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5)|瞿秋白

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5)

　　五

　　中国现在职工运动里的问题，首先便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和黄色工会的问题。

　　白色恐怖对于一切革命的工会和工人，都是极残酷的压迫，赤色工会不能有丝毫的公开可能——差不多“凡是不反对共产党的，都是共产党；不但不准组织工会，并且就要开除出厂”，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法律。因此，国民党的工会便成为唯一的公开工会，他们独占公开的可能。

　　国民党的工会是什么？中国革命高潮之中，工人群众的斗争，从民族主义的经济罢工（外国工厂里的罢工），进到一般中国工厂里的经济斗争，引起极广大的手工工人和店员的参加；这种反帝国主义总运动里的工人斗争，差不多一开始就同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并且很快的生长而成为直接反对当地政权的（反对军阀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形成政治的总同盟罢工，而近于武装暴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三次暴动[50]是最明显的形式，其实武汉时代湘鄂赣各县的工人运动也都带着这种性质）。既然如此，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汪精卫的陆续叛变[51]，首先就遇见工人阶级方面的严重的仇敌。国民党要转变成为豪绅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反动联盟，要阻止革命的前进，就必须要企图将工人运动里的革命领导消灭，并且将工人运动的领导拿到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所以国民党还没有叛变之前，“谁应当是民众运动的领导者，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一问题已经是两党之间争论的焦点。国民党当时已经在工会之中组织工贼，可是他始终不能用任何别的方法取得工会的“领导权”，除非是用政权的压迫；因此，国民党在蒋介石李济深汪精卫的陆续叛变之中，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用武力解散“共产党的工会”，用组织流氓捣毁工会虐杀工人的方法消灭赤色工会；（二）是用政府（亦就是党部）派遣官吏来“改组”“整理”“统一”工人运动，设立一种专管工人的特殊官厅（某某工会改组委员会，工会统一委员会，工会整理委员会等）——这就是所谓国民党的工会。国民党反动的时候，不能完全消灭工会，回复到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状况，而必须设立这种假工会，——这一部分也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形势，确有工人阶级取得优势而进于工农民权独裁的更高阶段的可能，所以蒋介石等要运用民族的社会的武断主义（例如完全照抄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大纲，来做上海当时工统会的招贴）。用工会的名义来强制工人停止革命而等待国民党实现民生主义。就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受着极严重的打击而低落下去，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当日仍旧继续不断的发生。如果没有这种很快的转向新的革命高潮进行的形势，也许国民党的工会，就永久是简单的一种压迫工人的特别官厅，以至于完全取消。可是，事实上，国民党逼得不能不承认工人经济斗争的合法，不得不把官办工会变成劳资仲裁，调解冲突的机关。所以国民党的工会，就成为压迫工人政治斗争的官吏侦探的组织和强迫仲裁工人经济斗争的流氓工贼组织。这种工会，是没有会员的；所谓工会就是一个官厅党部指派的职员所组织的机关，这些人都是工贼流氓，顶着工会名义来压迫工人的斗争。但是，后来工人斗争实际上极勇猛的不断发生，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又不能统一稳定，引起国内战争和各派国民党政客的冲突，反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卖国的情绪日益浓厚，反对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专制的群众运动尽在酝酿着，——总之，就是国民党“北伐完成”后的绝大失望和革命运动的复兴，使国民党的执政派，连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欺骗力量都逐渐丧失，而对于日益发展的新的工人经济斗争潮流，更是不能希望完完全全镇压下去。于是国民党政府，设法用法律手段限制民众的斗争，例如工会必须登记，开会必须呈报，一切民众团体选举职员必须官厅党部的批准，罢工或示威必须备案等等。这一方面是工人斗争发展的反应——不能完全用屠杀压迫的政策消灭工人的斗争，就不得不用所谓合法的手段来控制民众运动；别方面也是国民党内部分崩冲突的结果，——国民党内发生所谓改组派，并且蒋派桂派冯派[52]的斗争剧烈起来；单是用国民党员名义去组织工会等等的人，未必就是当地政府执政派的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政府在每一区域都要防备自己内部的派别利用工人“捣乱”。黄色工会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发生并发展。黄色工会的特别地位，就是他不像其他的官办工会一样，专门压迫工人的斗争，专用告密、逮捕、开除等的强硬手段，而是对于群众大部分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方法，有时还领导工人做经济斗争，他被群众斗争逼迫着，起来用妥协方法求点生活上的小小改良，以缓和群众的革命化；他在组织上要想笼络群众，例如职员用选举方法选出，讨论工会会务和争论用表决方法的等等；自然，群众反对领袖的斗争激烈起来，无法实行妥协政策的时候，黄色工会也用政府势力来恐吓压迫。黄色工会必定接受国民党部和政府的指导，他对于当地政府，是处于“恭顺的在野党”的地位，和第三党或改组派一样；对于资本家，是向他替群众要求些小利益，以缓和群众的斗争，以合法的和平的妥协方法来消灭群众的直接斗争；如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斗争剧烈起来，他立刻就和资本家妥协，以领导罢工者的资格来破坏罢工。黄色工会发生之后，国民党的工会又多了一种形式，这是阻碍工人革命化而和资本家妥协的工头组织。

