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小资产阶级

（四）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时机，自然是普遍的群众的革命化。但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店东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与法国大革命时的小资产阶级相比。他们渴望有一位英雄，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看着一边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买办压榨他们，一边是工场里工匠之中的“赤鬼”。真正是前有猛虎，后有豺狼。于是他们要找一位救主。谁呢？是我们，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左倾”的小买办？资产阶级有一个方法取得他们，便是“资本的统一战线”，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强制的仲裁。然而大资产阶级包捐包税等的虐政，同时又使他们难受。所以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一定是动摇犹豫不定。我们应当做一个火车头（上海丝厂某一女工的话），拖着他们往前走，冲破买办官僚阶级的壁垒，使他们离开民族资产阶级；单在后面推他们是推不动的，等他们自动独立的来干，是要等一百年的。店东、工匠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免的；但是有人说：店东小资产阶级自己濒于破产，不能答应工匠的“过分”要求。亦许是这样！可是工匠的生活异常的困苦，我们是否应当劝他们为“民族利益”为“保持联合战线”起见而多忍耐一下呢？当革命进攻的阶段里，这是不对的策略。店东没有钱，工匠更没有钱，可是大家都要改善地位，这两方面的互争是没有出路的了？但是中国境内，难道没有别的豪富吗？我们只能领导他们加紧向买办阶级猛攻，没收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资产，至少最初先要加以很大的租税。这些革命的殷富捐之用途应当有一部分用到解决这一问题上来：或者集合因罢工而店东濒于破产的几个工场，合组成市政府或省政府管理监督的企业，并酌量与以津贴，同时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及工会所订契约；或者直接津贴手工工匠的工资，但限于超过店东实力以上之数目；或者设立国立或市立工场，收容因罢工而失业的手工工人。详细办法当然此地不能拟议的。总之，店东小资产阶级应当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向买办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作战，反对包捐包税（“打倒捐棍”），主张殷富捐、累进税等，参加民权的市政运动。可是这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是烂河泥，很难扶得起的。我们的主要联盟者，在城市之中始终是工匠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的城市贫民。他们应当加入无产阶级的组织——总工会；各种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都应当联合在总工会之下；这些手工业工匠的组织应当适合他们的程度，不可勉强以所谓产业工会的死公式去组织他们。并且要很努力的引起这一部分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权政府，不要因为他们太无绅士态度，而摈之于政治斗争之外。再则有人主张手工业工会可以和店东订立分红的办法，以避免屡次的罢工，这是不好的。并不单因为这是蒲鲁东主义[131]，如国家工场之类，也是路易白朗主义[132]。这是因为一则蒙蔽手工工匠的阶级意识，二则客观上很难实行；中国手工业在破产过程之中，工匠亲眼见着店东年年所得红利有限，或者亏本，自然不愿意订立这种契约。

　　再者，小资产阶级之中，还有一部分“独立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总算侥幸，既不剥削别人的劳动，也不被别人剥削他的劳动。这部分群众，也是应当注意的。至于智识阶级，我上面故意没有分析，他是不成其为阶级的，五卅后阶级分化急遽的过程里，他们都渐渐的“各有其主”，而分属于各社会阶级了。不过有很多的所谓“智力劳动者”，如中小学教员，各机关职员，很应当注意，他们的地位和工匠小资产阶级有些相像；但是他们的绅士式的生活（“穿长衫的”）和心理（书生主义，投机的政客主义等），我们应当不要忘记。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家等，在中国大部分是很窘的，类似于受人雇佣的智力劳动者。不过最近中国资产阶级生活的发展中，也已发现一种所谓“带白手套”的贵族式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生活很像资产阶级，他们的“主顾”，也许是中国境内境外最有钱的人——帝国主义者及买办等。所以在自由职业之中，我们亦应当注意他们的群众。至于学生，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讲着青年问题再说。

　　[131]蒲鲁东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一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19世纪40年代，由蒲鲁东创始于法国。主张建立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组织由劳动人民入股的“交换银行”，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幻想通过和平改良途径，使小生产私有制永世长存；同时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工人罢工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任何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

　　[132]路易白朗主义，是以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勃朗（Jean Joseph Charles Louis Blance，1811—1882）为代表的思想流派，主张建立工人生产协会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反对剥夺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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