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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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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还存在着“第三党”[70]。这种民族改良主义,一方面表现为殖民地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在真正特殊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第三党”都想带领人民群众跟自己走,特别是想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是:不单是组织工人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广大群众,抓住任何不满情绪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所推行的政策;此外,共产党人还应该为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改良主义而斗争,当然更应当反对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这样做,任何群众工作都不会有成效,因为在“第三党”提出的口号下,我们将只能帮助小资产阶级政党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样,我们只能重蹈过去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就是说,希望无论如何要联合小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合胜于农民的“无政府主义”的支持。单单是逐渐把工人组织到工会里,吸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等等,这是不够的。这样说是对的,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说,“我们争取到群众以后再看是否面临起义的问题。现在就组织农民游击队——这是无政府主义,等等”,那我们就要反驳他:目前,农村到处都在进行农民的真正武装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农民剥掉地主的皮,要么相反,这与那里是否存在苏维埃,或是只有农民队伍、“红枪会”、半宗教性质的秘密组织,是毫无关系的。请看看四川、湖南、江西等省,那里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下一问题应有明确回答:你对为争取土地、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反对军阀的军队而进行斗争的农民持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只有当我们对这个问题持真正布尔什维克态度时,我们才能彻底消灭我们现存的盲动主义情绪。 近期内当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来临的时候,我党的总路线应是争取群众。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集聚力量。它应集聚力量,这不只是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会运动,而且还为了把群众从过去无组织、无计划的起义引导到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只有这样的起义,才能彻底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豪绅和地主的统治,也只有这样,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只有在不仅发生革命,而且革命获胜的时候,只有当革命在个别省的主要中心获胜,特别是,当全国性起义胜利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才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应该很好地了解,作为革命动力的阶级力量已进行了重新组合。这一重新组合发生得很快、很复杂、很彻底。但是,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内容仍然没变,因为目前中国根本没有统一。有国民党。如果以前全中国叫中华民国,那么现在就叫国民党。本来么,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中华民国,可是每个省都有各自的主宰者。现在全中国叫国民党中国,可是每个省都有独立的国民党。五个大军阀[71]是这些“国家”的头子。除了这五个大统治者外,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统治者。有摇摆于这些大军阀集团间的小封建主、小主宰者。根本没有国家统一!不会召开任何真正的国民会议,因为参加这个会的反正都是国民党指定的人。 不推翻同封建或半封建式的豪绅土地关系紧密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有任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甚至连汪精卫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客都说,可以没收大地主的部分土地,但不能反对所有的地绅,即不能反对中世纪压迫的这些代表者。绅士是一个英语词,在中国革命文献里它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固定地指中国的官员阶层。地绅是在一定地方握有实权的人。他可以不经任何审讯把你关进监牢,他可以用竹条打你,因为他穿长袍,因为他是高等(层)人,因为他是地主。他同衙门,即同官吏相勾结,一块吃吃喝喝。以前,每个地绅甚至还有那种特权,考中之后,他就能收受任何一个村子的礼品,所有的人都应该养活他。这就是中国式的绅士。可是现在连汪精卫都不想反对所有地绅。地绅有包税专权。如果连汪精卫都不想消灭这种状况,那民族资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把农村所有的乡绅关系马上都消灭了,那它就没有任何生存手段了。为什么?因为它的一切经济来源都在农村。如果贫农,或一般说农民举行起义,夺走土地,那民族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除了工业以外,它从哪里得到收入呢。而工业还遭受着外国资本的沉重压力,发展民族工业特别困难。 在各殖民地,在土耳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现在都是从专政而不是从民主来着手的。如果它掌权,那它就采用专政方法来控制各种民主选举等事。难道能在土耳其进行选举吗?难道在国民党制度下的中国能进行选举吗?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工业总是要发展,那它必定要设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工业,才有希望抗得住外国资本的竞争。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马上就尽力设法建立牢固的政权,以镇压劳动人民的一切阶级斗争。它不能容许这种阶级斗争和民主。 我认为,关于民族改良主义——它有时也意味着民族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最尖锐、最全面地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掌声) 注释 (1)这是瞿秋白(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1]《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曾用俄、德、英、法、中、西班牙等国文字出版。1919年5月1日创刊,1943年6月停刊。 [2]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1—1964),原籍芬兰。1918年起移住苏俄并加入苏俄国籍。历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作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报告。 [3]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即1848—1849年间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3月初,巴登公国人民首先发难,革命迅速波及德国西部和西南诸邦,普遍成立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政府(即所谓“三月内阁”)。3月18日,柏林人民起义成功,迫使国王同意召开制宪议会。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但各邦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与封建势力妥协,阻止革命深入发展。统治阶级乘机反扑,革命终告失败。 [4]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指反对沙皇统治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 [5]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6]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杨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刘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两人还都是广州革命政府委员。1925年6月,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策动下,他们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被国民革命军迅速平定。 [7]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学术界迄今未取得统一认识。 [8]直隶,今河北。 [9]黄埔学校,即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这里讲的类似黄埔学校的军校,指清末北洋军阀创办的保定军官学校。 [10]袁世凯,见本卷第21页注⑨。 [11]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1926年联合奉军进攻国民军。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12]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13]《真理报》,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1919年4月22日创刊。 [14]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8年9月参加第一国际,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破坏第一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被开除。著有《上帝与国家》、《国家组织和无政府状态》等。这里的巴枯宁主义者,指无政府主义者。 [15]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e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深刻揭露了俄国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却宣扬对恶不抵抗,想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来代替沙皇制度,他的这种思想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16]上海无产阶级第一次罢工,指1919年6月上海15万工人为支援北京学生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举行的大罢工。 [17]指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8]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领袖。他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农民、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是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 [19]五卅运动,指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上万群众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帝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20]顾正红(1905—1925),江苏滨海人。