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2)|瞿秋白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2)

　　四、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破产的状态

　　在这样的商业资本发展之中，帝国主义的极其深刻的侵入，家庭工业和手工业破产得非常厉害；因为要吸收原料，将旧有的商业关系也大大的洗刷了一下，许多小商人也破产了。手工业的破坏，可以湖北的土布来做例。湖北本来是一个出布匹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可是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现在，农民织出来的布已经差不多没有销路。还有潮汕一带的蔗糖，上海《商报》上有一次极长的通信，描写那里这种生产的衰落，并且有过反抗糖税的运动。这些手工业，一方面固然是破产或衰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见到他们的改变和趋向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完全失掉独立生产的地位。从前他们是能够独立的生产，和出卖自己的生产品，现在一定要预先有一定的商人去定他们的货，他才能动手去做，才能得到一些报酬，不然，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譬如山东有个县份，有四万架织机，靠织布谋生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分成日夜两班的做。他们织出来的布，有一个固定的中间人去贩卖他们的布匹，他们要经过这种中间人才卖得出去。这些织工做得的工资小到极点，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再如直隶的某一县每年能出二百万匹新式机织的土布，这些土布是销行到内蒙和山西一带。这种新形式的手工业，他们织布用的纱，已经不是自己纺的纱，而是纺纱工厂里去买的纱了。河南郑州纱厂出的飞艇牌纱，就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在北方一带有很大的销路。这种手工业工人已经是经过某个公司或商号组织起来，正如政治经济学上所讲到的，在手工工场之前，商人组织手工业者的生产。到了这时候农民也失掉了他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内地都已如此，更不用说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了；这些地方已经有了许多手工工场，如织袜子的，做毛绳织品的等等的小公司。如其我们找一些统计来看一下的时候，那末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能适应“新的”商业的手工业，都有些发展，进到规模较大的阶段，“旧式的”一定是一天一天衰落和破产，我们举制豆油业来做例子。豆油业还是有国外市场的，因为出豆油的，只有中国出得最多，尚且有破产的现象：破产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但这种状态，并不一定是生产减少，而生产的集中，只是用的人和旧式机器少了，而用了新的工具，和改良了组织，这种变动，有大批的人失业。这样厉害的失业状况，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中国失业状况的厉害，比别的国家要厉害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中国火柴厂的工业是有发展，如苏州、常州、南通、上海等地都有。最早有的是手工业的，现在多半用机器，技术的提高，和工人的集中是很快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是旧的手工业是很快很快的破产，而别一方面，新起的幼稚的工业，要去和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竞争，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此，就极快的淘汰小的企业而集中起来。这种过程是值的注意的。

　　五、中国地方市场的命运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对于中国“地方市场”的发展形势，做一个总的说明。

　　四川经济的情形，输出的货品，大部分是盐、丝、药材、山货（牛毛、皮子、猪毛等）和桐油、漆，输入的大都是棉纱匹头（洋布、毛织、丝织品等）、棉花、煤油、五金、颜料和洋广杂货。在那里就有许多小军阀，借着政治上的力量做商业上的竞争，集中垄断商业。税捐的种类是很多很多的，有各地的过道税，有一种叫做护商费，这是商人由下江——宜昌等地运货到四川去，为了安全，要请军队保护，他便要一笔很大的费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种捐税：有种叫乐捐，各个小军阀各有自己的解释，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要捐的。四川是划成了许多的小防区，每个防区，都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捐税。由重庆到成都要经过七十余次的捐税。在这种状况之下，小商人是极大的破产，非常骚扰。南京政府公布去掉二五附加税和裁厘[10]以后，四川小商人就藉口南京政府的命令，要求取消这些。可是四川军阀取消了这种厘税以后，又加上“内地附加税”，说这是内地的事情和中央政府没有关系。小商人因此罢市了十天。小商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商人就做投机事业，以猜测汇水做赌博输赢。四川的工业，比较重要的有纺织和食品。五通桥、自流井[11]……等地是出盐，资中和内江出糖；成都、嘉定、顺庆，是有绸缎业，重庆等地有织布业。这些都非常衰落。为什么呢？因为省外市场没有，都受战争恐慌而阻隔。四川的盐本来能输出省外的，可是现在反而有淮盐运进四川，因为军阀想多得税收，混乱了从前“盐引”的制度。四川的布和绸缎，从前是销到陕西、甘肃一带，现在战争和饥荒的关系，农民没有购买的能力了。自流井的盐坑，本来有十五万工人，现在只有三万人有工做；成都织缎子的工人，原来是有三万人的，现在只有三千了。一二年来，可以见到四川衰落的程度尤其厉害。但是我们不可以认为完全只是“衰落”，内地的这种经济是在矛盾状态之下发展的。一方面经过“洋场”间接直接的和世界市场接触了；另一方面市场的范围一天一天缩小，由一省的缩成几县。每个地方都是有小军阀统治着，但是这些小军阀又将各地的经济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打击小的商人。这样，双方夹击并进的形势中造成中国军阀的条件。再则四川之航运事业，原有三十几只轮船，每只每月航行四次，现在只有七只船，每只每月只航行一二次。四川的军阀刘湘[12]便组织航业管理处，说是对付外国轮船，实际是在包办航业。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见到水道航业的缩小，一方面又有垄断的趋向。1929年初大家正讨论中国的什么稳定的时候，有人以为中国有了汽车道，经济就可以大大的发展起来。那时候四川倒也是有汽车道的开辟的，可是这里汽车限制搭客，有了票子，还要有司令部的允许，才能搭车。这些汽车道现在只是军阀用来准备战争的工具，只是军阀用来包运鸦片私货和商人竞争，排挤小商人的工具。

