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立三的信|瞿秋白

致李立三的信

　　致李立三的信(1)（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立三兄：

　　你给我的信到了很久，但是，我直到今天才有功夫写回信。此地的“无事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我的病是很有忧虑的。从去年九月会[1]完之后直到今年四月初，我简直是疲惫的不堪。现在，住了一个半〔月〕医院回来，觉得好些，总写些东西，译些东西。对于中国问题，有很多可以写的。现在，要尽可能的复你这封信，只能算是例外的——以代序言吧。

　　你的信的结论是说：我那篇《苏维埃中国万岁》[2]是有些过分估量。所以，首先我要说明的就是——中国革命前途的总问题与每一时期政局估量的个别问题，必须分开。我重新读我那篇文章，证明我所记忆的是不错；我那时（去国际六次大会之后）是并没有写到政局估量的问题。因此，我那篇文章之中根本没有估量过分或不足的问题，而只是指出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结论——向着新的革命高潮进行是总前途。

　　这一问题，显然也不是你信中的主要问题。你信中的主要问题，当就是军阀混战与民族改良主义的问题。

　　一

　　军阀混战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中心问题。辛亥之后[3]的十八年，每年必战，每省皆战。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陆荣廷、岑春煊与孙文之联盟而反对袁世凯之战[4]，有没有阶级的经济的背景呢？当然是有的！现在蒋介石与桂系之战[5]，有没有阶级的背景呢？当然是有的。至于广州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武汉北伐（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及南京北伐（一九二八年二月），都是确有阶级的经济的背景，那更是不用说了。问题是这几期军阀混战的背景之间，有甚么样的区别。

　　这封信竟是不能详细的说了，——将来研究中国的一般问题中，总有机会的。现在只说我那篇文章里的原意，那里写着：“国民党之内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和各派各系豪绅军阀的地盘主义，永世是在互斗——既不能统一，也不能改约。”这是说，国民党统治代替了北京政府[6]之后，军阀战争的背景，还是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互斗。但是必须注意的还有几点：

　　第一，资产阶级的倾向与豪绅地主的倾向之间的斗争，只是战争之一般的大致的主要的因素；同时，仍有各派各系豪绅地主军阀之间的小战争（如四川云贵现在已有的战争及将来可能的其他战争）。

　　第二，资产阶级自身的弱，使他不能不依据封建性的军队，所以一则中国并没有纯粹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蒋系的势力即其一例），二则也就没有鲜明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两大营垒的分划，三则因此就不能说：“如果买办阶级保有政治的优势，或进而有全国的统治，于是军阀制度完全保存，则无法消弭战争，无法求得稳定。如果资产阶级仍能战胜……则可以开稳定的道路。”

　　第三，军阀混战在现时仍旧含着反映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互斗的作用，仍旧含着经过各军阀而扩大各国势力范围之作用。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固然必定与商业买办阶级相结合；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也已起而代行买办阶级的使命——他本身已成新的买办阶级，在新的方式之中实行买办的作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事，就是经济上例如上海面粉工厂是用美国的麦，丝业机织公会反对重征人造丝的税。再则一般大资本家，以至工业家，大都是有大批内债借给军阀和政府，他们愿意帝国主义者监督财政，以关税收入来担保内外债）。

　　因此，中国军阀混战的性质，一是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亦就是与当地地方市场（如广州、武汉、天津……）之商业买办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军阀之间互争地盘的战斗；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有民族范围（全国范围）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与某部分豪绅地主性的军阀联盟，而要摧抑代表地方市场的别部分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离心力的趋势之战斗；三是为英、日或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以求巩固其势力范围，扩大其势力范围，或夺取的新的势力范围，以至增高其对华的一般影响之战斗。

　　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在这战斗之中的作用，正和帝国主义战争中社会爱国主义的作用相类似。对于他，必须各方面的极通俗的在群众中宣传反对。至于说现在的战争是两种前途的战争：一是豪绅买办的前途（加紧对农民剥削与发展帝国主义的商业），二是资产阶级的前途（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及关税自主等的排斥帝国主义势力），那就是过分重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简直是说这种战争即使没有革命的作用，至少有进步的作用了。

　　问题正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不依附于某一帝国主义（美国），不能不依靠某些部分的豪绅地主买办，去争所谓资本主义的前途。于是这种斗争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成新式的买办，自己成为维持封建关系的势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一切环境，使中国资产阶级自始即不必用所谓革命的手段（民众暴动），亦不能用和平的手段（立宪民主），而是不能不用军事的手段（战争）去与买办地主阶级争卖国权（中央政府之建立与被承认）。

