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革命之五年|瞿秋白

俄罗斯革命之五年

　　俄罗斯革命之五年(1)

　　俄国　列宁

　　诸位同志！我是预定的这一问题的主要报告者；可是你们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实在不能做很长的报告，只能做这一重要问题的绪言。我的题目范围很有限制。本来大会上所定题目：《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实非常之广大，绝不是一个人在一篇演说之中所能尽的。所以我只取这一题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与你们知道。现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对于我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正在研究。

　　我要论及我们怎样开始行新经济政策，及因行新经济政策所得的结果。假使我以此为限，想必能道出这一问题的总观察及其总概念。

　　说到我们怎样想着新经济政策，我应当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论文[1]。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我当时写的是：

　　对于现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国家资本主义却可为前进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们能设立成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确实保障再过一年之后，我们能绝对巩固，而社会主义亦能得最后的胜利。

　　固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聪明，然而也不至于笨到不会考察此等问题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时我的意见是，对于当时俄国经济状况，若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却是一大进步。听来似乎有些奇怪，甚至于有些蠢气，因为我们当时的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赶紧实行种种经济办法，那些办法也实在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当时也许太赶紧了。然而我仍旧以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经济之一大进步。要说明这一层意思，我曾历数俄国经济组织中之根本元素。依我的意见，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会的，即最幼稚的农业经济之形式，（二）小商品生产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数出卖谷物的农民），（三）私人的资本主义，（四）国家的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

　　当时的俄国，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我就想分析说明此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且问一问，是否应当以其中“非社会主义的元素”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重些呢？说起来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看得非社会主义的元素比社会主义重要，这种误会很容易解除，只要知道俄国的经济组织不是单纯的，不是发展程度很高的；俄国之内尚有宗法社会式的农业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并存。国家资本主义在此种环境内，当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哪一个势力最大？当然，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小资产阶级的元素为最有势力。于是可以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之态度，当时我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为非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为俄国起见，恰比现在的环境为好。可见我们虽已行社会革命，并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亦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我们当时就略有感觉，以为先进于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及于社会主义为较妥。

　　我所以特别注重这一点，实因只有根据于此，方能解释现时的经济政策，而为共产国际，求得此实际经验中的结论。我亦并不要说，当时已有退守的计划。那篇论文决还不是退守的计划。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有绝大意义的自由贸易问题，并未提及。然而始终已有不十分确定的总括的“退守”观念。

　　我以为这一问题，不但在俄国很可注意，俄国本是很落后的国家，就是在共产国际全体及西欧先进各国内亦当注意。譬如现在我们正要起草党纲，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应当先多加讨论，各人的草案多印出来，以便详细研究，而今年暂且不必表决。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好好想过。我们还没有想透那“退守”问题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时必须评论世界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困难问题。若是仅仅想着运动的方法，直接进攻以至于得胜，还是不足。革命期间往往有时机可乘，敌人忙慌失措，而我们能得胜利。然此种机遇并无意义，因为敌人若有精力可守，仍能预定计划，重行集中能力，他能及时挑战，而令世界退步数十年。所以我以为要预备“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论上，就是实际上也非常之要紧，各国共产党都在积极预备进攻资本主义，就应当预计如何保障将来的退守，若是我们能好好的受这一问题的教训，以及我们革命中其余一切教训，自然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于此可见，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已经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退守”的可能办法，现在可以一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当时还只有十分不一定的观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经过了国内战争的各种重要阶段，而有成功，我们却遇着苏维埃俄国内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机，这一内部的政治危机暴露大多数农民甚至于工人的不满意。这是苏维埃俄国史上的第一次——农民群众起而反对我们，无一定意识的，却仅是本能的情绪的骚动——我希望他亦是苏俄历史中之末一次。

　　何以发现此等不好的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经济上的进攻太过，而没有保障充分的基础。群众当时已有感觉，我们却还没有明晰的断定。然而经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已承认：直接进于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分配形式，实出于我们能力之外，假使我们当时不会“退守”，不知以较易着手的职任自限，非败灭不可。

