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3)|瞿秋白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3)

　　三

　　陈独秀的反党斗争，现在已经是公开的树起取消主义的旗帜。但是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有许多分子，他们也许表面上也反对独秀，可是用更巧妙的更隐藏的方法，传布他们的机会主义到中国共产党里去，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现时的主要危险。事实上，他们是陈独秀主义的奸细。

　　中国革命问题里，往往有许多企图，想要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共产国际曾经屡次的说：“中国的统一以及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都是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余孽的肃清，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然而能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要任务，却只有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强大的新高潮的基础之上，方才能够实现。这个高潮的条件，无疑的是在成熟起来，他不能不引导到建立苏维埃，用来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陈独秀的见解，刚刚相反，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他事实上承认土地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而只剩得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上帝国主义也已经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有了好些让步，所以，无产阶级不要希望中农群众还要土地革命，却要帮助资产阶级，使他不要‘误国’，以完成民族的解放”。这样，所以他认为“必须除阶级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的口号”，“方才能够争取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照他的意思：（一）土地革命的口号是不能号召中农群众的，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没有关系的；（二）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和所谓民族口号相冲突的，不能并存的，无产阶级是不能领导民族解放的。

　　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他却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从此之后，中国革命就告了一个段落。当初共产国际的发展土地革命而争取武汉政府，以反对蒋介石叛变后的南京政府[19]的政策，是不对的。照他的意思，这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可惜！不但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是这样说法。新近莫斯科共产学院出版了一本魏金斯基[20]的书，题目叫做《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魏金斯基同志在这本书里说：“中国资产阶级，就是左派国民党……。从去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的中央，已经和南京互相竞争着右倾，……南京中央对于武汉的胜利，实际上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完成了。”（《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九页）照这样说来，左派国民党在武汉政府时已经是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就已经克服了武汉。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21]，真正是帮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的路线了！魏金斯基同志，根本不是提起土地革命的问题，没有看见武汉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是当时武汉的中心势力。他只看见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动摇和妥协，就立刻得到一个结论：说武汉已经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蒋介石叛变[22]就是资产阶级完成自己的胜利！

　　魏金斯基比较陈独秀进步些，他说资产阶级怎样的投降帝国主义；但是照他的意思，亦是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决定一切命运。他说：“现在甚至于对外国资产阶级都已经明白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代表中国人民，并且和正在斗争的群众离开，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因此（？）日英法美帝国主义有新的反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同上，第七页）。第一，只说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已经实行屠杀群众了！第二，照他的意思说来，仿佛如果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帝国主义就不敢进攻中国了！陈独秀劝共产党现在要警告国民党不要误国，魏金斯基劝资产阶级再来代表中国人民。他向中国资产阶级说：“现在（一九二八年）帝国主义固然不再反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而只反对工农运动（！）然而将来你的“政策的逻辑”一定要使帝国主义又要一天天的进攻你（中国资产阶级）的，你还是来代表中国人民罢！”（同上，第十页）

　　魏金斯基同志还没有承认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每一县都取得了政权”。但是他说：“最近两年来（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国民党进化到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总的反革命的营垒之中，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指导之下，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同上，第十九页）“蒋介石占领北京而得到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引起反革命营垒的一切力量，对于南京表示极大的反抗。这些力量，以前是同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同上，第二十一页）不但魏金斯基，还有一位同志，署名S·B·的，在沃林同志主笔的中国劳动共产大学[23]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的机关杂志《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上，做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反对营垒之中》。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说：广西派[24]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5]上公布的政纲，“是中国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派的最终形成的纲领。这个中国的反革命，是直接和（反动营垒内部的）资产阶级派（蒋介石等）相对抗的”。（《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十四页）他并且说，广西派的政纲“是中国公开的封建军阀复辟的政纲”（同上，第三百十八页）。魏金斯基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中国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6]的，S·B·同志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这二次会议之间，有许多重要的事变，可是，这些事变的力量“太少”了，没有能够使魏金斯基和S·B·分家。他们两人的意见，有些相同的地方：（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封建买办和军阀对于资产阶级正在“极大的反抗”；正在“直接的反抗”；（二）封建势力固然还存在，但是中央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所领导，中国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占着优势，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封建军阀能不能够复辟的问题；（三）沃林（疑为S·B·——编者）同志把“反革命”和“反动”分开，仿佛中国资产阶级只是反动，而不反革命，中国的封建买办方才是反革命的。这个反革命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着的；（四）魏金斯基同志更进一步的说，帝国主义在那里指导着中国资产阶级去和中国封建买办争领导权呢。

