨。康氏此说，人多视为无徵之臆谈；赞成而采用之者，惟皮锡瑞之《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耳。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徵之臆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礼之中确有一部分为孔子所制，如“三年之丧”，看《论语·阳货篇》，《孟子·縢文公篇》，《墨子》非儒、公孟、节葬诸篇，则此礼制自孔子，实有明徵。惟《仪礼》中如《聘礼》所言，与孔子之主张相背（崔述与姚际恒皆有此说），而升降揖让之繁文缛节，自非孔子所定，且与孔子重礼之意亦未必吻合；其书盖晚周为荀子之学者所作。《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牟庭皆有此说。近见姚际恒之《仪礼通论》，亦谓《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姚书尚未刊行，世所罕见（最近始由吾友顾颉刚先生向杭州旧家抄得），今录其一二要语于此。其言曰：

　　《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卷前，《论旨》）

　　又曰：

　　《祝辞》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卷一，《士冠礼》）

　　对于《聘礼》一篇，谓其——

　　前后多规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卷八，《聘礼》）

　　看姚氏所论，可知《仪礼》的确作于晚周；《五经》之中，当以《仪礼》为最晚出之书。不信康氏之说者，多从旧说，以为周公所作。实则康氏以为作于孔子尚嫌太早；若作于周公之旧说，则离事实更远，真是无徵之臆谈矣。

　　康氏之辨《逸礼》，其说采自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邵氏根据《礼运》中“冠、昏、丧、祭、射、乡、朝、聘”（今本“乡”误作“御”，邵氏始订正之）之次，证今文《仪礼》十七篇为完书，当以大戴之次序为最合；又谓若取王应麟、吴澄二氏所举《王居明堂礼》、《天子巡狩礼》、《奔丧》、《投壶》诸篇厕于十七篇之间，则不相比附：故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剽取杂书而伪造者。其说极为精当。（姚际恒亦以《逸礼》三十九篇为伪书，说见《仪礼通论》的《论旨》。）

　　（ㄈ）《周礼》

　　康氏辨《周礼》之说曰：“《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这几句话，真所谓“一针见血”之论，《周礼》的原形给他识破了。他又取《汉书·王莽传》中莽所措施与《周礼》相证，成《汉书王莽传辨伪》一篇。凡所举证，皆极精核。读了他这篇文章，可无疑于刘歆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为《周礼》，伪托于周公之说矣。现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对于郑玄要“头面礼足”者，以及认“一切古籍皆是真书”之浅人外，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但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之说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我以为从制度上看，云出于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仍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以适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当时实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礼》，无论是本有此书而遭刘歆之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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