　　国民党工会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国民党工会大致可以分做两种：（一）是政府工会，（二）是黄色工会。有时，也可以看见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客工会”，譬如李济深派的官僚，曾经在上海执政，组织了某几个政府工会，经过政变之后，政权移转到蒋介石派手里，李济深派的官僚变成在野的政客，这种政客所把持的工会，也会“发动”工人斗争，去和执政的人捣乱（阎锡山境内的蒋派工会，蒋介石境内的冯玉祥工会等，都有这种可能）。再则，一般来讲，国民党工会（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都带着法西斯的性质和趋势。“法西斯的”并不是简单的“反动”“白色恐怖”的代名词，他正是政府或资产阶级把持“民众团体”，而且总是依据在和政府机关或工厂管理机关混合生长的分子身上，以镇压工人革命斗争而巩固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的统治之一种工具。国民党施行制造御用的民众团体的时候，国民党工会的社会基础，正好是中国的工头和小资本家式的手工业主，或者小股东式的公司职员。

　　政府工会只是国民党御用团体的最初形式，他的组织成分是直接的工贼流氓。这些工贼流氓，在中国的数量很多，向来是职业的刑事犯，同时，也是官厅的包探，而且他们总是青红帮方式的“秘密结社”的头目。他们利用这种秘密结社里的线索，能够控制一下群众。他们也会借着工人斗争的势力，向各个资本家敲竹杠，自己赚钱，出卖群众。他们以强暴的手段和军警的武力，捣毁赤色工会……尽了他们保护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责任之后，在继续发展的群众经济斗争里，不能延长自己的生命，——敲诈工会会员，公开破坏罢工，实行包探职务的情形，极快的自己暴露极鲜明的工贼面目。所以这种工会事实上不是消灭，便是必须转变成某种形式的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的组织，被群众斗争所逼，必然的要从这种公开官吏机关，转变到比较暗藏的官吏机关——黄色工会。流氓工贼的工会职员，本来是极公开的一种政府机关的胥吏。黄色工会的职员便是生产机关之内的胥吏了。

　　黄色工会的组织成分，极大部分是工头。工头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原本是一种差役，——现代拉夫的警察军官也有同等的任务，——清朝监商或者县官办理“工程”的时候，就有这种人包办招募夫役的工作。各大城市发生之后，种种苦力，挑夫，码头工人都有这种工头。并且因为工人都是从农村中新来城市的，他们的工头自然利用同乡的苦力不知道大都市的一切手续规矩，去招募他们，而从中克扣“佣钱”——“抽头”。工厂之中也很多保存着这种包工制度：资本家包给工头，工头经手付工钱，例如一件工作，工头包下来，答应几天可以完工，总共多少钱；此后工头去雇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得多少工钱。资本家可以一概不问了。这种制度的种种变相，可以在最新式的工厂里还保存着自己的势力。现在上海工厂之中：丝厂有所谓“管车”，纱厂有所谓“工头”或“拿马温”（No.1）[53]，烟厂有所谓“先生”，商务印书馆的“职员”，邮政局的“邮务生”……都是这种工头或变相的工头——监工。此外，还有一些所谓“工人”或职员，或者因为同乡亲戚的关系，或者简单的因为自己有些小资本，他们成为那工厂或商铺的小小股东（例如新新公司便有这种店员）。他们亦有工头同等的地位。工头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工厂或商店的管理机关的一部分，而且直接掌着工人的赏罚生死之权，管理机关听着他们的呈报而决定工人工作的好坏和去取。再则，中国手工业的行会本来是业主和工人混合组织的；破产失业是常事的中国，有许多手工工人在两三个月以前还是“独立”的业主。这种“手工工人”的组织（例如广东的广东总工会），一到工人群众斗争剧烈的时候，自然变成反动的，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团体。这些工头，小股东式的职员以及手工业主，便是国民党工会的社会基础；——从“失业胥吏”（流氓）移转其基础于“在业胥吏”（工头），使国民党工会从纯粹的政府工会变成黄色工会的转变。

　　很显然的，这种基础上的改良主义，决不能和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一样。中国资产阶级，那里能够有“额外利润”来形成欧美式的劳工贵族呢？！中国职工运动里的改良主义——无论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都只是中国资产阶级机体之内的一部分，他们只能有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民族高于阶级”，“为民族利益牺牲阶级利益”，“努力生产以富强中国”，“中国只有大贫小贫，要一致对付外国的真正大资本家”，“阶级合作劳资调和”，“服从国家命令，尊重党国威信”等等的武断宣传，便是国民党工会的主义。