　　危机之发现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当年春天我们就议决执行新经济政策，当时意见并无甚出入，现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较比较，结果如何？此一退守政策是否有利于我们，或者还不能说有一定的结果呢？我以为这一主要问题对于各共产党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答案若是消极的（若是新经济政策是差误的），那就一切都归败灭。我想很可以安心说一年半以来这一难题目已经答复对了。

　　我现在且说一说证据，应当略略历叙经济事业的各部分。

　　首先就是财政制度——妙不可言的俄国卢布，我想卢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为单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一千兆（quadmillion）。这真是天文学上的数字。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种数字有何意义。以经济学上的观点看来，此种数字大有重要的意义。几百万几千万上的“〇”我们可去掉，这是无关重要的。这不过是一种办法，现在已经实行了。将来还要实行得多些呢。最重要的却是卢布价格之稳定（Stabilization）。这一问题，俄国最好的学者正在竭力研究——于经济上大有关系。譬如我们能设法使卢布有较长期的稳定，以至于永久的稳定，那就是我们经济事业的第一步胜利。那时不管他数量上的几百万，几百亿，几百兆，都不成什么问题。（案：苏维埃卢布本名为计算券，为军事时期——欧战后国内战争间所发，纯以为一种救急的财政政策，绝不兑现；现金流出国外，国内市场消减，所以纸币价格低落，一金卢布值一千七百余万——一九二二年底；价格愈低落，发行额不得不增加；于是以一百万为一万，至一九二三年又降为一卢布——以前一百万数字上之六个“〇”，已完全去掉；必须经济发展，国内工业品与农产品对比得以相衡，方得渐渐发行金币，乘纸币价格稳定期间，重颁新币，自能使金融流通入于正轨。）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实出来。一九二一年间纸币价格稳定时期，没有能过三个月；一九二二年稳定时期已超过五个月。我想这一事实已经很够，固然，若说要科学上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能解决这一问题，单这一事实必不足够。然而完全的证据，无论如何现在暂时决不能有。此处所说，至少可以证实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如今，我们确已日有进步，已经学会了好些。假使我们不做出什么特别的错误，必定更能日见成功。

　　最紧要的还有商业，——此种商品流转为我们所必须。两年之中所营商业——虽尚在战争状态之下（海参崴的占领，不过前几礼拜的事[2]），直到今日方能着手经营有系统的经济事业——始终能令卢布价格之稳定自三个月延长到五个月，我想确亦可以满意了。我们真正是努力经营，资本主义国家亦没有肯借债给我们；他们办经济事业真是“好”极了，他们也丝毫没有帮助我们。他们的凡尔塞和约[3]弄得欧洲的金融一塌糊涂，他们自己莫名其妙。这种大国强国的经济尚且如此，那么，我们这样落后，这样没有教育，能得这一些成绩也就可以满意——居然能增高纸币价格的稳定程度了。这不仅只是理论上的辩论，而已经是实际上的成绩。实践的具体事实，足证我们已能令经济生活适应稳定纸币价格的趋向——对于商业，对于自由商品交易，对于农民及大多数的小生产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

　　现在再一述我们的社会上的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农民。

　　一九二一年时，确有大部分农民非常之不满意。随后又是饥馑灾荒，又是农民最大的痛苦。当然“外国”的意见，以为旱灾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九一八年时地主资本家，一面开始侵袭俄国，一面就说国内的饥荒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此种饥馑正是那国内战争的结果，他们却一字不提。饥馑真是非常之大的危险，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灭我们一切革命事业，一切组织上的事业。

　　至于经过一九二一年的旱灾之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之后，又怎么样呢？答案已经非常之明了，人人都看得见。一年以来农民不但战胜了饥馑，而且还能交纳食粮税——现时已得几千万铺德（俄量名抵中国三十斤），并用不着强迫手段。一九二一年前之农民的反抗运动，已经完全消灭。农民已能满意现时的生活状况。此种证据强于一切统计的簿籍，农民是俄国政治上很大的动力，现在对于我们绝无反对。这话绝非夸大，农民可以不满意于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能自由提出抗议。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免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还办得很不周到，然而绝对的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农民之中却已消灭尽净，一年的成绩有如此，也不算少了。