　　所以，此次国际致中央的信[7]里，有一句话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些同志，偏向于单方面的认定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长期延期的，是很不对的。一般而论，理论上当然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有延期几年之可能。但是，即使如此，要有一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而不经过国内经济机体极深切的震撼（农业危机的加深，极大的饥荒本国工业的各业恐慌），不经过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剧烈，不经过军阀之间的武装冲突，不经过无产阶级之巨大的阶级战斗，不经过农村中之新的农民暴动），——亦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这是可能的，那就是极大极大的错误。……”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上，他的所谓资本主义前途，是不能不以战争去争取的。中国资产阶级不是要改良发展农民生活，他亦不能用美国的金元制造出土地来分给小部分农民（如俄国斯托柳宾的政策[8]）以造成富农领导的安分的乡村，他只能以战争的冒险，以求消灭国内“多余的人”——兵匪。“不能使地多出来，那就只能使人少下去”——这是客观上资产阶级肃清中国资本主义式市场的发展前面之障碍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如果说资产阶级要的是“和平发展之方法”，而豪绅买办是要战争，那么，这种解释是容易引到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如果说，资产阶级派的军阀战胜了，就会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实行关税自主等了，那么，这次蒋桂战争之中蒋如果胜了，那就中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和发展就开始了。——虽然你的立论及中央卅号通告不至如此，然而简单化之后，必然如此的。

　　二

　　民族改良主义问题是中国革命里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五卅[9]时就认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他只是要要求帝国主义容许他多得些剥削中国工农的利润，他的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要革帝国主义的命，而是恨着帝国主义惹起革命。对于封建势力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态度怎样呢？我们以前机会主义的教训，正在于对这问题的没有答案！革命的失败教训我们——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要，也不能，并不曾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土地关系及豪绅之地方政权），他只是要取得“汇合集中豪绅地主的剥削所得，而加以组织，以扩大”国内市场（联结现时各自独立，至少是半独立的地方市场）；他的所谓反对封建，亦并不是要革封建的命，而恨着封建关系惹起不断的革命和骚动。（我那篇文章之中对于这点是没有发展的。）

　　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关系，重要的是在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危险，并不仅在于他的反革命性，而尤其在于他的改良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的内容，最完美的最周到的，便是孙文主义了。孙文主义的三大时期[10]说是如何的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从过去历史的经验直到现时的状况，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北伐是军政时期，固然“理应打仗”，故民众“理应”牺牲，为“民族”为“革命”而牺牲，北伐终了之后，有人破坏统一，亦是理应打仗。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是“修改条约，关税自主，统一财政和政治，发展交通和工业。”民族改良主义方法，实际上却是利用某系军阀势力征服别系军阀势力的战争。政纲与方法之间只有表面上的冲突。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只要将他的作用分两方面来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是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是预先答应造所中国的天堂，和平秩序，以及将来的——来世的——民权主义，富国强兵，甚至于“世界大同”，人人饱暖（民生主义）。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既是时时要钳制群众，压迫阶级斗争，（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又不能不依附一部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力量，以反对其别部分，那末，真正减轻些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对华压榨，真正的扩大国内工业的市场，真正实行财政交通的统一等等，都是不能实现。他的改良政策处处要遇见封建势力的强有力的抵抗（不仅是桂系[11]或西山派[12]等显而易见的抵抗，还有每一县每一府每一军队，每一小市场上的投机商与垄断原料的豪绅）。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自身所用来达到这所谓“改良”的目的之手段，正就在随时随处复活那帝国主义所能凭借的封建势力。所以，如果讲到这种民族改良主义实行上的作用，那是非常之少的，并且是不容过分估量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个月间的休战状态，南京蒋介石等的裁兵、理财、统一交通、修约、增税的努力，固然显而易见的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倾向，但是同时也非常明显的是制造新的战祸，立即重新破坏其所达到的“商业之相当恢复”等等，不论蒋及南京之胜败如何，这次战争，以及以后的种种战争，必然随处增加封建势力，增加帝国主义对华的影响。

