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瞿秋白

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讲（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九日）

　　我以为共产国际中右倾的危险不仅从关于西欧的一般政治问题中表现出来，不仅从宗主国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他方面，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还走得更远。我们如果拿关于战争危险和第三时期[1]的矛盾等问题来看，则右派机会主义的政纲有一部很好的中文译本。

　　中国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以为中国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狂热发展的时代。甚至成立一种理论，认为“工农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有广大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人们甚至于说：中国不仅有资本主义发展，而且也走上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第六次大会[2]时，英国代表也谈到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时候，也表示这种见解。我认为英国同志现在也还未远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嘱咐他们的地方党部去研究那英国代表团所附加于大会关于殖民地的提纲的修正案。他方面，如果殖民地和宗主国机会主义者，以为第三时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恢复时期”，那么战争危险和国际矛盾加剧就成了问题。

　　我们不要相信：右派只停止在这样道路上而不更向前进。在法国，有一些同志以为法国帝国主义是退兵的，帝国主义者是要和平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减少的。在中国，机会主义以同样方式提出战争危险问题，而推论说：美国既然借二十万美金给“南满铁路公司”[3]，可是美国有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以剥削中国的意思，可见国际资本利益这样结合起来，太平洋战争的恐吓是要减少的。我们知道，最近，人们认为英国工党[4]和日本自由派上台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新时期开始，自然人们要相信：这样，在某种限度之下，可以促成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

　　我们应该说：这种轻视战争危险的倾向，也存在于反苏联战争的问题中。人们肯定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都不愿意战争和骚乱，因为这将妨害了合理化的实现，资本主义状况的改善，帝国主义者地位的加强等。人们由此推论说：至于苏联，则资本家是不会对它宣战的。对于中国问题，也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危险。人们肯定说：中国有内乱，已将近二十年，大家都愿意和平，帝国主义者将控制中国军阀扰乱，他们将容许工商业发展，因此中国工业将有依照资本主义进化道路而发展的可能。

　　所有这些见解归结于：在西方，将有一个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时代，而在东方，在殖民地，则将有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之可能。事实上，在殖民地是完全相反的。只要看一看关于印度的几种文件，就可以知道：在印度所发生的绝不是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英国帝国主义资本之剥削印度，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印度民族资本一天比一天愈要隶属于英国资本。至于中国，我们则有明白的事实。首先，无论关税怎样提高，但中国海关的监督和指导仍像从前一样落于英国人之手。他方面，我们又听见中英有个协定，关于派遣中国学生赴英国学习军事的事情和此协定已经签字的消息。英国在中国南方帮助建筑粤汉铁路和两广间的汽车路等，这不仅是要扩大市场，增加商品销路和采办中国原料，而且有一个军事战术上的目的。所谓英国人来“创立强有力的中国海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这乃是英国的一种武装力量，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力量。

　　至于日本，我们很明显看见：无论政友会[5]上台或民政党[6]上台，总归是一个样的。日本总归要实行一种政策，即加强其在满洲的军事基础，一部分也加强其在内蒙古和鲁直二省的军事基础。现在，人们宣称说：日本要召集一个太平洋会议，在此会议上，“日本代表将军事观点和经济观点上证明满洲不应该属于中国而应该属于日本，因为如果不然，日本将受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恐吓。”一切手段，如日本撤退山东驻军和新内阁召回南满的一些官吏，都不改变现状。恰好相反，英国工党政府和日本民政党政府，只用这种手段来掩饰他们对于战争之狂热准备，他们对殖民地，对印度中国等等加紧剥削的政策。

　　至于美国，则应该说：它拿钱给中国，绝没有要使中国工业化的意思，也没有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以发展其资本主义的意思。恰好相反，我们现在所得的一切材料，证明美国要在中国创立其太平洋军事基础，因为美国资产阶级比一些共产党员还更知道：没有战争是不能夺取英日的中国市场的。至于说到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中国内战不要军阀战争的一些见解，则最近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见解是错误的了。

　　恰好相反，英国和日本公开的或秘密的帮助中国几派军阀，并造成国内新战争的条件。应该说：自从蒋介石战胜桂系以来，南京更加受美国的影响。但在同一南京政府内部却有英、日、美三国为夺取对这政府之霸权而起激烈的冲突。这就造成了内乱发展的一切条件，而非造成统一中国的条件。英国和日本都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都不容于中国统一，都以种种方法帮助中国军阀及其战争，为的要夺取中国新地盘并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

　　不仅英日如此。甚至德国，甚至现在一般人所称为贫穷帝国主义国家的德国，现在也宣言在中国要有德国租界。南京政府的德国顾问鲍尔（Bauer[7]）说：中国没有统一的可能，中国要恢复战前制度，即德国在中国要有租界和军事基础。