　　现在再说小工业。我们工业可以分为两部分：大工业与小工业，因为两者状况不相同。小工业确在兴盛起来，我暂不能引详细的统计。然总括而论，却有事实足以证明，小工业既在兴盛，所以彼得城[4]及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状况现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区工人生活改善较少，因为其地大工业居多，可以不必混同而谈。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之改善，却已绝无疑义。这两城中，一九二一年春工人之中曾有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现时却已完全消灭。我们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状况及群众的情绪，决不会说错的。

　　其次就是大工业。大工业的情形却还很困难，一九二一年时，大工业状况有一变更。我们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情形能渐渐好起来，我们已经收集了一部分资财以备进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若要振兴大工业非得借几千万外债不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上看来，已可见落后的国家必须要几千万长期的借款，方能振兴大工业。我们却没有借着款。现时所讨论的租借区，还不过是白纸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讨论得多，而租借区始终还没有成立。所以振兴大工业确是落后国家中之困难问题，因为我们决不能把富强国家的借款算在账上。虽然如此，我们已经渐见状况之改善。我们的国家商业已经积聚了些资本。固然很少——不过二千万金卢布有余。然国家商业（国立的通商事业等）能与我们以改善大工业之资本，我们还正可积极进行呢。

　　诚然不错，一部分须由人民担负；然而我们应当积极节省，缩小国家预算，裁减国家机关，我们对此，能节省多少就要节省多少。我们样样都要节省。学校经费亦可以有相当的节省，因为我们若不振兴大工业，必定要渐失无产阶级国家之独立，我们应当知道俄国的救星，不但在农业振兴，年成丰收，不但在小工业兴盛，专为农民制消费品，而且必需大工业。这是好几年的事业。大工业必须有国家的补助费，假使没有，俄国不用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能成其为文明的国家，必至于败灭。我们积极进行，积聚虽只有二千余万，就应当用以振兴大工业。

　　我想，极简明的报告俄国经济状况，各部分都已略略的述及。可见现时已经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有积极的结果，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已经能经营商业，农业、工业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进行。有实际的事业，足以证明。我们自然还有不少事应当学习。五年以来，我们执政，而且五年尽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却已有成功；因为农民赞助我们。农民赞助我们，实在是一件难事。他们知道白党之后有地主，地主是他们所最恨的。所以当初他们非常之热心赞助我们。要农民反对战争，反对白党，反对地主而行阶级斗争，多不很难。然而仅此不足，重要的问题乃在于政权之属于农民抑属于地主。农民现在却已经明白农工的政体。农民知道，我们取得政权以为劳工，且有凭此政权以行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最要紧的是预备社会主义经济之基础。我们不能直接预备社会主义。所以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自成其为一种；不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相同。

　　土地属于国家，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政敌以为无关紧要，是错误的。土地属于国家在经济上大有关系。一切将来的事业，都根据于这一范围。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与通常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土地既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最紧要的工业亦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小工业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国家手中。至于大商业，我们渐图设立合资公司，其中一部分资本属于私人资本家、外国资本家，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因此可以学习商业，第二，我们必保证随时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总之，我们决不冒大险。我们在私人资本家处学习经营商业，考察工业的发展，自己审察所做的错误。

　　其次我再说几件比较小的问题。我们确实做了不少蠢事，将来也不免还要做，这是的确无疑的。我看得最清楚。为什么我们做蠢事？这很明了：第一，我们是落后的国家，第二，我们国内，教育是很低的，第三，我们不得外来的帮助，无论哪一文明国家都不但不帮助，还在反对我们，第四，是我们国家机关的过失。我们重新改革的，本来是旧时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国家机关常常反对我们。一九一七年时国家机关的职员实行怠工，我们赶快请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了，也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有非常之多的职员，然而没有充分的教育智识，足以运用他们。常常上面的政府机关还能勉强供职，而下面的低级机关自由行动，实际上足以破坏我们的办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过有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几十万俄皇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官吏，他们有的是故意，有的是无意之中，都在破坏我们的事业。在如此之短的时期中，实在也没有办法。必得有几年功夫，逐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我们办这件事办得很快，也许太快了。现在有许多苏维埃学校、劳工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学习，学习得也许太快了。然而这件事业已经开始，将来必定有成绩。假使我们能不十分慌忙，过几年之后，自有许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说，我们做了不少蠢事。我也要说一说我们的仇敌。假使他们说：“你瞧，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塞维克做了不少蠢事。”我可要回答他们：“不错，你们可要知道，我们的蠢事，始终比你们的要两样些。”