　　别方面，正因为资产阶级只能凭借某一军阀势力，希冀“打倒别一派军阀”，实际上是消减这部分军队而扩大些地盘——商业周转及税捐作用的改变，可以利于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自身是要挑动战争，要利用战争的。中国一般的经济条件之中，这种“国内”战争是不能避免的。于是民族改良主义，便□[13]为战争的名义。资产阶级利用如此的名义，来遮掩他是战祸罪魁之一的实际。他要使民众相信：民族改良主义的“天堂”实在是很好的，障碍这天堂之实现的，就是某派某派军阀，所以非打不可。著名的“等待主义”是有历史的经济的根源的。等北伐，等东征，等统一，等灭桂，等……等……工农民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在革命失败之后，受着屡次摧残之后，可以对于国民党存有幻想的缘故，正在于资产阶级传播这种“等待主义”。如要造成并巩固群众的等待主义，南京政府的土地法、劳动法，以及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在野态度”，反对桂系的扩大宣传等等，都有相当的作用的。所以讲到民族改良主义之蒙蔽工人阶级意识以及一般民众的政治觉悟之作用，那是一定不可以估量不足的。这次战争的爆发，所以一方固然证明给群众看看。国民党的统一等类之虚假和不稳定，别方仍旧会维持对国民党的幻想。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工人阶级，有坚决明显的对于战争的态度，能使工人阶级能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反对战争的领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更不用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内，都不是机械的分化清楚的。德国一九一八年革命[14]之后，列宁尚且说：“德国民族分化为阶级了么？从此没有德国民族了么？——不然的，德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还很大呢。”我们的责任是排斥清除这种影响。中国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之中存在着很深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必须各方面经常的认为一种中心口号在宣传，详细的通俗解释，正是宣传，还不是鼓动。中国民众是在破产失业和“休息”“希望”的交换状态之中，这种交换的次数还多着呢？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他们，只有这种领导能保障他们反对豪绅资产阶级之联合统治的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阶级意识，及其艰苦坚决的斗争是准备武装暴动的第一前提。要在这个方向之下的争取群众是总的路线。

　　三

　　至于“官僚买办”的问题，如果由我上面叙述之中看来，可以不用多所解释。误会大概是由术语的关系。

　　一、我所称为“官僚的买办阶级”是专指盛宣怀[15]式的官僚——满清士大夫的统治阶级，及其变化的代办帝国主义所经营的铁路、矿山、邮电，外债押款等的官僚，外国文的术语，是国家性的买办。袁世凯以来的北京政府，是继续这种统治。

　　二、国民党的消灭北京政府——正统政府，就是豪绅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正统。官僚的买办阶级之消灭，简直是自然崩溃的，因为他的经济基础是没有了，他自身蜕化了。张作霖时代的北京政府[16]，已经是相当的换了性质。至于新的豪绅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当然从新要来接任——接这国家买办的任务。这两种国家买办的区别，在于盛宣怀是，“由绅而商”的，宋子文[17]却是“由商而绅”的。美国帝国主义所以特别在现在能影响南京政府，不是偶然的。

　　三、至于狭义的买办——上海十里洋场上的买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经商”的陈廉伯[18]式的买办，以前就多分趋向于霸占地方市场的，现在还是地方性质较重，所以桂系一类的豪绅地主是与这种买办相密接联合的。

　　我的本意，决不是说现在就没有买办了。这是很明显的。不过中国最近五十年历史的研究，要求我们深切的了解“官僚的买办阶级”的意义，例如解释陈廉伯、冯自由[19]以至张继[20]等之反对北京政府是甚么理由。国民党叛变之后的仍非消灭北京政府不可的原因。

　　四

　　汪精卫[21]、陈公博[22]的问题，是很有趣的问题。你既承认北伐完成之后的南京政府——五院政府[23]，仍是封建豪绅占着优势，既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而参加了这一政权，他仍是受逼迫的状态，他不得不与封建豪绅冲突，那么，很容易明白：汪陈改组派[24]是他政治上的工具。汪陈改组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上层小资产阶级）是很明白的。重要的是他们很像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则现实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参加着政权，已经有“自己的”力量和方法在发展生长到与帝国主义（美国式的）相适应的道路。这道路是战争、饥荒……是工农群众之大大破产、穷困、失业，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受榨取，是店东小资产阶级——“穷绅士”的大半“堕落”。汪陈与施存统[25]之类东西，便一方表示努力替资产阶级“设法”改良其道路，为之摇旗呐喊以反封建，别方客观上代表这些“堕落者”之呼声，说甚么民权斗争，说甚么“以民众为重要”，“不要民生，也就不革命了”等等。他们这些派别的活动，一方面是表现客观上革命危机是在生长，别方面要求无产阶级之坚决努力的斗争以争取群众。

　　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要求”改良农民生活等等……，而实际上中国没有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二五——二七的经验是如何呢。土地革命与资产阶级在中国是这么样的两件宝贝，他俩个完全是为要当夜谋杀亲夫而结婚的！