　　有些中国同志以为现在人们不能说共产党员要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但必须指出：蒋介石和李济深间的战争[8]乃是民主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间的战争，为此之故，蒋介石在这个战争中是代表进步的力量；蒋介石之胜利，据他们看来，使中国有某种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之可能，这样就可造成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即革命的主要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到结论，即：我们虽然不应该拥护蒋介石，但我们应该将蒋介石看做一种进步的力量。他方面，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广大的殖民地，其面前有二条发展道路：第一条是苏维埃的道路，第二条是美国的道路，即由美国资本帮助工业发展的道路。人们说：全世界既然没有革命局势，而中国革命潮流又是低落，则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第二条道路对于殖民地工人或有很大用处，因为工业发展，工资自会增加，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线也自会改善。人们肯定说：为着这些好处，人们可以放弃革命。我们以为这里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所以我请大家原谅，如是我要先说几句关于瓦尔嘉[9]同志。他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在某种程度之下是抬高的，无论如何也是不降低的。如果说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即应该将中国苦力和印度南洋等的工人也都包括在内。我不明白：他说到统计表的时候，为什么忘记这些工人。或者他以为中国本没有一般的统计表，为此之故，在计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时可以将中国从总统计表中除去吗？

　　其次，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问题。在第三时期的过程中，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将发展吗？封建关系将渐进的但必然的消灭吗？这是纯粹资本主义关系即自由竞争不相干涉的关系来代替封建余孽的统治之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倾向吗？我相信这个问题从未曾在任何大会任何全体会议中提出。可是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殖民地的共产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资本主义在宗主国和一部分在殖民地实行合理化，如果资本的输出有增加，人们是否就可以推论说：在殖民地经济中有一种更资本主义的更工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素将必然战胜殖民地的封建余孽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蒋介石就确实是一种进步力量，无论如何他是代表那要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民族资本主义。但我以为问题不是这样的提出。事实上，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愈加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而帝国主义也绝没有专门帮助“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丢弃旧买办和封建力量而不顾的意思。关于印度的材料，说明英国政府倾向于加重对印度资本的压迫。同时英国政府公开宣言：印度土著王公是很可宝贵的，应该保护这些王公，免使他们受“国民会议”或资产阶级的政权的侵害。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关系是很明白的：帝国主义者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为一新的力量，同时正要依靠于封建力量之上，以便巩固其在殖民地的统治。

　　至于经济关系，则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资本能于殖民地发展的限度内，在外国商品竞争，因宗主国合理化关系，能战胜殖民地土著商品的限度内，数量不大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进入生产和投入农业及工业要遇见巨大的困难。下等的和恶劣的资本形式，要非常自然的发展，尤其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要发展。

　　这样就造成了殖民地封建残余能维持存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多少成为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能与封建剥削分子亲密结合之一些前提。所以我以为中国军阀战争这件事实很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中国战争，首先是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之征兆。

　　人们不能将蒋介石和冯玉祥间的战争[10]，看做是一种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划别很清楚的战争。我们看见蒋介石军队是军阀的成分，与冯玉祥[11]和李济深[12]的军队一样。人们说：吴佩孚[13]孙传芳[14]和李济深都是英国的走狗。吴佩孚迫不得已削发为僧并隐匿在寺庙内。但这绝不是说英国势力也迫不得已隐匿在寺庙内了。李济深现在被监禁起来[15]，但这绝不是说英国势力也被监禁在南京狱中，因为两广还有许多旧军阀，他们以前服从李济深，现在服从蒋介石，将来要重新造成独立力量。如果冯玉祥离开中国，但他的右手鹿钟麟[16]还在中国，鹿钟麟形式可以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则还在准备一个新战争反对蒋介石。他方面，蒋介石迫不得已要奉送新的特权给其他军阀，以便得到他们帮助来反对李济深和冯玉祥。这样使中国封建军阀的政权更加巩固起来。

　　必须再指出一件事实，即蒋介石以其代表上海资产阶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格，是要控制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市场的。他讲了许多好听的话，说他是要中国统一，要中国超殖民地化，要确定固定的币制等。民族资产阶级要以此维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并阻止民众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如果人们不能够说中国有宪法的幻想，但“统一”的幻想是存在的。

　　至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帝国主义间战争中或在未来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中之作用，则殖民地资产阶级在这样战争中是要帮助资本主义政府来抑制群众之革命斗争的。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我只举出一件事实。一年以前，胡汉民[17]曾到伦敦游历，随后又到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与基马尔[18]曾经有一次谈话。基马尔告诉他说：你要知道苏联中的回教民族是受苏维埃政府压迫的，而苏维埃政府拟定一个大计划要夺取新疆。胡汉民为此问题曾在南京大作宣传，号召中国的回教徒组织起来，为反对苏联的红色帝国主义而斗争。