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共党员。1925年5月因领导工人向厂方交涉,遭日本资本家枪杀,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21]工学商联合委员会(原名工商学联合会),1925年6月7日成立的上海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领导五卅运动的公开机关。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 [22]这十七条要求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解决“五卅案”向帝国主义提出的正式交涉条件。主要内容是:惩凶;赔款;道歉;撤换工部局总务鲁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优待工人;分配高级巡捕,华人应占巡捕全额之半;制止越界筑路;收回公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等。 [23]北京外交官,指当时北京政府派往上海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 [24]香港罢工,即省港大罢工。这是为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由香港工人发动,广州沙面租界及英、美、日商洋行工人响应,参加人数达20万,并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罢工坚持到次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 [25]第一个国民政府,指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它的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孙中山的大元帅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根据中共的建议改组成国民政府。 [26]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年7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27]3月20日政变,指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28]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戴季陶、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这批人以后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29]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30]戴季陶的小册子名《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31]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给新老右派以打击,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当时在代表中左派占了很大优势,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却于12月在上海同已被逐出广东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进行谈判,请他们回粤出席大会。结果在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右派在执监委中都占了多数。 [32]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曾代大元帅职权。当时是国民党执行委员。 [33]熊克武(1881—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率部由湘西入粤,因有与陈炯明联络之嫌,被捕入狱,至1927年春始被释放。 [34]罢工委员会,指省港罢工委员会。 [35]张作霖,见本卷第15页注④。 [36]郭松龄(1884—1925),字茂长,奉天(今辽宁沈阳)人。奉系将领。1925年11月,暗中联络冯玉祥,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从滦州举兵讨伐张作霖,进攻到沈阳附近。因日本军队干预,12月13日兵败,被张作霖杀害。 [37]5月15日会议(1926年),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利用这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 [38]上海事变,指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政变。 [39]1927年1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汪精卫任主席,称武汉国民政府。 [40]这里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共江浙区委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41]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42]谭延闿(1880—1930),湖南醴陵人。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5年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 [43]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44]夏斗寅,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1927年5月17日在宜昌叛变,联合杨森等部,由宜昌东下切断长沙、武昌的铁路,进攻武昌。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于19日将其击退。 [45]许克祥政变,即马日事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兵于5月21日晚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等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这一事件又称马日事变,或马夜事变。 [46]李济深政变,指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 [47]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决定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48]谭平山,见本卷第20页注③。 [49]这里讲的是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分共”以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走到一起了,即所谓“宁汉合流”。 [50]这里指贺龙和叶挺指挥的八一南昌起义。 贺龙(1896—1969),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1926年10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 [51]武汉政变,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分共”的反革命政变。 [52]1927年8月,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迫宣布下野,9月赴日本。同年12月回国。 [53]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后期首领。1924年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1926年冬所部主力被北伐军打垮,后投靠奉系军阀。 [54]李宗仁(1890—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国民党桂系首脑。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西征军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55]这里指张发奎对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群众实行的血腥镇压。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粤军独立旅旅长。1925年7月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1月,第十二师扩编为新的第四军,他任军长。6月,再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同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 [56]1927年9月初,当时统治广州的汪精卫,担心桂系军阀黄绍竑的势力伸展到广东,派张发奎、黄琪翔统率的第四军回粤挡截黄的军队进驻江北,演成双方直接交火。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927年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随张发奎南下广东,从李济深手里夺取了广州的控制权,1928年初被李济深联合黄绍竑的桂系部队击败,出走香港。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新桂系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同时任广西省主席兼留桂军军长。1927年8月,曾督派桂系部队开赴粤北对南昌起义军实行堵截,随后又与李济深联合打败了张发奎和黄琪翔。 [57]指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 [58]教导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这个团在团长叶剑英率领下参加了1927年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起义。 [59]铜鼓,应译作东莞。 [60]张太雷(1899—1927),江苏常州人。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出席“八七”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广东省委书记,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 [61]即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苏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 [62]李福林(1874—1953),广东番禺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广州起义时,李命令其驻守西江、北江的部队返回广州,镇压起义工人。 [63]机器工人协会,原名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后改名为广东机器工会,是国民党利用的工具。1926年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协助反革命政权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年12月参加镇压广州起义。 [64]黄金荣,上海滩的流氓头子,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刽子手。 [65]新北伐,指1928年蒋介石“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 [66]红枪会、天门会,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结社。见本卷第15页注⑩。 [67]指当时已经到期的中日商务条约。 [68]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北京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12国驻华使节参加。北京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1929年1月1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实行加税。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69]1927年8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70]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71]当时作者所说的五个大军阀,指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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