　　这种观点，显然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根据这种观点，所以会发生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统一中国的理论。

　　照魏金斯基同志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能够统一中国。他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现在的国民党，的确有理由可以去做资产阶级中国的领袖”（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二十四页）。至于广西派、阎锡山和冯玉祥，“客观上是不是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另方面，代表手工商业资本的一切阶层，而反对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我们想起来，的确是这样。”（同上，第二十三页）因此，他的结论是：“所以南京和广西派的战争，以及正在成熟起来的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中央集权的斗争过程的表示，亦是美国帝国主义排挤英日势力范围的表示。”（同上，第二十二页）照沃林的意见，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样，亦能够真正的统一中国，而且不一定要帝国主义的帮助。他居然还承认：帝国主义是依据在中国的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之上，依据在割据分裂中国的军阀制度之上。这总算是他比陈独秀、魏金斯基高明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主要的矛盾。他说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军阀制度，所以，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三十三页）。不但如此，他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实行拿破仑主义。他说：“很明显的，能够真正统一中国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这样，在这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有一种军事力量能够统一中国。这种军事力量不但要反映资本主义倾向集权的历史趋势，而且要实际上和资产阶级（正是和大资产阶级）联结起来。”……张作霖等等以前也曾经企图统一中国，可是“这些企图的破产正可以证明：没有大资产阶级来赞助这种企图，统一是一定要失败的。”（同上，第三百三十七页）这两种“理论”虽然和陈独秀的“战争的资产阶级发展过程论”有些不同，但是，同样是只看见中国的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有很大的对抗。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或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努力去消灭封建残余（魏金斯基），或者在中国的“拿破仑”的中央集权之下，坚决地去取消军阀的割据（沃林）。中国同志之中，也有这种“大理论”，不过比较起来，没有这么样“类似马克思主义”罢了。有的夸大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作用”，甚至于引导到非殖民化的理论；有的夸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封建性”，甚至于说他根本仇视军阀制度。再者，有同志甚至于说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要中央集权；汪精卫的“社会力量”之中却包含张学良、阎锡山、广西派，又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代表旧式的小资产阶级（钱庄资本等等）和新式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他仍要地方分权。总之，这种夸大蒋介石的作用，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趋向”——都是显然投降陈独秀主义，显然的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肃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阶级，是不能胜利的。而没有农民来赞助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他们。机会主义者现在却往往假清高的说中国已经只要“阶级革命”，不要“民族革命”。其实这是要无产阶级抛弃对农民的领导。这些机会主义者，为着这个目的，努力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已经在乡村之中有了富农做他的社会基础，同时，却说资产阶级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领导阶级，能够实行统一中国。机会主义通常忘记了一件“小事”：〔在〕中国封建残余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还有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在剧烈的斗争，他们是现在革命阶段之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并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甚至于极端不彻底的改良方法，也不能实行。据机会主义者的见解，却是“现在富农已经因为分化的结果，同着地主反对农民，这样便成了国民党在乡村之中的柱石……所以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上，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答应富农的唯一办法——就是乡村自治，这可以使富农有得到相当政权的可能。”（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三十二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能够开始“改良”农村政权，实行民权主义，而且已经有了“乡村中之社会基础”——中国并不用解决什么土地问题。照魏金斯基说来，土地问题本来用不着说（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资产阶级所不能够实行的，只不过是：“大规模灌溉工程，农业技术上和建筑工程上对于农业的帮助。”（同上，第三十一页）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即使口头上还说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实际上的一切论断，都是说：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虽然有许多困难，譬如没有经费实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等等，可是，已经开辟了一条特别的改良道路，逐渐向前进化——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战争，工业方面借美国资本的帮助开始保护政策，乡村方面扶起富农来掌握政策……这是多么“乐观”的前途啊！