　　黄色工会运用这种宣传，并不能取得真正的工人群众。黄色工会最主要的征取群众的工具还是他的官吏地位：在政府系统上，国民党的工会是党部（政府）的一个国家机关，在企业系统上，它是公司工厂方面的一个管理机关。工人群众，一方面受着白色恐怖（杀头）的恐吓，感觉到已经没有每一次经济罢工都可以转变成争取政权斗争的形势，另方面所受的剥削异常之严重而有迫切斗争的需要。于是黄色工会的合法主义，便在群众之中发生一种吸引力。“我们要改良生活，但是要不走出法律的范围”。政府工会要在群众之中取得些影响，他也必须对于工人这种迫切的斗争，加以领导请愿，或者设法调解实行仲裁，使每次劳资冲突有个解决；再进一步就要由工厂里的工头起来调解、起来劝导工人走上法律的轨道，工头自己也借着群众势力争些利益，以为出卖群众的代价，……以至请大家选举工会职员，由党部去批准等等，这就转变到黄色工会。群众对于这种工会就有愿意加入的，因为他不但是“有根的”，而且是可以有法律的地位来领导些经济斗争。凡是群众斗争发展厉害的地方，国民党的工会，就比较快的转变到黄色工会。所以五三惨案以后，上海、北方，随后浙江、福建、安徽等处，黄色工会就急急的起来抓拿群众。也因为这个，国民党改组派才能侵入北方的工人群众，告诉他们：“国民党的主义是好的，但是某某军阀不好，我们可以站在国民党的地位去攻击他，他没有办法”。国民党的改组派这样钻入黄色工会，做这样宣传，并不定在北方上海，但是，因为广东武汉等处，工人斗争比较上海北方发展的迟缓些，所以广东武汉就没有多大的黄色工会。可以说，黄色工会影响的发展，也正是工人群众斗争剧烈起来的反应，——他们竭力在拉住斗争起来的群众，使他们不要革命化。

　　国民党的政府工会有群众没有？亦可以说有，因为，如果唯一公开的机关，可以去告状的，就只有这一政府工会，那么，群众自然要去请求他。这种工会本来无所谓会员，所以说全工厂的工人都是他的会员，也是可以的。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北方初有国民党党办工会的时候，群众之中有些工人说：“我们去找那些工会先生，他们是有根儿哩”！什么叫根儿？就是说这些“工会先生”是和新来的国民党军阀有关系，说起话来，在资本家和官厅方面是占面子的。至于黄色工会，或者在野政客（自然都是国民党员），能够鼓励起小小斗争，根据国民党的法律说话，甚至还请“工友们”大家来商量表决，那是更可以利用解决目前的迫切要求。所以政府工会有时也能欺骗群众，因为他自己“是官”。黄色工会，也能够抓拿群众，因为他至少是“绅”。黄色工会对于官厅站在“尊敬的在野党”地位，对于资本家处于讲价钱的工头地位，他们的合法主义，对于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自然比政府工会有更大的危险。

　　现在否认国民党工会有群众，——同样是共产主义的夸大狂，和革命时期认为一切中国工会都是十二分的共产主义工会和产业组织的工会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是国民党工会之中，自然还有很多纯粹的政府工会，可是许多地方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国民党整理工会委员会，国民党指导工会委员会，国民党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等类的机关，以及他们所指派的工会机关，都相当的转变到上述的黄色工会的作用；上海所谓七大工会（商务，邮政等），工会行政虽然相当的独立，而在政治系统上，亦是直接受国民党党部指导。这种工会，企图组织群众，而控制群众的斗争。这种工会的性质，实在是法西斯的组织。有一个外国字，叫做“混合生长”（Srachevanie），西欧的共产党现在说：工会官僚和国家机关及财政资本混合长生起来了，所以社会民主党转变成法西斯的派。中国的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呢？他的社会基础，原本是中国资产阶级，以至于外国资产阶级企业机关里的管理员（工头），原本是官厅政府的小官吏（包探和党部委派），原本是工厂和公司的小股东，原本是店东业主——受银行钱庄所支配的“最小资本家”。红利分配制度，阶级调协主义，是这种人天性里生成的“理想”——是中国资产阶级顺手得很的社会武断主义。中国黄色工会的工会官僚，是“天生成的”，是现成的，是已经和国家机关及资本主义“混合生长”着的东西。

　　所以黄色工会的发展，并不是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稳定而开辟民主自由时期的征兆，并不是赤色工会可以走向经常合法的存在前途的标志；而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方面，在新的革命高潮和剧烈的阶级冲突的前夜，收集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己的战士，准备决一死战的“筹备事业”。革命高潮到来，阶级冲突扩大范围的时候，这些黄色工会也就要比一九二七年间的流氓工会，要更加有组织的更加周密的更加残酷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压迫政策——执行豪绅资产阶级的命令。现在，每次罢工斗争之中，每次劳资冲突之中，黄色工会已经是比政府工会，“更有组织的”，更能巧妙应付的出卖工人；现在，中国的黄色工会已经发狂似的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工人，时时实行告密：逮捕革命工人，开除革命工人等等。黄色工会的选举必定要国民党批准，如果群众推选革命分子，立刻这些革命分子就有被捕和开除的危险（今年五卅之后，上海邮务工会要转到赤色工会方面来的时候，立刻就被解散改组）。所以黄色工会在群众里的“影响”，并不单在于他用欺骗的方法笼络群众，而同样也因为有政权的威力在他的后面。赤色工会的任务，最主要的便是和这种黄色工会争取群众，暴露黄色领袖的真面目，组织上巩固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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