　　在第六次大会时，我曾经说过：蒋介石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民族法西斯主义”。这次全会中对于法西斯主义曾有许多辩论。我将不能参加这个辩论，因为时间来不及；但我只说一点：即当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拿到政权时，它绝没有依照民主主义教科书中一条条实行的意思。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指导中间，有某种“不平衡状态”存在，即我们在这里写布尔塞维克的提纲和议决案，而人们在那里只读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说：资产阶级要民主，而封建势力要君主。照这些教科书说来，如果资产阶级拿到政权，它必然是要民主的。

　　但事实却另是一种样子。武汉政变[19]之后，有一个时期中一些共产党员还希望：纵然不是蒋介石，至少也是汪精卫[20]，一定会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制，允许中国共产党得以合法手段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他们希望这样就可以得到“安心建设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之可能性。但过了几天以后，人们看见：不仅蒋介石，而且汪精卫和邓演达[21]也直接拿取武器并开始残杀工农。还有一层，南京政府热烈的欢迎意大利的法西主义，聘请意大利顾问到南京来。我不晓得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是法西主义不是？称这个为法西主义，在科学观点上也许是错误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尚未拿到政权的印度，已经开始以民族和社会的虚伪名义拿恐怖和专政的方法来压迫工农运动。

　　我们必须注意，既然知道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等垄断资本的统治，已开始变成“社会法西主义”之公开专政，那么帝国主义的政权，垄断的财政资本的政权，在殖民地，必将由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者究竟将帮助民主资产阶级之议会政制呢，还是维持那资产阶级占有重大作用之恐怖的和专政的政制？我以为应该以肯定的方式答复我所提出问题之第二部分。

　　其次，如果在大的殖民地，譬如中国印度及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明白反革命的力量；如果殖民地资产阶级有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如果这个资产阶级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那么我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团，如汪精卫、邓演达、“独立同盟”（少年Nerau[22]），及其他政团，就有西方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作用。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公开的恐怖政策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之明白背叛民族独立斗争，将使资产阶级不久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于是资产阶级左派就拿和平主义的和假革命的空话来掩饰资产阶级的这种政策的真面目。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团，将努力抓住群众，将欺骗群众并将以此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自然，我并不是说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只是说其优秀分子，其所谓领袖，他们说要革命，但不愿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这些分子的作用，将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危险，所以我们必须有个完全恰切明白的态度对待他们。可是右派机会主义者却继续坚持有创立一个“民族革命党”之必要，就像以前他们主张工农团体加入印度的独立同盟一样。你们不要惊奇，在中国无论白色恐怖怎样厉害，仍还有些共产党员主张现在应该恢复与汪精卫陈公博[23]的同盟，因为不这样做，则我们太孤立了，太脱离群众了；他们又主张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帮助者，一个同盟者。总之，右派机会主义者宁愿与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愿与农民联盟。他们的策略就在放弃对于工人斗争独立的指导，就在放弃那为争取土地革命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就在适应于资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民主化”之前途。

　　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怎样呢？一切事变、战争和危害五千七百万人以上的饥荒，证明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大多数人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困苦的，但其领导分子则惧怕共产主义甚于帝国主义。在这一点，汪精卫的一篇论文之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即：《我们是在夹攻中奋斗》。小资产阶级将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将社会民主党左派或波兰社会党的作用，即他们高喊革命，他们抗议，反对南京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所有这些呼喊和抗议，只为得要欺骗群众。他们纵然也能使反动派营垒内部组织发生相当的涣散，但他们总是遮掩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真正作用，以及民族改良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真正面目的。所以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些领袖，反对殖民地中小资产阶级的煽动分子。

　　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之中轴，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我们十分知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此问题取什么态度。但这里，重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配合起来，那么我们究竟要趋向农民中哪种分子呢？有些人还以为在殖民地中农民整个的是无知的群众，可以完全跟着我们走，是整个赞成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另有一些人看得更远些，他们肯定说：我们应该联合富农并与富农一致行动来摧毁地主的封建制度。人们肯定说：只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一个民主专政，而不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若没有富农，则专政立即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内存在有这种倾向。

