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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3)


  三

  许多的战争和军阀的统治,几乎完全毁坏了中国的人工灌溉的一切设备,帝国主义榨取中国的原料而破坏中国茶丝等类的生产。地主的剥削日益加重,高利资本的兼并和压榨,军阀官僚的无限制的掠夺……引起空前的大灾荒,重复的水旱蝗虫。一般说来,农民群众简直不能实行简单的重复生产。单就前年和去年的灾荒来说,据官场消息,灾区扩大到十七省,灾民总数在五千七百万人以上。这样严重的农业危机,使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极端的恶化,极广大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派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没有能力减轻农业的危机。中国豪绅地主的封建势力仍旧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的发展前途,正是加重封建式的剥削,即使和商业资本更多的混合生长,也不是什么“文明化”——不是蜕化成为教科书上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而只是在变态的新形式里,继续实行封建的剥削。至于资产阶级,在战争破坏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形之下,在外国资本加强压迫之下,他的发展趋势,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的形成和扩大,而是民族工业的缩小,民族工业的“非民族化”,而是更多的移转资本到封建性的土地私产里去,移转到高利贷资本和商业买办企业里去,移转到“政治投机”(内债)里去,——而做包捐包税等的勾当。资产阶级并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和封建性的土地关系更疏远些,他和整个的封建性的剥削系统联系着。他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和豪绅地主有多大的原则上的不同立场。南京政府既然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自然,他没有丝毫能力解决什么土地问题,并且他用天下最残酷的白色恐怖,答复任何一种农民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企图。

  固然,南京政府之下有一个胡汉民的土地委员会。可是,第一,胡汉民土地委员会的土地法草案,没有丝毫实行的意义,这不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土地改良法案,并且比不上斯托柳宾[12]式的地主阶级的土地问题“解决法”。第二,胡汉民的土地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说“平均地权”,“按照政府所占地价收买土地”,事实上极端明显的,只有一个整理田税的用意,就是把半世纪以来事实上所加的田赋(附加税,银两折算,陋规等等),加以法律上的承认的企图。这就是更加增多政府税源的办法。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忽然完全破产,南京政府居然会统一中国[13],中国居然会有所谓法律,居然可以按照这草案实行收税,那么,这尚且不是斯托柳宾主义的实现,而只是更加使农民群众的破产,即使地主豪绅阶级更加加重对于独立的小农民的剥削。再则,南京政府在农民暴动的危险之下,继续武汉政府[14]的口头禅,常常谈“二五减租”[15]。但是,国民党的“二五减租”,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宣传。两湖广东已经屡次用政府和党部的命令,取消“共产时代”的二五减租的决议。就是浙东几县所实行的二五减租,现在也已经由省政府公布取消(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16])。江苏省并且设立专门惩办佃农的监狱。

  况且,现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和北京政府[17]时代政权的不同,不但在于:国民党的政权已经不是纯粹官僚买办的政权,而主要的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且这种不同,还在于:现在国民党的政权,是经过群众土地革命的袭击而勉强保持着的政权。所以这种政权的“土地改良”宣传,并不是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真正愿意或者能够实行什么改良,去造成整个的一个富农的阶层,使他们做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之中的基础。“土地改良”的宣传,反而证明中国乡村的不能安静,证明农民暴动的危险,对于国民党政权,还不是“儿戏”的。

  至于事实上,国民党的“农民政策”是各省各县国民党(军阀)政府,尽在增加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加重盐税等等……实行实际上的军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车等)。至于有些省份设立所谓村庄制度,恢复保甲,实行联保,“用新的豪绅代替旧的豪绅”这更说不上是国民党依据富农的政策。这是用新的力量维持旧的统治: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政权的变更[18],并没有变更政权的阶级基础。何况,所谓保甲式的村庄制度,不是什么民权主义的乡村自治,而是更周密的封建统治。如果这些可以称为“土地改良”,那么,这种“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农民群众的压迫,束缚,饥饿和死亡——加深农业的危机。

  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和这种背景上日益恶化的农民群众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极大多数的农民,简直是绝对没有出路,而只有拼命的斗争。所以,一九二七年以来极端的白色恐怖和清乡,不能威吓住群众的剧烈斗争。中国国民党和地主,能够消灭农民的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消灭农民的游击队,但是他们不能阻止别的农民的小苏维埃成立起来,不能阻止别的游击队又暴动起来。其他农民原始的暴动更是非常之多。一九二七年末更到现在:(一)农民的游击战争,仍旧陆续的发生,此起彼落的不断爆发。——朱毛的游击队[19]等,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有一次的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些县份。并且满洲的报上有许多通信,说汉口附近新发生五六千的农民军,四川有将近有一师兵士的哗变和农民联合……其他如地方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不断的有许多消息。(二)中国北部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20]许多种名目的原始农民组织,一年以来也是不断的“骚扰”;其中的指导的往往在小的豪绅富农手里——他们的政治理想,不但是根本不提土地问题,并且用迷信宗教式的秘密结社方法,笼络群众,而领导到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劫富济贫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往往可以看见,可是,比较是占少数。只有相当有共产党影响的地方,这些原始农民组织,能够转变他们的“领导者”,或者分裂起来,例如河南有些红枪会分裂出贫农的光蛋会。此外,豪绅富农,领导群众走妥协的道路,去跪香请愿,要求减税的运动,也是时常可以听见。(三)因为饥荒特别重大的原故,甘肃回民在一年之中有两次巨大的暴动,其中有许多回族的农民参加。最近,又有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回民暴动的旗帜,是单纯的民族主义,他的指导,虽然还在所谓“回绅”手里,可以受反动营垒,某些派别利用。但是回民群众的革命活动,的确有客观的前提,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

  所有这些运动和斗争,都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都在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受着打击而低落下去的时候,接着就起来。这很明显的证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不能解决中国封建势力和农民群众的矛盾的丝毫,中国的农业危机的激烈和深入是如何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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