　　可是，机会主义者之中，也有人不满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认为他太妥协，说：还有“更革命的”资产阶级，起来催促蒋介石的统一集权改良政策的实行呢！譬如：“国民党左派同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这种阶层不能不‘悲观’，不能不‘拼命’，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国内的完成胜利。”（《中国问题汇刊》，第三百三十三页）所以，国民党改组派发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都高兴的不得了，说：这是“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了，这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行动起来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春天”开始了。

　　就是再进一步的同志，他们看见了：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肃清封建的任务，是没有解决，是资产阶级所决不能解决的；他们看见了：因此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又爆发了，中国工人运动及农民游击战争的新高潮又开始了（他们的估量固然不够）；他们还能够批评沃林同志“资产阶级的统一中国论”的机会主义；但是譬如莫斯科《红星报》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的社论，就是这样：他指出沃林的右倾之后，自己又说：统治联盟内部的糟糕状态的第一个表示者就是小资产阶级……他（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九年——就造成功整整三个新政党：所谓“第三党”、国民党改组派和急进党（冯玉祥部下的郭春涛[27]等——秋白注）。这样，《红星报》认为冯玉祥、改组派，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到了统治联盟里去了！而且他所看见的革命危机的表示，不是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仍旧是一塌糊涂的观点。至于机会主义的魏金斯基，他简直的说：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高叫民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所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定要反对他们；所以蒋介石“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反对封建军阀，又反对小资产阶级，而要使他们都服从自己。”（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及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二十六页）然而更可笑的是，他说“冯玉祥是模范的富农代表和手工商业资本代表，……国民军直到最近还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军队：在不打仗的时候是做和平劳动的——修筑乡间的道路和做手艺。冯玉祥自己和军官的生活是很朴素的，和兵士差不多……这个军队有特别的性质，好像是一个高级低级兵士的大团结。”（同上，二十三页）这里冯玉祥的理想化，简直到了神奇古怪的地步。亲爱的魏金斯基同志！你被冯玉祥的宣传和作伪完全骗住了，我很佩服你的本领，竟会把军事式的农奴制度，当做天下第一等的民权主义的军队，当做富农的武装统治力量！

　　总之，这些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都是根本不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间接直接的在某种程度之内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之中，一方面战胜了工农群众，别方面战胜了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了！

　　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是在发展，封建宗法式的经济是在崩溃。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同时，维持着封建关系，仅仅加以形式上的变更，以适应财政资本的剥削，中国资产阶级经常的回转他的资本，到高利贷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度里去，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后，更加和封建势力结合联盟而向他投降，并且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已经和各国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密切的混合生长；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够造成什么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连俄国当初那样的斯托柳宾的政策[28]，也不能实行（参看我的《论国民党改组派》）。俄国在斯托柳宾政策之后，列宁尚且屡次坚决的主张：“新的俄国还没有”，“新的俄国还没有造成”（《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二八九页《谈谈反对立宪民主党主义》）。

　　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然而革命的任务仍旧是“旧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性的民权革命——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列宁论到俄国的民权革命[29]（一九〇五年）失败之后的情形，曾经说过：政权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保存在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手里。他反对当时孟塞维克的意见。孟塞维克当时说：大资本的代表早就在俄国占着了完完全全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列宁反驳他们说道：“这完全是诳骗。这里忘记了君主专制，又忘记了政权和收入仍旧在地主农奴主手里。叶尔芒斯基枉然以为只到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我们的君主专制方才不是纯粹的农奴制度性质。其实，同尼古拉一世[30]时代比较起来，亚力山大二世[31]时代，就已经不是纯粹的了。然而，如果把农奴制度的统治，把丧失纯粹农奴制度的农奴制度统治，把向着资产阶级性的君主政体方面移动几步的农奴制度统治——把这种统治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统治’混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宽恕的。”（《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八页）中国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封建军阀地主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仍旧掌握着极大的政权，仅仅土著的大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参加（而且这里的大资产阶级之中，虽然不是纯粹只有买办和银行界，可是极大多数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蒋介石派[32]、西山派、广西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安福系、陈调元、唐生智等等，都是这种性质的联盟。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时代（一九二九年）每一次的危机里，必须有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运动”发动起来，如果不顾到这一点，那就是根本的错误，事实上一定引导到孟塞维克主义。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现在的时候，他不但不会参加这种“总的民权主义运动”，亦就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并且是这种运动的敌人。中国现在的富农，也是如此（参看我的《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共产杂志》第一期）。现在代表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组派，甚至于上海大资本的代表，都只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面前，跪着哀求一些“狗吃的肉骨头”；——中国革命的初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已完全背叛革命。这种背叛的原因，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33]已经明确的指出，此地不再赘述。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比一九〇五年后的俄国资产阶级还要不如，还要卑怯，还要下流，列宁说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话，是：“资本家不敢谈到总的政治问题。他们恳求的‘勇气’，有一个限度，就是——在某种中央或地方机关里面，‘准许工商业的代表参加’。至于说一般的这种机关应当怎样组织，那末，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只敢把按照别人的命令所形成的现成机关做根底，而哀求几个位置。他们像奴隶一样，站在不是他们阶级所造成的国家基础之上、而去为着自己这一等级，自己这一集团，自己这一阶层的利益恳求，甚至于在这里也不敢谈到广义的全阶级的利益。”（《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一页）汪精卫的“训政时期”和“以党治国”的实际意义，就只不过是这样，他们的所谓废除治外法权，所谓国际平等，也是这样。就是上海商会请求派代表加入胡汉民的立法院，又何尝不是这样！胡汉民尚且申斥不准呢。

