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节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

第三节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

　　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157]，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158]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157]铁总，即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4年2月在北京成立。

　　[158]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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