　　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然而很有系统，必定总有成绩。假使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要指摘我们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国著名的文学家的话来比较比较。我稍微变一变他的文调，就可以说：“假使布尔塞维克做蠢事，他是说的：‘二加二等于五’。假使他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做蠢事，却是说的：‘二加二等于洋蜡烛’呢。”譬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哥尔察克[5]所订条约，岂非是大笑话。（按，上引譬喻，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ff）[6]之语。）

　　天下还有比他们再文明的再强盛的国家没有？这种富强的国家又怎么样？他们答应帮助哥尔察克，也不曾算计算计，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议的。

　　其次，再有一个实例——凡尔塞条约，此等“光荣的”国家所成就的是什么事！他们怎能自己出此无意识的混乱状态？我想，拿我们的蠢事比一比资本世界及第二国际所做的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么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确可乐观。若再加以一种新条件，革命前途的形势，尤其要好。我再略略说一说，此种条件，就是共产党之组织。

　　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曾有一议决案，论共产党之组织方法及其运动进行之方法，这一议决案非常之好，然而纯粹根据于俄国经验。这是他的好处，也就是他的坏处。为什么坏呢？我新近重新看了一遍，觉得别国同志不能读，因为他俄国气味太重了，平常这种议案，别国同志向来不读。其次，这一议决案也太长，有五十多节，所谓俄国气味太重，并不是因为底稿是俄文的——各国文译本都还好；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精神太充满了全篇，别国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我此次屡屡和各国代表谈论。更觉得这一议决案是大错误。我可以在这议决案五十多节之下，都签名赞成；然而我觉得我们对于别国同志，没有知道怎样利用俄国经验去请教他们，因此议决案，遂成白纸上的黑字。我们应当更切实际，否则寸步难行。

　　我想，经过了俄国五年革命的经验，俄国同志及别国的同志，都应当努力学习，我们呢，刚才得着学习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然而苟有可能必当利用。俄国现在无论何人，俄共产党全体都积极向学。别国的同志也应当努力学习，当然不是说学着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会懂他——其实我们连这个也是要的。有人还争辩，这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还许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呢？我却不知道。总之我们很要学习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懂他。别国同志却更要有大些的事业做：他们第一要明白，我们写了共产党组织法议决案，别国同志没念没懂就署名。这是不行的。必须要能履行才好。自然也决非一旦一夕之功。那一议决案，俄国气味太重；纯粹反映俄国革命史中之经验，所以别国的同志不能明白，他们决不能当他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就可以满意的。他们应当要迎受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怎样就能得此种结果，我却不知道。也许，像意大利的“法塞派”[7]对于我们却有些功劳。意大利有“法塞派”，正可以解释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他们国内还免不了绝端专制派的反动危险。这也许是有益的。我们俄国同志也应当稍稍尽力解释此种议决案的原理所在。不然，别国同志不能懂得。我想，现时不但俄国同志，就是别国同志对于这一层意思，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所谓学习包括一切而言的。你们的学习，则更有特别的意思，总要力求达到革命运动，及其组织、结构之种种方法。若是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是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注释

　　[1]指《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559页。

　　[2]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自1918年8月初起，3个月内向西伯利亚出兵7.3万人，完全控制了沿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3个州。直到1922年10月25日，日军才完全撤出西伯利亚。

　　[3]凡尔塞，今译凡尔赛。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9 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4]彼得城，即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

　　[5]哥尔察克，今译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д Колчак，1874—1920），沙俄海军上将，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叛军首领之一。

　　[6]杜介涅夫，今译屠格涅夫。上引用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一个人物毕加索夫的话。

　　[7]法塞派，今译法西斯派。

　　(1)本篇为列宁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译文原载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67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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