　　四川的实例，可以看见中国地方市场的情形：军阀藉着政治的力，争取商业的权利，用政治权力打下小的商人，而集中到自己手里去，这是中国地方市场和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内地各省都有这种情形的。

　　六、中国大工业发展的过程

　　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大概可以将他分成几个时期。一、军事工业；二、政府和官僚的资本；三、官商合办的时代；四、欧战[13]以后的私人资本。这样的划分是不大科学的，是很简单的分析，只能有表面的说明，仅仅能帮助说明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除了华侨资本之外，大半并不是由商人之中发展出来的，而是由地主官僚之中生长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发财最容易的是做官，做官的人当然大半是地主绅士。中国开始有的新工业是铁路、邮政、电报等等。这些东西，纯粹是“国家”开办的，而且也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帝国主义者要剥削中国，所以他需要铁路和航船等。这些是很可以说明，中国的经济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他并没有独立的发展。这是极其应该注意的。

　　一般的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差异的时代。一个是欧洲大战以前，一个是欧战时期和欧战以后。在欧战之前，中国的商人有了一些积聚，要想投资到工业里面去。到了欧战的时期，帝国主义的精力都消耗在战争里，他没有能力顾及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工业，虽然是很弱小，可是似乎有些前途。可是到欧战停止以后，欧洲、英、德等帝国主义，经过了一阵无产阶级革命的波浪，暂时的能够相对的稳定下来，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剥削重新更加加紧起来。到了一九二三——二四年，已经使中国的工业迫上了别一条道路，工业资本已经没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只能屈服于某一帝国主义，受他的保护，将工厂主的地位变成帝国主义手下的最高职员的地位。许多资本，在这种状况之下，不再投入工业里面去，而投到土地上去了，或者用做高利盘剥的资本，或做公债等事业，取得包捐包税的权利。如其我们以为半殖民地绝对不会有工业的发展，那是太机械了。中国的工业是有些发展，但是内部的矛盾非常厉害，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封建的经济是在崩解；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的骚动，商业的停滞，旧的封建关系只是变动了一下形式，他又要反复的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这样的过程里，我们可以见到工业资本的买办化。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出地，成为帝国主义农业的后方，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中国工业发展的现象，我们用两个例来说明：

　　纱厂的统计

　　

　　这个表里我们可以见到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有很快的发展，这正是因欧战的关系。我们看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统计，可以看见又再停顿的状态：

　　

　　而纱业机器入口的统计，也可以看得出同样的倾向：

　　

　　纱厂的中外分别是中国的六十九个，日本四十五个，英国的五个，一九二七年英国的减少了一个。

　　纱锭中的中外分配如此：一九二六年中国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七，一九二七年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点六二。织机也是减少：一九二六年，中国占百分之五十七点零八，到一九二七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八。可是日本的大大的在增加，日本厂的纱锭一九二六年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五，到一九二七年升高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八。织机由百分之三十二升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四。

