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四章如何去争领导？

第四章如何去争领导？

　　——中国革命中之策略问题

　　中国革命的战术计划既然是如此，再进一步，便须适合具体的历史形势，运用革命的策略。革命策略之运用，不论是退守，是进攻，是部分的妥协让步，是勇猛的下总攻击令，总应当以战术计划为标准；策略上暂时的让步固然有时是必须的，但是这种让步是为着要更有利于总的推翻治者阶级的进攻，是为着非此不能征取群众，就是要利于在当时进行宣传组织群众之总斗争（而且这所谓宣传及组织，同时指着党的政治行为——“策略”而说，并不限于机械的文字口头宣传及支部、工会、农会之征求会员或党员；譬如党宣称加入国民党或赞助北伐，单是这种事实的本身，已经有组织群众于某一革命行动方向之意义）。

　　中国革命到了五卅之后，已经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现今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工农群众已经要在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扩大自己的组织力与团结力，使中国革命勇猛前进，向着与帝国主义和治者阶级决一死战的时机方面去。决不可以像彭述之那样，以为北伐是部分的军阀混战，“真正的”革命还待“三万万农民”大多数组织起来再说，或者以为北伐是吴佩孚讨赤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的防御战（见其《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一七〇期）。实际上，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国的革命不但相对的进了新的阶段，并且，开始从远东方面摇动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等到北伐的革命战争进占了长江，革命的发展就已经日益接近决死的斗争，他负着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责任，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中国的革命方式，融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就是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因为尤其是殖民地的农民群众，客观上不能等待彭述之去教他们“科学的革命方法”——先宣传后组织等等，他们需要革命政权自上而下的赞助其自下而上的行动）。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单就国内而论，我们可以看见：（一）绝对大多数的民众在五卅之后与帝国主义及治者阶级决然的破裂，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口号已经成为数千万群众的口号；（二）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征取了半个中国，他已经不但是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更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心，已经组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三）不但工农无产阶级扩大深入自己的阶级斗争，而且手工工人及农民的斗争都掀起巨大的革命潮流，中国之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日益的成熟起来。在这种革命的具体的历史形势之中，我们要知道：争取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之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了，必须主观上明了这一革命中的战术计划，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治者阶级的主力军，并且要征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丧失其作用（所谓使资产阶级疯瘫化。Palarization——而中国资产阶级的确有一个瘫子做他的政治代表呢，一笑）。为要适合这种总的战术计划于如此紧急的革命时机，革策略的先行条件，便是勇敢，勇敢，再勇敢！

　　我在论到现时行动的策略之前，还应当说一说中国国民革命中策略上的组织问题，就是革命政党的“组织策略”。革命进展之中，政党内部的成份随着阶级分化而需要相当改变其结合之方式；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遇着革命怒潮，都会发生这一问题。所谓组织策略，就是是否应当分裂还是合组各派的问题。中国革命不但与俄国一九一七年不同，就是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也不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是为着扫除一切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注意——并非俄国之资产阶级）。现在中国的革命，却是为着进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并非中国之资产阶级）。何以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而不是直接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革命呢？因为（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二）无产阶级之大多数群众的组织及觉悟程度（主观条件），使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可能；所以革命的最近目的，并非夺取政权实行最大限度的党纲，乃是参加政权实行最小限度的党纲。但是，既然是为着进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那就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不同了。这一农民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在解放之后立刻便与世界资本主义立于对敌的地位，他不得不与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战线，也就是必须进于社会主义。所以在革命之前，这一“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是以“全民族”对抗列强的侵略。如果有人说，这个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那简直是大笑话，简直是丝毫不懂得列宁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既如是，我们可以归纳为第一界说：中国革命含有以“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二，谁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呢？资产阶级总是自命为“全民族”的代表，总是以民族的名义禁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是否应当故意自己隔离，限制自己以“独立的阶级斗争”，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民族”相对待呢？当然不是的。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无产阶级既要领袖民族革命，实际上是他应当代表民族，是他应当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三，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弱，他还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亦还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于国民革命的政党之中，所以实际上这一政党的组织非常之松懈，只要我们自己打得破立宪主义和对于章程、法律手续之偶像观念，那么，我们加入这一政党之后，不但独立的宣传鼓动万分的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宣传创造左派之自由。第四，国民革命的民族性，使我们在国民革命政党之外，很不容易征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中国革命中共产党的职任，更加不应当限于取得工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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