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政兄：

　　前封发后，又接到你们许多材料，现在还在研究之中。此地等着你们派一人来报告六次大会[1]后的工作总结，并且讨论七次大会的准备问题[2]。因此，亦许现时不会有政治的指示——也是等待你们派人来的缘故。

　　关于远东局和政兄之间的冲突[3]，来电看不清楚。来电英文稿说：“政局不同意远东局对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为什么不同意见，怎么不同意见，是以为不必反对左派，还是因为反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措辞说得含混而不详细呢？来电又说：“远东局指出广西问题就是使反对陈独秀等的斗争更容易。”这怎样讲？或者是说使这斗争更困难罢？如果这样，也是不对。远东局所指出政局及中国党内的错误及倾向，我看来是很对的，这会帮助反独秀斗争，决不会妨害反独秀的斗争。这一问题，也等政兄的报告及来人解决。

　　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真烦闷死人。身体的坏，妨害很多事。从去年四月至今，我曾经做过好些文章或者写信论及政治，你们都接到没有，发表没有？〔（一）论布哈林问题的信；（二）论封建资产之争及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化问题的信（以上去年四月至六月）；（三）论国际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七月）；（四）中国职工问题（八月）；（五）中国农民问题；（六）世界革命高潮之前（以上九月）；（七）国民党改组派问题；（八）汪精卫和军阀混战（以上十月底）；（九）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以上去年十一月）。〕

　　至于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4]。）

　　此次寄你们的材料之中，有关于培养中国干部的重要问题（中国劳动共产大学[5]等），其目次另附。其中关于中共大学的“纠纷”问题[6]（联共中央去年一月七日的议决案及今年调查报告，都指出）及其指导机关之错误，值得相当的对党内公布。此间中大同志带回中国的消息，不免有偏见的。反对派[7]在此比较非常发展，据某机关的调查，有证据的共有十二人，有人证的有十三人，有嫌疑的（即证据尚未拿到的，可是确有参加秘密陈托的事实的），竟发展至五十六人之多！可见当初该校指导机关之疏忽。现在的新校长[8]好得多了。现正在清党。结果如何，将来再报告。国内需人，我们已圈一五十余人的名单——较有用的同志，请清党委员会[9]提前清党，预备派回。最可恨的是：去年派去学习生产的人，当选择时，余飞[10]同志即指出托肯[11]所提名单，只顾将“不好”的人列入，当时托肯还强辩，说这些都是“好同志”。现在清党起来，果然发现其中有许多托洛茨基派，因此能派回国的人就太少了。再则，中大之中反对派及王若飞[12]、彭泽湘暗中宣传破坏六次大会所选中央的威信，此外，读死书的盲目拥护托肯等错误的同志（如秦邦宪的老婆等，如以前武汉失败时曾经动摇想退出共党的沈际明等），亦在暗中宣传向忠发、瞿秋白如何如何的不行。此种现象，这次清党后，当可以加以肃清。江浙同乡会风潮的余波，至今还有痕迹。我前几天听见有人说：“中央监察委员会承认江浙同乡会的事件米夫犯有错误，其实，我们都是听得向忠发同志的话，所以只能说忠发的错误，不能说米夫的错误。”又有人说：“中央说学校有个人纠纷，是派别斗争，都是代表团不好，从恩来同志开始，代表团就只要说学校只有纠纷，没有政治斗争，以致于联共中央也相信这话。”总之，此校之坏现状是坏到极点[13]。只有肃清这些国民党式的造谣生事者、反对派、独秀派等，减到极少的学生，极多的工人成分，在国际最高党校指导之下方有办法。下次送人特别要注意。草草，不多说了。

　　秋白　一九三〇.一.十六

　　学校中盲目拥护托肯等错误的同志，往往说：“恩来等等代表团同志都是调和派，校中斗争，纯粹是两个路线的斗争，只有政治斗争。”

　　附件的单子：（一）代表团讨论独秀问题的记录及决议——共19页；（二）中大支部关于改组派决议案——共2页；（三）中大问题独秀问题决议案——共2页；（四）列宁学院中国组报告——共3页；（五）中大调查的结论——共12页；（六）代表团告学生书——共4页；（七）余飞文章——共7页。总共大小页数——共49页。

　　注释

　　[1]六次大会，即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次大会）曾计划在1930年下半年召开。

　　[3]远东局，即共产国际远东局；政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

　　1929年春、夏间，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生了许多意见冲突。8月中旬，共产国际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到达中国。远东局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性的，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写到党纲上去；中共中央代表则认为，中国富农兼有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两种性质，不能把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富农一起看作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来加以反对。在这前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远东局甚至断言，中国的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中共中央当然不同意这种错误意见。也有些问题，远东局是对的。如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当然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远东局不同意。1929年12月初，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通过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在决议案的中国问题部分中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6日开会讨论，不同意远东局的这个决议案。

　　[4]1929年冬至1930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讲演。

　　[5]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6]中共大学，即中山大学。中共大学的纠纷问题，参见本卷第321页注④。

　　[7]反对派，指托洛茨基派、陈独秀派。

　　[8]新校长，即威格尔。1929年春，威格尔接替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

　　[9]清党委员会，指中山大学清党委员会。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中山大学全体中共党员作为联共（布）党员，也参加了这场清洗运动。

　　[10]余飞，见本卷第368页注⑧。

　　[11]托肯，中山大学党组织——支部局的俄国委员。

　　[12]王若飞，见本卷第449页注32。

　　[13]江浙同乡会风潮，是王明宗派蓄意制造出来的。1927年秋，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下，为巩固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支配地位，扩大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操纵学校党的支部局，打击排斥异己，诬陷一些同学组织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小组织”，并请来苏联格列乌（K．P．U．）加以认定。1928年5月，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向忠发不调查情况，即在讲话中宣称江浙同乡会是所谓“反党的小组织”，影响很坏。1929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向联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不同意见，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审理，终于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从而推倒了这个假案。

　　(1)这是瞿秋白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政兄）的“第七号信”，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手稿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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