　　但他方面，另有一种形式提出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南京政府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富农的政府，所以我们的任务就只在组织雇农并从事于“纯粹的阶级斗争”。任何封建残余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就像托洛茨基[24]所说一样；这个革命，当其他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都被推翻时候，是要爆发的。这样的提出土地问题是很危险的。我必须斗争以反对这种路线。自然，英国人、美国人及其他帝国主义者，要经过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中介，努力促成富裕农民的发展并倚靠在经济力强的农民身上，而且他们有了这一类的企图。但有些同志从这个理论推演出来，说在中国和印度，斯托雷宾[25]的路线，比俄国更易于发现，因为反动的富农力量，在这些国家内是现成的。所以我们有一种前途，即在中国和印度农村当经济力强之农民不停的发展的限度之内，农业在工业化和合理化底下还能够更强大的发展。根据上述理由，我们的同志做出结论说：“农村平静下来，农民的战争将迅速的消灭，因此土地革命问题就要退出议事日程了。结果，他们走到“经济主义”，即是说在农村中只可从事于经济的斗争。中国党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毫无足怪的，因为自从革命失败以后，自从我们得到一切教训以后，对这个问题还存在这些模糊的观念。据我看来，我们应该认定在一切殖民地中正有一个土地革命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国家的革命，目前正活动于各种矛盾基础之上：

　　首先是广大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中间的矛盾。

　　其次是农民和地主封建势力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国家革命之出发点。自然，我们绝不惧怕殖民地农民之分化过程。这种分化帮助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更接近于城市无产阶级。我们不应该光只攻击大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几千线索与封建残余结合起来，积极的反对土地革命，不能够实现任何重大的土地改良——我们还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小地主，我们不应该离开这条道路，而将他们看作农民。其次我们也应该攻击富农，纵然他们现在参加反军阀和反地主的斗争。我们应该反对富农，不仅因他们是反动派，他们一般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坐探，而且因为他们在全国有汪精卫谭平山[26]等的作用。他们有时也领导农民斗争，以及对捐税，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狡诈，因为他们要藉此表示他们也在企图领导贫农至于胜利，而不像共产党员要没收贫农的土地。我们应该攻击这些富农以领导农民基本群众反对捐税等的这些运动。

　　在一切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努力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成为独立力量。这是在二十五年前就说过了，而现在还是正确。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唯有用这个政策去对待富农，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联合农民。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必须与贫农联合起来，并在这基础之上巩固我们的领导，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的领导。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步骤，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并非要在殖民地先为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争斗，然后再做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有权利可以像列宁对俄国革命转变问题那样的说：我们利用农民对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并非为帮助富农来打击农村无产阶级，而是为能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向前走上社会主义革命。

　　原载《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1期

　　注释

　　[1]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2]第六次大会，指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

　　[3]南满铁路公司，即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一个机构。1905年日俄大战后，沙俄将其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段及从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全部让给日本。1906年日本政府开始筹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4月正式开业。1945年9月停业。

　　[4]英国工党，1900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名义成立，1906年定名为工党。工党早期的领导人为凯尔·哈第、拉姆齐·麦克唐纳等，他们奉行改良主义政策，后来加入伯尔尼黄色国际。工党自1924年起，同保守党轮流执政。

　　[5]政友会，又称立宪政友会，1900年8月由宪政党、宪政本党和帝国党合并而成。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犬养毅等先后担任总裁。它是一个代表地主、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曾多次在日本组阁执政。1940年7月解散。

　　[6]民政党，又称立宪民政党，1927年创立，同政友会并列成为日本战前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滨口雄幸、若槻礼次郎、町田忠治先后担任总裁。1940年8月解散。

　　[7]鲍尔（Bauer，1864—1929），今译鲍惠尔，德国陆军军官，退伍后来华，1927—1929年间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8]蒋介石与李济深之间的战争，指1929年3、4月间发生的蒋介石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9]瓦尔嘉（Jenö Varga，1879—1964），今译瓦尔加。1919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20年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瓦尔加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写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

　　[10]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见本卷第376页注⑩。

　　[11]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12]李济深，见本卷第11页注⑩。

　　[13]吴佩孚，见本卷第59页注11。

　　[14]孙传芳，见本卷第64页注53。

　　[15]李济深被监禁起来，指1929年3月21日，李济深在调解蒋介石和桂系就湖南问题的矛盾时，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

　　[16]鹿钟麟（1886—1966），字瑞伯，河北定县人。时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委员、代理西北军总司令等职。

　　[17]胡汉民，见本卷第62页注32。

　　[18]基马尔，见本卷第162页注⑥，第276页注⑤。

　　[19]武汉政变，见本卷第64页注54。

　　[20]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21]邓演达，见本卷第20页注②。

　　[22]独立同盟，又称独立联盟，印度国大党内的一个派别。1928年11月，国大党内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鲍斯为首的一部分激进分子，在德里成立印度独立联盟。其纲领是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并在社会平等、经济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印度社会；同时，规定该同盟在组织上不脱离国大党。

　　[23]陈公博，见本卷第21页注⑥。

　　[24]托洛茨基，见本卷第60页注18。

　　[25]斯托雷宾，今译斯托雷平，见本卷第97页注⑨。

　　[26]谭平山，见本卷第20页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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