　　五

　　最后，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我是引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这是指着一般的革命总前途的问题。至于党的工作方面，自然反帝运动是会有单独的。但是，讲到前途问题，和总的革命估量问题，便绝对不能说：不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解放农民于异常苛刻的租税之下，而能解放中国。“反帝斗争，决不能和力争土地的斗争分开”。国际第六次大会时，美国党的右派彼彼尔[26]（现在快要开除了）便反对这一句话。大会将他骂了一大顿。我的结论，是指出这是脱落茨基的关税革命论。同时，这也是以前联合战线应用时，错误之最大根源。这有党纲上战线上的总意义。这必须详细的解释成为一般党员及工人群众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共同认识。史太林[27]为着这句话，曾特别写信到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委员会里。

　　写着太多了，下次再详说吧。我那篇文章原意是要综合两次大会的结论与议决而加以解释，但是写出了太简单太匆忙的东西。可以不登载，不发表。这封信也是和你闲谈。党内政治上的问题是有许多许多理论上实际上需要解决的。要十分的努力和研究，要教育和宣传。我们人力是如此之少呵！

　　元宝如何？代我致意。华[28]现在只自力读俄文。我俩的身体都不好。尽此天年总觉时日之不足。兆征之死[29]真使人魂堕。愿你珍重。不尽不尽。秋白，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注释

　　[1]去年九月会，指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5日，在执委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后又成为政治秘书处成员。

　　[2]即《苏维埃的中国万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论中国革命》，已收入本卷。

　　[3]辛亥之后，指1911年（农历辛亥年）辛亥革命之后。

　　[4]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民国”为“洪宪”，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发起护国运动，广西陆荣廷同岑春煊树起反袁旗帜，1916年3月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派人在广东、上海、山东等地组织中华革命军，武装讨袁。

　　陆荣廷，见本卷第117页注⑥。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桂林人。清末官吏。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因反袁被免职。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拉拢桂系陆荣廷反对袁世凯称帝；又与梁启超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1918年参加护法军政府，同桂系排挤孙中山，任主席总裁。

　　袁世凯，见本卷第21页注⑨。

　　[5]蒋介石与桂系之战，即蒋桂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6]这里指的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北京所建立的政权。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他们争权夺利，相互混战。北洋政府先后为皖系、直系和奉系所控制。1928年6月，张作霖撤回东北，途中被炸死。从此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政府结束，北京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

　　[7]指1929年2月8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已收入本卷。

　　[8]斯托柳宾的政策，斯托柳宾，今译斯托雷平，见本卷第101页注⑨。斯托雷平的政策，指1907—1911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了把富农经济培植成为沙皇制度在农村的支柱所实行的“土地改革”，颁布新的土地法令。

　　[9]五卅，即五卅运动，见本卷第60页注19。

　　[10]三大时期，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见本卷第81页注35。

　　[11]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一派军阀势力。

　　[12]西山派，又称西山会议派。见本卷第61页注28。

　　[13]此处一字不清。

　　[14]德国一九一八年革命，指这年11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工人、水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篡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结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15]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近代买办官僚，先后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的信任，把持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煤矿、铁路总公司等实业大权。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策划“铁路国有”，酿成保路风潮。武昌起义后被清廷革职。

　　[16]张作霖时代的北京政府，指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由奉系支持的段祺瑞执政府和1927年成立的以张作霖为大元帅的安国军政府。张作霖，见本卷第15页注④。

　　[17]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长期在国民政府内任职。先后担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职。他利用长期掌握的财权、政权，扩充资本，同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被列为四大家族。

　　[18]陈廉伯（1884—1945），字朴安，广东南海人。广州英国汇丰银行买办。1916年起充当“粤省商团军”总团长，1924年发动商团叛乱。叛乱被平息后逃往香港。

　　[19]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广东南海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多次与谋武装起义。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机要秘书。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后赴美洲，任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反对同共产党合作，被开除出党。是有名的国民党右派。

　　[20]张继（1882—1947），字溥泉。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04年同黄兴创办华兴会，1905年参加组织中国同盟会。后曾一度倾向无政府主义。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1925年起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投靠蒋介石。

　　[21]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22]陈公博，见本卷第21页注⑥。

　　[23]五院政府，南京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五院组成。

　　[24]汪陈改组派，即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又称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冬由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等发起成立。鼓吹要“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该派以汪精卫为首领，曾多次策划和发动倒蒋活动。1931年初解散。

　　[25]施存统（1899—1970），又名复亮，浙江金华人。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23年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大学教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26]彼彼尔，真名波加利，见本卷第97页注⑦。

　　[27]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28]华，指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时在莫斯科。见本卷第278页注①。

　　[29]兆征之死，兆征即苏兆征，于1929年2月25日病逝于上海。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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