　　中国的工业，要算轻工业里的纱厂是最发达了，尚且是如此的趋势。

　　我们如以煤铁的消费做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煤铁等重工业都在帝国主义的手里。英文的《中国年鉴》上有一个用煤的统计，中国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煤是用在工业上的，而家常用的煤和都市用的煤倒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且用在工业方面的煤，电气站用的倒占了百分之十，用在纱厂的只有百分之四，磨坊的只占百分之三，铁厂用的只占百分之一点八。所以真正用在生产工业的只有百分之八点九。也就可以看得出工业发展的程度了。中国的煤，有百分之七的出口，同时又有煤入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矿山都在日本、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如抚顺、本溪湖、唐山等等，那里出的是上好的无烟煤，而劳动力又贱（工人死了只值四十元，买一条驮煤的驴子都要一百元呢！）所以煤又不贵，帝国主义者便将这些好的煤运去，大半是运到日本和澳洲，又再将不好的煤运到中国来。中国的煤铁矿业及其他重工业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外国资本手里。

　　一九二五——二七年之后，有许多事情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经济里工业资产阶级的“买办化”。广东顺德有许多丝厂现在都关了门，这些厂主，不是去做买办，便是去放高利贷了。一九二九年年底十二月的消息，上海有很大数量的多余资本，这种多余的资本，并不但市面上流通的过多，而是有一批无处可以安放的银子。这批银子的数目有五百八十万两的现银。这些银子的来源，是因为内地的农民战争，许多地主绅士逃到上海来带出来的。各个银行都存满了，无处可放，要特别造出房子来存这些款子，因此这些人，不但不能得到利钱，而且还要“倒贴”。你们想，如果有别的出路，谁愿意将钱去封起来，还要倒贴利息去存放起来呢？这些都是因为在工商业上没有出路，同时在工业上也是有帝国主义的范围圈住着。在这种有钱无出路的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种投机的方法，收买国家（军阀）的公债，将钱去供给军阀，和军阀去混合生长在一起，借了军阀的势力，包捐包税，去排挤小的商人。

　　中国的工业资本是一天一天的非民族化，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并且别方面又非工业化，做投机事业或经营商业，或购买田地。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特性，就是他所以必然叛变的原因，他必定是要去和军阀帝国主义和在一起混合生长。

　　七、买办资产阶级问题——所谓买办最早不过一种翻译，因为外国商人一些话也不懂，而且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要什么价钱，可以销什么东西等等。所以要用买办。因此“买办”两个字，从前在江浙一带是认为一种侮骂人的字眼的。买办的意义开始是很狭义的，洋行里的中国“听差”叫做买办。到了最近民国八九年间，买办这种称呼在上海已经成了很尊敬的了。变成了绅士了。

　　买办的广义的了解，他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一个联系的关键。在前清的末年，一般的华侨资本还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部分，还企图着独立发展，所以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有一些革命的作用。到了辛亥以后，买办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在洋行里的“西崽”，而且开小公司，贩买洋货，收买原料等，都是外国大公司的附庸的机关。他们不但不同外国帝国主义对抗，而正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合在一起，他们贩买外国洋货，收买中国原料，在这种关系里可以见到买办在中国经济里面的作用。

　　绅士和商人，从前本来是对立的等级，可是从帝国主义侵入，商业发展的过程里，买办阶级固然是在各大都市的商会里取得了主要地位，大商会的会长往往是买办，领导干部也多半是大买办。买办由一个低贱的地位，达到了尊贵的地位。商人也有了新的地位。从前绅士是绅士，商人是商人，现在是凡是比较大一些的商人，比较有面子的商人，他一样有绅士的地位，——买办变成所谓绅商的领袖。

　　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一天的深入，买办资产阶级和华侨资产阶级的附属的性质扩大而且明显起来，他们的反革命作用也暴露出来。一九一一年之后，国民党内最右的一派便是这些人的代表。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同样的也是在变成这样的作用。如其中国革命不能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那末在这样条件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途程是中国的工业资本一天一天的非工业化，亦非民族化，而且是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特别的部分。买办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上是个后起的术语，其实他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和其他阶级对立并称的阶级，他不过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里的一种阶层，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起一种联络外国财政资本和殖民地市场的中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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