　　机会主义者却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参加，甚至于“领导”国民党的政权，而且企图假装着“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高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现在不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现在只要革命深入，不要革命扩大”。因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南京政府至少已经是纯粹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汪精卫派亦是负责参加政权，决不会是在野党，就是新旧小资产阶级亦已经整个儿的反动。现在只有阶级反对阶级，无所谓平民反对地主；只有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无所谓联合全体农民”了。

　　其实，“说民权革命，而又只限于简单的，单纯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着，这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这个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里面，当时社会里的群众，恰好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而形成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阶层。”（《列宁集》第六卷，一二五页）而且“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的阶层，他的地位之中，有那两个‘矛盾东西’的双方的特点。这些一切阶层的地位之中，全体农民的地位之中的共同特点，就无疑使农民的全部运动，都成为民权主义的运动，不论其中的不觉悟性，或者反动性的表现多么样大。”（《列宁集》第六卷，一一四页）中国的特殊情形，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问题，这使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真正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根底的革命，尤其增加他的重要意义。

　　列宁说：“在现代的俄国，充实革命的内容的，不只是两个互相斗争的力量，而是两种种类不同的社会战争：一种战争，是在现代专制农奴制度的内心；别种战争，是在将来的，现在已经在跟前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内心。一种是全体平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资产阶级式社会的自由），争取民权主义，亦就是争取平民专制；别种是：无产阶级为着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没有完全消灭一切中世纪式的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完全的‘肃清’，就是，没有土地国有，那么，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事，正是要传布这个最彻底最激烈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口号。等到我们实行了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以后的前途是怎样。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革命是否只成为资本主义之下生产力可以有美国式的速度去发展的基础，还是，这个革命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十二卷，第二九四页）对于中国，这个土地革命，已经不是“是否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问题，而是是否巩固的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以及欧美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的问题。中国土地问题里的所谓“美国式发展”的问题，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国革命自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里，变成所谓“苏维埃式发展”的问题。可是，暂时，中国的土地革命，正表示着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独占资本及中国的豪绅地主的束缚和剥削，而要求“美国式的发展”，这才是真正“代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而能够反对封建残余及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就是农民群众（参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却偏要到资产阶级里找这样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里的俄国机会主义，就是孟塞维克主义的特点，现在正在于他（孟塞维克主义）玩弄着一种学究式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曲解他的字面而背叛他的精神……。孟塞维克派，反对着民粹派的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理，自己却学究式的忽视了、放过了民粹主义里面在历史上有真实的意义的、有进步意义的内容，就是一种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斗争是民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他们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立宪民主党[34]比劳动派[35]要进步些……这是神奇古怪的发疯的叛徒的见解。”（《列宁致史铁邦诺夫的信》，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五月号的第一七八页）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取消主义的叛徒，亦有这种“特点”：他们也是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反而把军阀混战解释成为“统一”和“割据”的战争；他们亦是否认农民群众的民权革命力量，反而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当做“中国的拿破仑”，而说中农已经不稳固了，游击战争不过是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罢了；或者呢，说革命不能再“扩大”了，现在只好限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运动的“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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