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伍豪同志|瞿秋白

致伍豪同志

　　致伍豪同志(1)（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

　　伍豪同志：

　　我旅行到巴古（Baku）[1]，已离莫[2]将近十日，除俄报外别无消息。然估计此信到莫，你们或已在准备返国。此次任务重大之极，回想来时，不能不说：两次大会[3]所给我们的确是不少。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的广泛的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很可恨。

　　政治上的认识，我自觉“自信力”增长很多。党的政治上之生长是异常的明显，两次大会之中，至少使一般参加的同志，得到了更深的了解。我在动身时曾经匆匆忙忙的和你谈过，现在仍想再写一遍。

　　（一）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的建立。最近的消息，又说上海有米店店员罢工，一千余米铺歇业。如果再记起上海七大工会[4]率领“三百余工会”赴宁请愿事（声言反对工整会[5]），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中国职工运动的确有复兴的征象。问题只在我党如何去运用“工厂委员会运动”（赤色工会[6]支部的信用，黄色工会[7]中之党团作用……以至“女工会议[8]运动”）等的新的工作方法，而取得工人阶级中之群众基础，不放过任何琐屑细小的厂内厂外之劳资冲突，工人与当地政府（警察、巡捕）之冲突——大规模的发动日常之政治经济斗争（争工会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加资减时，反对开除，要求□□[9]条件等）。职工运动中，现在应当竭力注意的是两种可能的坏倾向：（一）是空洞的否认国民党及黄色工会之影响——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即政府）官办工会虽无积极的影响，但有消极影响，他能威吓住群众，可利诱极少数工头领袖；黄色工会表面上对国民党处于反对派（opposition）的地位，尤其能蒙蔽群众。（二）是回复到纯粹的旧方法，就是不做群众的党团工作，而只做“制造领袖”的工作（如少奇同志以前的说法）——这亦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在群众之中始终不能有党的作用，始终不能真正有党的组织的基础。我们的任务正在扩大党所有的政治影响而在组织上巩固之。

　　（二）争取群众的意义是收集力量，尤其是争取城市的意义。城市之中——政治的中心与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之中，我党的力量客观上有极好的条件可以生长扩大。问题是在工人阶级如何运用农民的力量来减轻自己斗争中的困难。工人阶级争取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这是总的目的。一切日常斗争都是以发展这一革命斗争为目的。既然如此，则工人阶级必须同时收集农民的革命力量。中国农民现时的斗争（从苏维埃区一直到红枪会、大刀会[10]），都是动摇豪绅资产阶级政权而积聚革命力量的斗争，工人阶级不能不很肯定的很正确的去领导他们。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但是，政治中心——城市的革命高潮未到相当程度时（指上海、武汉、广州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别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11]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而称为无政府党的轻视态度，是足以使党走到极不正确的道路上去的。

　　（三）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看来是正在深入而扩大，当然，他不能有和“五卅”的同样形式，可是他的发展，正是调动广大的群众，更加深入阶级的分化。上海学生反对官办的学生总会，最近在法界[12]示威，都可以证明。新的高潮中，反帝的成份可以成为导火线，这是无疑的。同时要注意新高潮的发展必然很快的成为阶级战争的形势。现在客观上凡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工、农、兵士和贫民），都在反对军阀（国民党）的互斗及战争。群众反对军阀的斗争——抗税、欠饷等斗争，将来会变成直接推翻政府的战争，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将能保证这一斗争的胜利。所以宣传武装暴动是需要各方面的注意。

　　（四）党的任务在组织上我不必详说，主要是建立、巩固工厂的支部，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流毒。必须根据两次大会期间的决议□□[13]反对盲动主义及复活的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

　　（五）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我将在最近两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一）马列选集，（二）国际经验，（三）国际时事，（四）苏联时事，（五）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宣传宜速进行（和森[14]、仁静[15]可以做，超林[16]也可以做，立三[17]亦可以开始这种工作）。

　　我个人最近三礼拜内将（一）准备一本集子（或两本），重编中国革命问题之小册子。

　　我自己很想即回莫，但我在葛诺兹纳（Grozny[18]）等处做过报告后，有些发病，此医生说我必须赴南俄休养。我将在乔治亚京城（Tiflis）[19]等候国际的决定。如果我来不及赶在你们动身前回来，请你写封信给我。

　　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秋白　九月十四日，巴古

　　注释

　　[1]巴古，今译巴库，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首府，黑海西岸大港。19世纪下半叶起开发油田，20世纪初成为外高加索的工业中心。1928年9月中旬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瞿秋白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到巴库参观访问。

　　[2]莫，即莫斯科。

　　[3]两次大会，指1928年6—9月间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4]上海七大工会，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出现的七个合法工会组成的联合体，包括上海邮务工会、上海报界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上海华商电气工会、南洋烟草公司工会、上海英美烟厂工会。在1927年底至1929年间的上海工运中具有较大影响。曾以七大工会名义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呈文、请愿，阐述有关工人运动的意见，在总体上拥护国民党工运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改良建议。

　　[5]工整会，全称为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1928年5月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出面组织的御用工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清除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势力，解决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之间的矛盾，以利于完全控制上海工运。1928年10月奉命结束。

　　[6]赤色工会，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

　　[7]黄色工会，指国民党和资本家控制和操纵的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8]女工会议运动，是共产党在工厂女工群众中进行的宣传教育运动，女工会议或女工代表会是联系和领导女工群众的一种组织形式。

　　[9]手稿两字不清。

　　[10]红枪会、大刀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⑩。

　　[11]盲动主义，指“左”倾机会主义，它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脱离现实，陷入空想和行动上的盲动。

　　[12]法界，即上海法国租界。

　　[13]手稿两字不清。

　　[14]和森，即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5]仁静，即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当时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1929年后成为托派。

　　[16]超林，即郑超麟，当时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会成员。1929年后成为托派领导人之一。

　　[17]立三，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18]葛诺兹纳，今译格罗兹尼，苏联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首府，高加索北部地区石油中心。

　　[19]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苏联加盟共和国。Tiflis（第弗里斯），今称第比里斯，格鲁吉亚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

　　(1)这是瞿秋白写给周恩来（伍豪）的信，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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